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起生平简介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后世把他和孙子连称“孙吴”，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书》，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吴起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曾经在孔子弟子曾参门下求学，在鲁国为臣。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吴起的得势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一时流言四起。鲁国有些人在鲁王面前中伤吴起说：“吴起是个残暴无情的人。他小时候，家资十全，他想当官，从事游说活动没有成功，以致家庭破产。乡邻都耻笑他，吴起就杀了30多个诽谤他的人。逃出卫国而东去。他和母亲告别时，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此后他就在曾参门下学习。过了不久，他母亲去世，他竟然没有回家。曾参为此很鄙视他的为人，和他断绝了关系。吴起这才跑到各国，学习兵法奉事鲁君。鲁君对他有怀疑，他就杀了自己的妻子以争取做将军。鲁国是个小国，一旦有了战胜的名声，就会引起各国都来图谋鲁国了。而且鲁国和卫是兄弟国家，鲁君用吴起，就是抛弃了卫国。”鲁君因而疑虑，就辞退了吴起。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奉事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克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田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魏文侯就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5座城邑。
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就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部阳一带）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并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郑（今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这一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凡能身着全副甲胄，执12石之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约今30公斤），背负矢50个，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即可入选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并对“武卒”严格训练，使之成为魏国的精劲之师。吴起治军，主张严刑明赏、教戒为先，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曾斩一名未奉令即进击敌军的材士以明法。
吴起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事后大哭起来。别人说：“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他又将死到那里了，所以我哭。”
魏文侯死后，吴起继续效力于他儿子魏武侯。武侯曾与吴起一起乘船顺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他说：“国家最宝贵的是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今湖南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但不讲求德义，大禹把它消灭了。夏桀所处的地方，左边有黄河和济水，右边有泰华山，伊阙（又名龙门山，在今河南洛阳南）在南，羊肠（在今山西晋阳西北）在北，施政不讲仁爱，商汤将他流放了。殷纣王的国家东面有孟门（古隘道名，在今河南辉县西），西面有太行山，常山（即恒山，在今山西洋源县东）在北面，黄河在南面流过，地势也无比险要，但施政不讲道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治理国家在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君主不讲德行，就是一条船中的人也都会成为敌国的人。”武侯说：“你说得很对。”吴起治军主张兵不在多而在“治”，曾严格考选步兵，创建有战斗力的常备军“武卒”。
吴起任西河的守将，威信很高。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可是最后却任命田文（魏贵戚重臣）为相。吴起很不高兴，他向田文说：“请你和我比一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领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牺牲，敌国不敢图谋进攻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各级官员，亲附人民，使财力充裕，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地区，使秦军不敢向东扩张，韩国和赵国都尊从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而你的职位都比我高，这是为什么？”田文说：“国君年少，全国忧虑，大臣没有亲附，百姓还不信赖，在这个时候，是由你来任相合适呢？还是由我来任相合适呢？”吴起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应该由你来任相。”田文说：“这就是我所以职位比你高的原因。”吴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任相，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公叔对吴起非常畏忌，便想害吴起。他有个仆人对他说：“吴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说：“怎么办？”仆人说：“吴起为人有节操，廉洁而重视声誉，你可以先向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明的人，我们魏国属于侯一级的小国，又和强秦接壤，据我看，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武侯必然要问：‘那怎么办呢？’你就伺机向武侯说：‘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故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愿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了。’然后你再把吴起邀到你的府上，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慢你。吴起看见公主那样轻贱你，他想到自己也会被轻贱，就会辞而不受。”于是照计行事，吴起果然看见公主轻慢魏相就辞谢了武侯。武侯因而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很能干，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破除纵横捭阖的游说。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因此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原来楚国的贵族都想谋害吴起。到楚悼王死后，公族责成和大臣叛乱而攻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全部杀了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
