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低下头，看不见自己的脚尖的时候，我肚子里的入侵者已长到了至少八个月。他凭靠强健的长腿，跑在了一个军团的最前边。他抢到了那个唯一适合人类居住的穹顶大房子，进门后就把门关死了，不理会后来者的哀求、怒吼和威胁。
这个乘我不备，擅自闯入的生命令我恐惧。他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长出大的还有小的枝杈。当他长成一株荆棘后，如何能从我的肚子里出来？
这似乎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轻易地计算完了这道类似于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问题。但当这个十分简单，答案也早已给出的算题放到我面前时，我仍紧张不已，甚至怀疑那个被无数人验证了的解。
这不可能！这是我的质疑。我的依据是巨大的肚子同细窄的产道之间悬殊的比例差。它接近一条蛇和一头大象的比例。我只要把这两个规格的东西放到一块一想，立刻就头晕，如同面临一个酷刑。
已有那么多的人证明了蛇可以吃了大象，而且是整个吞，不咬碎。只有极少数大象卡在蛇的身体里，上不去也下不来。最后蛇死了大象也死了。
我就是那个吃不了大象的蛇。这是一个咒语，它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停落在我的头上时，我只有十二岁。我将难产并因此死掉。这个黑影尾随着我，笼罩着我，寸步不离。
我害怕长大，也就是害怕死亡。我像传送带上的罐头，被推动着向前。而前边是什么在等待着我，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只能努力向后挣，我生命的几乎所有力量都被我征集用来抵抗生命的前行。我在二十几岁仍梳着儿童的发型，说天真的话，不去想迫在眉睫的结婚那码事。
我的婚姻含有一部分被逼迫的成分，我的怀孕更是因为受到了恐吓。我感到被人从后背猛推了一把，就掉入了那个咒语的黑色中心。
我将如何从这个黑洞的底部爬出？我能否再见到阳光？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活下去！
首先，我想找到一些支持，找到同我一样害怕甚至恐惧生育的同路人。我去公共浴池洗澡，在那里可以撞见怀孕的女人，还可以有机会交谈。每看到一个，我都凑过去，先问人家，几个月啦，知不知道性别，然后问，你害怕不？她们一般对我说的“害怕”一词不知所指，也就是害怕不在她们的思维里。我至今记得一个十分年轻的孕妇，她的脸上稚气未消，不会超过二十岁。她在回答我的关于害怕的提问时，用了一个反问句：害怕什么？她很吃惊我提这样的问题。这说明这道算题在她是再简单不过了。她妈妈早已求出了解，她对答案深信不移，认为没有再演算一遍的必要了。在自己面对这道题时，将现成的答案抄写一遍就行了。这还说明我是个痴呆儿童，对于聪明的同学怀着无奈的敬仰。
看来我较常人在某些方面的能力要低得多。大多数女人能泰然面对的一件事，在我却是个天大的灾难。在这方面，我是个弱智。2加2等于几？对于一个严重智障的孩子来说，将困扰他的一生。而我终于知道困扰我的问题也十分简单。
我从那个将我吞没的黑洞中向外爬行的第二步是在黑暗中寻找可供我采踏的凸凹或石头。
到了预产期，虽然肚子里还没有什么动静，我就收拾好东西，徒步走到医院，要求住院。医院在我看来就是一块大石头，是唯一帮得上我的石头。我必须提前来到这块石头的身边，我的手触摸到了石头，我的心才能正常地跳动。它是我能否越出那个童年咒语的关键。
在那些等待的时间里，我同院长谈了两次话，我建议她在我的肚子上开辟出一条宽广的道路，让困在我肚子里的那个人，大踏步地走出来，废弃那条狭窄的小路。
当手术的前一个小时，院长（她主刀）还来到我的房间，又问了我一次有没有信心生，她是指那种自然生产。我摇了摇头，她便去做准备了。去准备一把开辟道路的工具。很多人是先走那条小路，当怎么努力都走不过去时，再折回来踏上我选择的大路。这些女人的力气和信心都让我望尘莫及。
当我从麻醉的泥淖中挣扎着走出来，看到的是结束了战争的战场。我活了下来，成功地从那个死亡咒语里冲了出来。我一定是受伤了，不然我的肚子为什么那样疼？我为什么躺在床上不能动？我的刚刚恢复知觉的手找到了我身上的伤口，它已被包扎，并被压在了一个沙袋的下边。我的伤口已被掩盖，穿上了又白又厚的衣裳。
我是被从战场上抬下来的幸存者。那实际上是我对自己的战争。我的敌人是我。我成功地将她麻醉了，在她暂时闭上那双惊恐的眼睛的短暂空隙里，我用一把刀，解决了困扰了她三十年的事情。
在小学以至中学，我怕上体育课的跳马。那是一匹木马，很不像。没有头，只有四条腿。也许腿是马的头。作为一匹马，确实不需要头，速度、跳跃、转向，都是马上骑手的头的事情。马的头从来没什么用。马用腿来思考和表达。在这样的一匹马的面前，我们排成一行，一个个地从那没有头的马上越过去。别人似乎没费什么事就过去了，只有我惧怕那匹马。我不知是怎样，在那里得知，我跳不过去，我永远跳不过去。但我也像别人那样助跑，拉开一个跳跃的饱满姿势，在该起跳的一刹那，我突然改变方向，从那马的身边绕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