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族经济社会的觉醒与发展
孙中山1912年4月在上海、广州等地发表演讲时，就曾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
适逢王朝更迭，民国建元，百废待兴，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言论，犹如一道电波，瞬间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民众，根据区域经济的现状，结合自身强烈的发展办厂愿望，创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数目大为增加。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实业救国之路，来实践民族振兴之理想，顿时风气大开。同一时期，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纷纷掀起创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新风。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带动下，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人开始了自觉的反思和内省，这对以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这一时期，回族也掀起了自己的新文化运动，许多回族人陆续走上了兴教劝学、改良民风、兴办实业、救亡图存的道路。更多的回族人逐渐由过去只关心个人命运、本民族命运，转化到关注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上来，他们将个人和本民族的力量，积极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凝聚而奋发，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回族的民族共同体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农业经济为主，商业、手工业经济为辅。几百年来，回族人勤劳的双手，曾让农业经济在边疆大放光彩；几百年来，回族人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富商大贾，但直到19世纪末，回族的这种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危机，救亡图存、实业报国的理想，也开始涌动于回族人的心中。在这个特殊时期，回族爱国志士也开始投资创办近代新式工业企业，回族资本主义经济随之产生。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以回族商人为主导创办的近代工业数量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历史的尘埃仍旧不会湮灭一个少数民族可贵的努力。
天津的回民穆文英，早在清嘉庆年间就创办了正兴德茶庄，由于经营有方，深得客户信赖，因而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1900年以后，正兴德茶庄又在河南商水开办了香茶熏制厂，不久又在福建福州开设香茶熏制厂。回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是回族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1893年，回族秀才温友松到成都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四川学台大人讨厌戴眼镜的考生，还在考场悬挂出“禁止面戴眼镜者入内”的牌子。这一切激怒了温友松，为此他和学台大人发生争吵，随后被官兵驱逐出考场，温友松心中很是难过。
心灵受到创伤的温友松并不气馁，他开始以兴办教育和实业来拯救国家。1908年他参加了同盟会，同年创办了制革公司，生产皮鞋、皮包等日用品。之外还投资经营川江最早的轮船公司，打破了外国人独霸川江海运的局面。1908年，温友松还与堂哥温希谷创办了重庆的机器纺纱厂。此时，温友松已成为重庆有名的回族实业家、重庆总商会会长。1910年，温友松还将自己生产的丝质产品，送到巴拿马万国赛会进行展出，获得了特等奖，为中国丝业赢得了荣誉，也为中国丝制品出口打开了国际市场。
1912年，民国建元，回族中的有识之士慨然提出发展实业、振兴回族的主张。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丁竹园劝告回教教胞要自强自立，但求教育与实业日渐发达，这样一来宗教也自然是光荣的。
丁竹园还在报纸上呼吁说：“大家齐心，先由多立工场入手。好坏贵贱，家家购买本国货。穿布的，高低必买爱国布。抽烟的，高低必抽叶子烟。自造火柴更好。诸如此类，总以辅销国货为宗旨。”
不论开办实业，还是宣传思想，都让我们看到了回族人发展民族工业的强烈愿望，以及拳拳赤子的爱国情怀。
在一个民族出现自觉意识的时候，就意味着她的觉醒和进取。辛亥革命给中国各民族的自强注入了催化剂，回族也莫能例外。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许多回族工商业者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掀起了一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浪潮。
回族中部分商人、手工业者和某些地主士绅，也都将自己的视野伸向了创办工业企业的领域。这一时期，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实力的回族人，创建了一批新式工厂，这与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形成、发展相呼应。
民国时期，回族人所经营的近代新式工业已经遍及电力、火柴、纺织、制皂、面粉、制药、制茶、食品、制革、机械、采矿等轻重工业诸多门类。
二、魏子青描绘电力工业的民族画卷
1928年，58岁的回族实业家魏子青在河南开封谢逝，身后留下了他创办的普临电灯公司。普临电灯公司就是今天河南省“开封供电局”的前身。
历史向前推到1912年，河南开封，当时，魏子青是国内报刊上的当红人物，媒体时常冠以他“工商巨子”“河南巨商”的名号。事实上，魏子青也正是那个特殊年代里，发展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驱者之一。
