高允听说这件事后，不无担心地对着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儿差错，恐怕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灾祸，我们这些人不会幸免。”
踌躇满志的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太子拓跋晃表态支持。构思不错，经史石碑不仅仅是北魏帝国的文化形象工程，也确实能够起到推动文化建设发展的作用。
朝廷派人从邺城取石虎时代的“文石屋基”60枚，运抵平城，把《国史》
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的神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工程共用劳力三百万。
西郊祭天坛是拓跋联盟祭祀神灵的地方，鲜卑王公、胡服勇士、女巫牧民，没有一人不到这里礼拜天地神灵。国史石碑立在那儿，摆明让拓跋贵族们看到，让他们学习汉学。
石碑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北中国大地人头落地，鲜血翻滚。这块石碑到底镌刻着什么？记载了多少见不得人的隐私？为什么一向谨慎、聪明的崔浩忽然失策？
石碑早已被毁，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北朝史书讳莫如深，南朝史书只言片语。有一点确认无疑，崔浩把拓跋鲜卑人说成是汉将李陵的后代。
崔浩搞改革，企图恢复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拓跋鲜卑人怎么办？他们可是胡族征服者，胡族怎么可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呢？他们的地位何在？他们的利益怎么保证？
如何才能体现鲜卑贵族的尊贵和确保他们在新体制的利益，崔浩煞费苦心。编修国史时他玩了一个花招，将拓跋氏定为汉将李陵后代，拓跋部落联盟时代依附于拓跋部的各部酋长祖先成为追随李陵投降匈奴的汉人部属。李陵是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祖先是秦朝大将李信，将门世家，曾率五千步卒孤军深入大漠，遭遇匈奴大军，力战而降，在匈奴娶妻生子，客死蛮乡。
拓跋氏是李陵的后代，自然成为汉人的高门望族。崔浩高明啊，实在是高，这么离奇的故事也能编造得出来，难怪对变革信心满满。谁知弄巧成拙，鲜卑贵族不买账，拓跋人是匈奴的征服者，怎么会成为汉人降将的后代。
石碑立在去祭天坛的交通要道上，不仅鲜卑人，来来往往过路的各族人看见后，都以此为谈资。北方鲜卑人人人愤怒，鲜卑贵族们争相向拓跋焘说崔浩的坏话，认为这是暴扬国恶，国史之案由此爆发。暴扬国恶不过是个借口，背后隐藏的是胡人与汉人巨大的利益争夺。
汉化方向无疑正确，拓跋焘灭佛、修史，用心明确。但是，崔浩制定的政策太过偏颇，门阀制度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打击一大片，怎么能得到人们支持，况且当时鲜卑帝国仍处在相对野蛮的状态下。矛盾必将爆发，编修国史一事将一腔壮志的崔浩送上断头台。
拓跋焘一向严断，果于诛戮。眼见父皇的愤怒失去理性，太子拓跋晃知道崔浩完了，编修国史的大臣们也要跟着遭殃。善良的心性使他不顾自己尚卷在旋涡之中，向旁人伸出援助之手。他要救的人是谁呢？
实话实说的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渤海高氏是北方望族，高允从小有志气，为人大度。
崔浩的父亲崔宏曾经预言高允必为一代伟器。少年时父亲去世，高允放弃家财出家为僧，法号法净。不久在家人劝解下还俗。高允喜好读书，最喜欢读《春秋公羊传》，曾经肩挑一担书，千里求学。孜孜不倦的学习使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
高允通晓天文历法，却从不推算。游雅是高允的好朋友，多次就灾变询问。高允说：“阴阳灾变，很难明知，即使知道，害怕泄露天机，还不如不知道。
天下值得探索的道理很多，何必偏问这个。”049高允大器晚成，四十多岁才进入朝廷做官，拜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从此在中书侍郎的位置上一待二十七年。高允教太子拓跋晃国学，太子对才学渊博的师傅格外尊重。
北魏编修国史，高允兼着作郎，成为崔浩编修国史的副手。高允对崔浩选用汉官一事急躁冒进提出的警告、对国史石碑表现出的担忧全部成为事实。
拓跋晃找到高允的时候，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高允跟着去了太子东宫，晚上不让回家，宫里留宿。
次日破晓，晨光熹微，拓跋晃领着这位师傅一同乘车入宫。走到宫门，拓跋晃神情紧张地说：“我们进去拜见至尊，我自会引导你说话。一旦至尊有什么话问，你只管照我说的话去回答，千万别搞错了！”高允见太子一脸严肃，莫名其妙，忙问：“出什么事了吗？”拓跋晃说：“一会儿进去就知道了。”
二人入宫，参拜完毕。太子开门见山，对拓跋焘说：“高允做事小心审慎，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的一切均由崔浩主管制定，我请求赦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冷冷地注视着高允，问道：“《国书》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
