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校长的愤怒突然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正坐在一年三班的教室里，批改那些学生作业。太阳忽然被一片很薄的云遮住的景象没有引起我的警觉。操场上的突发事件，我没有一丝预感。我的右眼倒是跳了三跳，可我的眼睛它经常跳，它已不能向我准确地预报吉凶祸福。操场上蒸腾着孩子的欢叫声、奔跑声，这些声音盖住了一切。包括我的学生在校长的夹持下挣扎的脚步。在被拖拽着去校长室的路上，他甚至大喊着向我求助。但因他的喊声没能顺利地发出而没有被我听到。
当一个女生气喘吁吁地向我汇报她在操场上看到的可怕事情，那40本作业我已经批改完了三分之二。我从教室向校长室跑。我突然觉得腿用不上劲，觉得地面给予我的反弹力不够。我看见一把剪刀跑在我的前边，它的速度比我快。我知道我注定追不上它。但我却没有放弃追赶它。在这个关键时刻，操场上水泥的地面不知何故变得软绵绵的，它不但没有给我助推，反而施加是拖拽，这使我的奔跑速度比平时更慢。
当我终于跑到校长室的时候，跑在我前边的剪刀，已经先到了至少5分钟。一把剪刀在5分钟里能剪断很多东西。我冲进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剪刀忙了5分钟之后的现场。男孩被按在一把大人的椅子上，两只小脚在空中悬着，正在徒劳地相互搓着。脖子上围着白毛巾，上面已经落了一层黑色的头发。高瘦的校长，白着一张脸，衣服几乎看不出性别。她手里握着一把理发的推子，正开足马力，推土机般地把男孩的头发推下山坡。我看见那些头发哭叫着、翻滚着跌落下去。男孩嫩白的头皮露了出来，像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哺乳动物的幼崽。它们暴露在光线下是很危险的。它们必须藏到窝巢里去。孩子的肩在不停地抽动，眼泪和头发一起纷纷飘落。当男孩看见我时，才敢发出哭声。这个哭声显然是打扰了校长的工作，致使她手里的动作出现了磕绊。
“不许哭！”她一边加快手里的动作，一边企图用严厉的、爆发性的命令扑灭这个忽然升腾起来的哭声。
哭声没有停止。男孩知道我已经救不了他，但我能支持他哭泣。
我从这突然的哭声里，知道我虽然来迟了，不能保住那些与生命相关的头发，属于孩子身体一部分的头发，但我能使他在一把推子的碾压下，减轻恐惧，甚至是敢于表达消极的反抗。
我站在门口，没有说话，也没有离开。我从男孩突然的哭声里知道了我站在这里的意义。其实我不愿站在这里，目睹一个美丽的男孩被一剪一剪剪成一个监狱里的光头囚犯。我离开或闭上眼睛并不能阻止罪恶。看与不看，仍在继续。我至少能减轻孩子的恐惧，甚至能和孩子一同形成一个消极反抗的力量。这个力量虽不能左右局面，但能证明这种反抗的力量它存在！
我觉得站在校长室门口的时间十分漫长，长得在我的心里有一块东西凝成了固体。这块坚硬的在几分钟里形成的硬块，是我对校长的仇恨。当两年后，又一件我认为的罪恶发生时，终于导致了我的愤然辞职。我逃走了，我闭上了眼睛，我等于从校长室门口转身离去，我等于抛下了正在被野蛮剃头的男孩。
孩子放学回来，将一张纸条递给我，上面写着开家长会的时间。我怎么敢去学校。怎么敢和那不知对我的孩子的发型持什么观念的老师坐得那么近。那个老师是女的，我在校门口看见过。她像我年轻时的校长，瘦高而且白着一张脸。我见到这样的女人就不喜欢，至少是引起了我的不舒服。
我决定不去开家长会。我担心她见到我会跟我说起孩子的头发。我也写了一张纸条，由孩子捎去。我说我不巧在那天出差，票已经买好了。有什么事请写条，我一定照办。
结果捎回来的纸条上写着：建议理发。下面还有一个建议，是建议我的儿子留级。也许那老师认为这个建议更为重要，就加了说明：李九五已经跟不上二年级的学习。这样上三年级会更糟。为了说服我，她用期中考试的名次来作为依据。她说全班60名学生，我的儿子排第58名。我拿来那考试成绩一看，就给老师回了一张条：我写了四句话。第一句，考试排第58名不是头发造成的。第二句，他考80分已经不少了。我已经奖励了你的这个倒数第三的差生。第三句，他不可能留级。因为我不同意，他也不同意。第四句，我决定给他转学，转到一个80分不认为应该留级的学校。