吴起在政治、指导战争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深化为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48篇，已佚，今本《吴子》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在《料敌》篇中强调了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并且具体指出了处于6种情况的国家，不可轻易与其作战。他懂得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应变》篇具体论述了在仓促间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战法和胜敌的策略。
《治兵》《论将》和《励士》3篇主要阐述了他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他重视将帅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将帅的谋略，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重视士卒的训练，提高实际作战能力。
强调赏功以励士兵。
二《吴子》的流传过程
吴起的兵书《吴子》在起初叫《吴起兵书》，史书均有记载。如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评论道：“《吴起兵书》世多有”。直到南朝的范晔在《后汉书·冯衍列传》中还说：东汉大将军鲍永“现孙吴之策”。由此可见，从战国末到东汉时期都有《吴起兵书》流传。
吴起的兵书原有多少篇？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吴起》四十八篇”，属“兵家权谋”类。这里所说的《吴起》就是指《吴起兵书》。
关于《吴起兵书》的流传情况，因（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和（晋）陈寿《三国志》都缺艺文志，均无记载。而据北宋初年编定的《册府元龟》所引的“《魏（艺）文志》”：载：“吴起有兵法四十八篇”。由此看出，它在东汉末甚至三国魏时还流传于世。但魏晋南北朝时均无记载，大概已经散失。
到隋、唐，吴起兵书虽有记载，但已不是原书的48篇了。如《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吴起兵书》一卷，是东汉贾诩作注。贾诩生于东汉，魏文侯时曾做过太尉，可见这一卷《吴起兵书》是吴起原48篇散失以后刚出现的。
这种新出现的《吴起兵书》在唐宋以后大都把它称做《吴子》，肯定了作者是吴起，但卷数有各种说法，据《新唐书》、《宋史》中《艺文志》记载，有一、二、三、五卷不同的说法，此外，篇名据南宋晁公武和王应麟所见，都是6篇，但篇名和篇序及各则文字排列曾有差异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况。由此可见，今本《吴子》来源于贾诩的注本，贾诩的注本来自先秦的《吴起兵书》。
今本《吴子》的各种版本，基本上出自《武经七书》系统。《武经七书》是宋朝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命校定的，其中包括《吴子》、现存北宋上下二卷六篇白文本（在《武经七书》内，原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金朝施子美著有《吴子讲义》（在《武经七书讲义》内）。重要的版本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明清以后，注家蜂起，比较有名的有明·刘寅《吴子直解》（在《武经七书直解》内）、李清《重镌吴子集注》（在《重镌武经七书直解》内）等约50多部，清陈裕《吴子全题汇解》（在《武经全题汇解》内）、朱墉《吴子汇解》（在《武经匕书汇解》内）等30余部。
在宋代以前，没有人持异议，都认为《吴子》是吴起所作。到了清代，姚鼐认为是“六朝人所伪托”，现代有郭沫若提出“西汉中叶时人”所伪托的说法。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笳笛”作为军乐是魏晋以后才出现的，吴起那个时代还未使用，还认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词语是从《曲礼》、《淮南子》中抄来的，以“四兽之为物”也不是吴起那个时代的东西。以上论据不足为凭，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史书、典籍的源流考察
从史书、典籍的源流考察说《吴子》是“西汉中叶时人”或“六朝人”所伪托，找不出充分的根据，相反，记载吴起撰写过兵书而且广为流传的史料却俯拾皆是。如《韩非子·五蠹》、《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直到《后汉书·冯衍列传》中均有记载。由此看出。从战国末到东汉都有《吴起兵书》在流传，根本不存在“西汉时人”所伪托的问题。
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无经籍志记载《吴起兵书》的流传情况，然而却记录了众多军事家学习、运用“孙吴兵法”的大量事实。如《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行军用师，依“孙吴兵法”。又《晋书·李玄盛传》说；李玄盛“诵孙吴兵法”等。以上事实说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吴起兵书》仍在流传。诚然，此时《吴起兵书》可能有部分散失，到隋唐时，只有一卷传世，是三国时贾诩作注的版本，所以不存在“六朝人伪托”的问题。
第二、从出土的文物考察
考证《吴子》从一书中出现的“器物”是否战国时代就有，除了根据史料以外，还有新出土的文物是有力的佐证。如《吴子》中的“笳”，杜佑（公元前735年~812年）的《通典》在记叙“前代杂乐时”说：“应劭汉卤薄图，唯有骑执箛，即笳也”。战国末或秦汉间成书的《六韬》也有“夜则火云万炬，击雷鼓，振鼙锋，吹鸣笳”的说法。由此可见，在汉代或汉代以前，“笳”已在军中出现，并非如姚鼐所说到魏晋以后才以笳笛为乐。至于《吴子》中提到的关于青龙，白虎等“四兽”之说，不仅见于《曲礼》、《淮南子》等，而且也见于出土文物。1978年夏，在湖北随县出土的一件战国漆器上，就有二十八宿的名称，并绘制了跟它相对应的青龙、白虎等图象、这件文物的出土，确凿地证明了“四兽之为物”的起源、配以方色，不仅是战国初，甚至是更早的事了。因此，以“四兽之为物”来否定《吴子》的成书年代，把它说成是“西汉中叶时人”所伪作就站不住脚了。
第三、从流传过程考察
从《吴子》的流传过程中得知，它的前身是《吴起兵书》，因《吴起兵书》流传久远，经过南北朝时的战乱，部分内容已散失，唐宋间流传的本子大多称为《吴子》，那么《吴子》和原来的吴起兵书《吴起兵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上所述，《吴子》既然不是伪作，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辑佚。
首先，从今本《吴子》的内容看，大部分比较简短，各则文字的内容和形式都独立而且较完整，即使同一篇中的两则文字也不连贯，因此可以说《吴子》大部分是吴起的军事语录。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这是因为，吴起原来的48篇兵书散失以后，有人把散见各处的吴起军事语录收集起来，并按其内容排列成篇，但因某些内容已缺，所以造成有些内容不系统，不连贯。
其次，《吴子》曾有过篇名、卷数、和篇序及各则文字的编排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说明了吴起兵书的辑佚者可能不只一人，辑成之书也可能不只一本，自然就会出现上述不一致的现象，否则，就不能理解《吴子》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情况。
三吴起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