高允一下子全明白了，东窗事发，预言成真。殿内阴森肃穆，太武帝严峻冰冷，让人毛骨悚然。一夜过去，拓跋焘愤怒的表情仍然没有半丝消除。
高允缓缓回答说：“《太祖记》由前着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今记》
是臣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崔浩兼事很多，总裁而已，并未亲自写多少，至于撰写工作，臣做的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龙颜大怒，大声呵斥道：“高允之罪大过崔浩，怎么能不死！”
“啊？”太子拓跋晃吓一跳，惊恐失色，心道你胡乱说些什么呀，怎么嘱咐的你，不想要命啦！连忙为高允辩解：“父皇天威严重，高允小臣，被父皇吓得惊慌失措、失去理智、语无伦次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说全是崔浩一个人干的。”
拓跋焘又给了高允一次机会：“真像东宫所说的那样吗？”
高允一脸平和，静静回答道：“臣罪当灭族，不敢用假话欺骗陛下。太子因为臣很久以来一直在身边侍讲而可怜臣的遭遇，想放一条生路。实未问臣，臣也没有说过那些话，不敢迷乱胡言。”
找死，纯粹找死！世间有人喜欢找死，就像高允！
可世界非常奇妙，找死的人往往死不了，就像高允！
拓跋焘转过头来对太子说：“正直啊！人情所难，高允却能做到！临死不易辞，诚信也；为臣不欺君，忠贞也。其罪特赦，还要加以褒扬。”
很多人认为高允憨厚诚实，说了实话才保住一条性命。高允在北魏帝国历太武帝拓跋焘、隐王拓跋余、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冯太后和孝文帝元宏五朝，经过无数大风大浪、宫廷阴谋、朝局变幻，官越做越大。历代皇帝、鲜卑贵族、汉人豪强、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人说他坏话，均倚为栋梁，这不是一个憨厚诚实可以解释的。
伴君如伴虎，那要看怎么做。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做官有做官的原则。做官必须做到为民无私，如果为了荣华富贵，这个官不做也罢。有私心，会患得患失，从而招来灾祸。站队不是很重要的事，世事变化无常，今儿站对了，明儿站对了，难保后天、大后天还能站得准。
高允这艘小船在惊涛骇浪般北魏帝国的朝局中，向着唯一目标稳稳航行而不覆，自有他为人处世做官的奥妙。
有人认为高允不识时务，缺乏权变。高允心机之深沉，事故之练达，在北魏国大臣中首屈一指，翟黑子事件足见高允料事如神。
北魏法律对受贿者刑罚严酷，赃三匹皆死！
辽东公翟黑子深得拓跋焘宠信，奉命监察并州，接受当地官员一千匹绢布贿赂。高允在百官之中颇有人缘。事发后，翟黑子向高允讨主意：“皇上问起这事，我该实话实说呢？还是死不认账？”高允回答道：“公帷幄宠臣，犯了罪该自首，这样或许会被皇上赦免，不能再次欺骗皇上。”翟黑子的亲信们不同意：“怎么能说实话，皇上最恨贪污，一匹布就治罪，何况一千匹！不能坦白！”翟黑子顿足捶胸，埋怨高允：“君为何要诱我入死地！太虚伪啦！”
翟黑子与高允绝交，入宫拜见拓跋焘，死活不承认收受贿赂的事。拓跋焘大怒，立斩翟黑子。
太子拓跋晃百般揣摩拓跋焘的心思，他不懂，高允懂，可以看透拓跋焘的灵魂。国史案后，拓跋晃责备过高允：“人要懂得见机行事，人不知机，研究学问干什么呀！我替你开脱死罪，引导你说话，怎么不听呢？把至尊气成那样，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高允对太子说：“史官就是要直笔，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为将来诫。这样，人君才会心生畏忌，做事才会谨慎。崔浩辜负圣恩，私欲盖过廉洁，爱憎掩盖公直，才有此祸。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算什么罪过？臣与崔浩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臣蒙殿下再造之德，违心说假话，那才是不应该的！”
高允看似木讷，其实洞察世事，心机深沉。他清楚看出，崔浩之罪并不是书写国史失当，而是平时为官过于贪婪，对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的爱憎过于分明，对己不能廉洁自律，对人不能一视同仁，这样就让人怨恨。
拓跋焘绝非因国史一事诛杀崔浩，而在于崔浩破坏了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之间的势力均衡，被鲜卑贵族抓住劣迹把柄，如不杀崔浩，会引起政权动荡。
至于为什么不顺着太子的意思开脱自己，高允没有对太子说实话，但他私下里对别人说的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不听东宫引导，恐怕辜负了翟黑子。”翟黑子欺骗拓跋焘被杀，像这样的明君不能欺骗。翟黑子用生命证实高允的判断，高允怎么可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高允依靠诚实和洞察力逃过拓跋焘制裁，而崔浩在劫难逃，两位北魏名臣的结局可谓云泥之别，原因何在？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两人的性格差别在哪里？北魏的汉化改革路在何方？
百世门阀，富贵成空
拓跋焘召崔浩及编修国史的官员进殿，冷冷地把大臣们罗列的一条条罪状抛了出来，素来脾气暴躁的拓跋焘面目狰狞，神色可怖，大发雷霆。机警过人、神机妙算的三朝老臣崔浩面对种种责难恐慌迷惑，身战股栗，无言以对。