把头上一下子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了的孩子带回教室。他一边走一边哭泣。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光头孩子听完我的秘密后终于笑了。我其实只是告诉他，头发还会长出来。谁也无法阻止它生长。
孩子不哭了之后，我并未轻松。这事没有完，甚至是刚刚开始。还有一关我要过。那就是放学时男孩与他母亲在校门口的相认。
那一定是一个依赖于依据的母亲，是个善于在孩子身上做记号的母亲。她的女儿在三年级，我见过那个女孩。她的辫子跟哪个女孩的都不一样。有一天，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她的辫子是四股的。这就使它有别于别人的三股的辫子。四股的辫子看上去更像麦穗。梳着麦穗辫子的女孩是她的女儿，而梳着蘑菇形发型的是她的儿子。她在自己的孩子的头发上偷偷地做了醒目的标记。她是个十分恐惧丢失自己孩子的女人。她能看到别的女人看不到的可怕景象。能从事情一开始就看到结局。她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男孩的母亲辨识的能力要差，她必须依赖醒目的标记。而现在，这个她的标记被残忍地铲除了。她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就算认出了，她也会十分恐惧。在她的眼里，这个孩子已经受了重伤。她的标记已被她视同孩子身体的一部分。她的标记里布满了血管。在孩子的头发里，流着我们看不见的血。我只看见了男孩嫩白的头皮，在阳光下，像个没有隐藏起来的刚刚产下的蛋。它处境危险，谁都可能把这个没有藏到草窝里的蛋弄坏。
我走在前面，身后跟着那40个穿相同衣服的小孩。我要在校门口，将这些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他们的父母的手里。因为孩子的衣服一样，父母很难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在这里协助完成，那每天放学的校门口，将是一片混乱。每天，他们都顺利地互相认出并找到了。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父母，站在那里，是无法认出自己的孩子的。他们的目光十分迷茫。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个最佳位置，以使自己醒目一些，他们这样做，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找到自己上，为孩子找到自己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因此，他们在校门口挤作一团。每个人都想站到前面，每个人都想为孩子提供便利。在混乱的校门口，不是父母在认领孩子，而是孩子在寻找父母。父母是不穿校服的，父母的头发很不同。父母的标记还残存着。辨认父亲要难一些。男人相同的地方太多。而辨认母亲要容易一些。她们的头发有的是长的，有的是短的，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紫色的……她们去染头发，实际上是给自己涂上鲜明的标记，为孩子快速找到自己奠定基础。她们在屈服校规之后，只好在自己身上做记号了。她们站在校门口，心里是很自信的。头发的弯曲自己的孩子是认识的，粉色的毛衣孩子更是熟悉。一个母亲如果刚刚改变了头发的颜色，再穿一套从未穿过的新衣，她站在学校门口，一定是恐慌的。
我注意着王辉和他母亲在校门口的相认。当男孩跑过去抓住她的衣襟的时候，她把惊恐疑惑的目光投向我，我则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我知道她对我的怨恨将会消除。我所承担的责任只是无力保住她的记号。我不是破坏者，也不是破坏的同谋。
那可真是个百折不回地做记号的女人。第二天，在孩子光光的头上，几乎无法停落一粒灰尘的头上，我看见了这个智慧的母亲在一片瓦砾上的建筑：一顶白色的小帽子。我对这顶小帽子又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我允许他上课也戴着。我想通过对这顶帽子的支持，以弥补我对那些头发的保护不力。
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这个母亲的脆弱和坚忍。她与孩子的母子关系除了血液、嗅觉、听觉，还需要视觉，而她的视力不好，她需要那种十分醒目的标记。她依赖这些感觉维系与孩子的联系。这是几条绳索，她紧紧地抓着绳索的一头，而将另一头系在孩子的身上。如果哪根断了，她就会立刻修补。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她手里的这些绳索早晚都得断，她修补的耐力和激情还能持续多久。
我看见她以一个母亲的力量在与学校较量。我不认为她输了。虽然校长差不多是连根剃去了她的孩子的头发。当学校增加了与学生联系的附加条件之后，她也在增加着自己与孩子联系的附加条件。他们相持着，不分胜负。其实，学校所做的一切，同这个母亲所做的一样，学校也在学生的身上、头脑里做着标记。学校一般很少遇到对手，几乎所有母亲屈服了，她们把孩子交出去，任学校修改，甚至重塑，最后面目全非。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反动力量，她的力量微弱，但她没有屈服，更没有放弃。我知道现在这场较量还没有分出胜负，但我知道结局。我对这位注定要失败的母亲充满敬意。
现在，我站在一所小学校的门口，等待我的被我做了记号的儿子从门里走出来。回家的路上跑着疯狂的汽车，世界已被橡胶轮胎侵占，已经没有一条供儿童安全通过的回家之路。
二十年了，学校的面目没有变化。校服仍然是红色、蓝色、白色，以及这三种颜色的不同组合。质地仍然是那种最不适合做衣服的尼龙。它们永远不坏，易于洗涤，灰尘在尼龙纤维上找不到抓手。但尼龙夏天吸热，冬天不能抵抗寒风。它们其实不是衣服，仅仅是一些颜色。它们就像食物中的树皮，树皮不是食物，但它们也曾被装入胃里。
我从来不往门前挤，我躲在众人的背后，我怕被走在一个队列前面的哪个老师看见。我怕跟她说话。我怕她跟我说话。我怕她忽然说起我儿子的发型。我不想惹出这个话题，我想保持沉默。
远远地，透过人缝，我一眼就看见了走在队列里的我的孩子和他的蘑菇状的头发。还有他的头发上流连不去的光亮。
我站在许多父母的身后，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个隐身人，是这个操场、这个教学楼的反动势力。我是我的孩子的基地，是他的航空母舰。同时，我也是单枪匹马，我胜利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不甘心没有交手就放下武器，我是个顽固的敌人。
如果我收到学校传来的“建议理发”的字条，我马上就带着孩子转学。这个学校，已经是我找到的第三个学校了。我的孩子的标记得以保留到了四年级，是我带着他不停地转学。我期望这所刚刚转入的有一个男校长的学校，能使我的孩子带着我的标记读完小学。我希望男校长是个粗心的人，是个工作不认真的人，是个不完全剥夺学生家长的人，是个允许对手带着武器的人。
我每天隐藏在众多父母的身后，迅速抓住向我跑过来的孩子。在被汽车挤得很窄的人行道上，我不敢松手；在没有汽车的操场上我仍不敢松手。我抓着我的孩子，我觉得我还没有失去他。但我的心里，没有一天不恐惧。孩子在长大，我感到他的手腕在变粗，而我的掌握仍然是那么大，我觉得越来越抓不住他了。只要他稍用一点力，就能从我的手里脱挣出去。
有一天，我发觉手里的孩子的手腕十分无力，它搭在我的手里，像是受伤的下垂的鸟翅。我知道有事了：是老师让你剃头了吗？没有。他的语气是那种还有话没说。那你为什么不高兴？他说学校要开运动会了。我说开运动会不是很好玩吗？他说不好玩。我问为什么不好玩。他说他不能参加检阅。我问为什么不能参加。他说老师说不知道应该把他放在哪个队列里。放在男生队列里，他的头发像女生，放在女声队列里他又是男生。他说当所有的同学在操场上练正步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我问他你非常想参加检阅吗？他说想，然后又说不想。
我停下脚步，确实是犹豫了一下，然后领他去了一家理发店。
两天后的运动会，我的孩子参加了检阅队。我和很多家长站在操场的外圈观看。我看见红色的方块、蓝色的方块、白色的方块——我知道我的儿子就在那些鲜艳的方块里。可我怎么也找不到他，我只看到了移动的、迈着正步的彩色方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