人家的指责哪一条不是事实？着作郎崇钦以下官员伏地流汗，心胆俱裂，面无人色。倒是高允据理陈说，逐一申辩，条理清晰。
拓跋焘见崔浩无话辩解，更加恼怒，狂躁的性子发作，暴怒地吼道：“高允！拟诏！崔浩及宗钦、段承根等编修国史的官员、僮吏皆夷五族！”
高允退下去拟旨，半天不见动静，拓跋焘一次又一次派人催促。高允犹豫再三，迟迟不肯落笔。他知道，编史的官员连僮吏算上，将有一百二十八人，这些人全部夷灭五族，那可是近万人！
拓跋焘具有大英雄主义的情怀，看不惯猥猥琐琐的人。崔浩朝堂的表现不仅给了攻击者以口实，一瞬间让拓跋焘也失去了平常对崔浩的欣赏和好感，竟然迁怒于僮吏和家属，上万人被诛杀将成为北魏开国以来第一大案。
高允下定决心，不顾自身安危，转回殿去，奏道：“崔浩之罪，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原因，臣不敢多说。仅仅是因为冒犯皇族，其罪不至死。”拓跋焘震怒的情状可想而知，脸都绿了，命令殿内武士逮捕高允：“把他给我抓起来！抓起来！”
太子拓跋晃跪倒在地，苦苦求情。半晌，拓跋焘怒气平息，叹了口气说道：
“没有此人，另外将有数千口死。”
高允与拓跋焘的对抗是一场理智与冲动的较量，最终理智占据上风，这源自高允的智慧、风骨与节气。
崔浩曾经对游雅品评高允说：“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欠缺的是刚毅的风骨和矫矫风节。”高允给人印象，才华玉韫珠藏，外表温和柔顺，说话慢慢腾腾。游雅和高允四十年的老交情，从来没见他有过喜怒哀乐之色。所以游雅对崔浩的品评深以为然。但是，国史一案最终改变了游雅和群臣对高允的认识。
崔浩的罪责能够拿到台面上的无非是些编修国史一类的纤微小事。崔浩在拓跋焘冲天震怒斥责之下，恐慌迷惑，声嘶股栗，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们伏地流汗，面无人色，最终淹灭在拓跋焘怒海之中。只有高允辞气不屈，将一件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这难道不是所谓刚毅的风骨吗！
国史之狱，鲜卑贵族借机报复中原士族。清河崔氏一门，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北方豪门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被灭族。编修国史的一百二十八名大小官员僮吏被斩。鲜血笼罩北中国，文明冲突又一次引发一场空前残酷的大屠杀。
漫天的风沙淹没了平城古道，白发皓首的崔浩手握囚车栏杆，头发蓬松，身板硬硬地挺着，已经从前些日子的惊惧中回过神来。他问心无愧，为了理想献身是每一个英雄的荣誉。
弥漫山泽的牛羊、堆积如山的财货，衣则重锦、食则粱肉的荣华富贵已如053过眼云烟。几十个鲜卑士兵站在囚车上，向崔浩头上撒尿，嗷嗷呼叫着，尖锐叫声穿透风沙，路上行人听得清清楚楚。
人的灾难从何而来？来自人与人的矛盾，来自民族与民族的矛盾，来自国家与国家的矛盾。“八王之乱”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场的战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北方人民没有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拓跋焘一统北方，让人民再次看到和平曙光。鲜卑贵族缺乏文化，没有统治经验，农耕地区的人民要靠汉人管理。崔浩治理国家过于激进，急于将鲜卑人纳入中原地区传统文化体系。中原的土地大多由汉人豪强控制，牧牛放羊的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利益又在何处呢？他忘记了老子的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激进变革只会让事情变糟，但若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壮志，人类进步又怎能日新月异。
崔浩事件是野蛮对文明的践踏，是野蛮人的一场胜利。北魏统治者最终会明白，单靠纯朴风气和勇敢精神，不能构建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国家统治不会长久。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崔浩期待的文化大一统的门阀社会在孝文帝手里得以实现，那时的鲜卑贵族们争相自诩属于李陵子孙。
人们提起英雄，总会津津乐道那些在千军万马、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的将士。而顽强不屈的读书人也是撑起华夏民族精神脊梁的英雄。崔浩为儒家文化献身的勇气值得称赞，但他为创建文明动用的武器却是促进社会不公平的门阀制度，失败早已注定，孝文汉化最终也丧败在门阀制度之下。
两天后，拓跋焘北巡阴山，有人带来北部尚书李孝伯病重的消息，传言说他过世了。拓跋焘随口叹道：“李宣城可惜！”不一会儿，又改口说：“朕失言了，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可见，杀死崔浩让拓跋焘陷入了深深懊悔之中，他原本可以将这一事件处理得更加合理。血腥只会让人民学会血腥，恐怖只会让人民习惯恐怖。
家不和，外人欺。北方鲜卑贵族与士族豪强的内乱撩起南朝收复中原的万丈雄心，宋文帝刘义隆倾国之兵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元嘉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