魏子青，又名魏步云，1870年出生于一个回族家庭。青年时代的他，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目睹过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历史，加之空前的民族危机，使他萌生了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斗争的理想。那时的魏子青，把发展民族工商业当做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而这手段也是当时所有实业报国者所认为的一条必由之路。
清末，在省城开封有办电灯厂念头的并不止魏子青一人。在此之前，云南知县王应元自筹白银三万两，拟在汴开设电灯官局，后因银数不足未获批准。1909年11月，河南官员就曾酝酿官商合办，拟用南关机器厂锅炉发电，因未能商妥而告吹。1910年9月，王德懋等筹建光豫电灯公司，也未建成。
在这种情况下，1910年9月，魏子青倾其所有，联合商会总干事杜秀升、翰林编修杨少泉，共同筹银八万两，在开封城外西南处，征地50亩，收购设备，创办了河南省第一家电灯公司——开封普临电灯公司。
1911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封百姓纷纷出门观灯。魏子青派人在鼓楼街布置了一台小发电机，装上电灯，电灯的亮光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全城百姓纷纷涌到鼓楼街观看这奇怪的光亮。随后，电灯就被人们描绘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一盏电灯能照亮整个开封城，要比煤油灯好一万倍；有人说，电灯太亮了，都能照见女人身上穿的花兜兜……
满城百姓都很震撼，纷纷拥到电灯跟前，载歌载舞，说说笑笑。1911年的元宵节，因为电灯的出现，古城开封就此明亮了起来，广阔的中原大地至此也增添了一束现代的光芒，开封城里洋溢着新奇的气氛。
为了让开封市民早日用上电灯，魏子青竭力推广电灯的安装使用。当时，人们对于使用电灯心存疑虑，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两三个月后，开封街面上的商铺，陆续安装上了电灯，很快达到了2000多户，路灯安装也达到了数百盏。
魏子青的普临电灯公司，这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随着用户的增多，1911年6月，普临电灯公司决定开办普临电厂，建成60千瓦发电机，后又安装一台100千瓦蒸汽机，电动马力开足时可带灯一万余盏，供应鼓楼街、马道街、寺后街、南北书店街、西大街、南北土街、中山路至火车站的照明用电。
1917年，魏子青又从“美商慎昌洋行购买交流电机二部”，这部发电机，功能强大，据说在当时每天可以发电70千瓦。此时，普临电灯公司的用电户已达到了450余户，同时，还高薪聘请英国人华德利和日本人高原渐为工程师。随着用户增多，他又从美国人手中买来两部发电机，聘请英国人为工程师。
很多实业家看到魏子青的普临电灯公司成功后，开始带着银子纷纷找上门，提出要与他联手办电厂或电灯公司。
1914年，魏子青发起招股20万元，兴办郑县（郑州）明远电灯公司；1917年，魏子青与杨少泉再度合作，筹建洛阳照临电灯公司；1919年，魏子青与淮盐缉领袁俊伯合资，兴办信阳光明电灯公司……
1928年魏子青归真。之后，因为国家动荡、政局不稳等因素，普临公司的命运跌宕起伏。
1929年，主政河南的冯玉祥将普临电灯公司收为国民军所有。但冯玉祥因为缺乏技术、不善经营而深受困扰，数月后，冯玉祥又无奈地将普临电灯公司还给了魏家继承人，依旧商办。
1932年起，普临电灯公司资金短缺，四处贷款。到了1934年，因为债务关系，魏子青的后人不得不将公司经营权交由上海银团全权管理10年。
1938年6月6日，开封沦陷，日军对普临电灯公司实行军管。为适应其军事需要，日本人从连云港调来美国奇异公司制造的2000千瓦蒸汽发电机组，取代原有小型机组，增加飞机场、电台等军事部门用电。1942年公司又改称为“华北电业开封支店”。
1945年，日本人宣布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普临公司流亡到陕西的股东们召开会议，公推魏子青的孙子魏志远返回开封办理接收事宜。当魏志远日夜兼程赶到开封时，国民党政府已先期接管普临电灯公司，后经多方斡旋，魏志远以重金赎回企业。
普临电灯公司重新回到魏家时，已是败相一片：设备残缺，器材丢失。时局动荡之中，股东各顾私利，无心经营。工人各谋生路。1947年仅发电18天共23万度电之后，公司便停滞不前。开封解放前夕，公司濒于破产。
1948年10月，古城开封终获新生。新生的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电力工业的恢复，极力扶持普临电灯公司生产开机。到了1949年2月20日，普临电灯公司恢复了开封市内的供电，自此以后，河南电力工业开始了它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回族人在甘、青兴办火柴工业
近代甘肃第一家火柴厂，1913年创办于省城兰州，其主要创办人之一，是回族将军马福祥。
1912年秋，马福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宁夏镇总兵，他带领着部从来到宁夏，开始了对宁夏的开拓与建设。“天下黄河富宁夏”，依托着黄河水灌溉便利，宁夏沿黄两岸，五谷丰登，羊群遍野。马福祥对宁夏充满信心，希望自己在宁夏能够建立功勋。因而，主政宁夏的他，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剿灭叛乱，为日后宁夏建省奠定了一定基础。
马福祥身为宁夏镇总兵，却力主将火柴厂办在省城兰州。当时的宁夏、甘肃还没有分省治理。
马福祥在兰州创办火柴厂，纯属偶然。1913年，将军的同乡好友邓隆专程来宁夏拜访，两人在秉烛夜谈中，不想就碰出了火花——萌生了创办火柴厂的设想。当时进入兰州的“洋货”，不外乎有三个途径：从上海、杭州等地经西安运抵兰州；从北京经宁夏运抵兰州；从新疆穿越河西走廊进入兰州。在这些“洋货”中，“洋火”简便又好使，但运输成本太高，普通老百姓压根就用不起火柴。因而，兰州以及周边的很多老百姓取火时，用的仍然是火镰。
邓隆提议，索性就在宁夏创办一个火柴厂。马福祥摇摇头说，宁夏府人口太少，厂子不好办，要办只能去省城兰州办，产品可以辐射到整个西北地区。
创办一家像样的火柴厂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马福祥与邓隆一起返回兰州考察厂址，商讨具体办厂事宜。一合计，办厂所需白银多达2万两。
马福祥身先垂范，自掏腰包2000两，带头入股。邓隆也拿出了2000两，但所缺资金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马福祥又奔走在兰州的士绅中间，极力斡旋，说服大家纷纷入股，这样一来，很快就凑齐了办厂所需要的2万两白银。
时间不长，火柴厂筹备组就召开了股东大会。大会上，大家首推马福祥、邓隆以及另外5位兰州士绅为董事。此时的马福祥，已经升任为宁夏护军使，平日里公务繁忙，索性就力推邓隆担任火柴厂董事长兼总经理。邓隆和股东们邀请马福祥为火柴厂取名，马福祥提笔写下了“光明火柴厂”五个字。
光明火柴厂是官商联办的企业。很快，大家就在上海、天津、北京、西安、青海等地，购回了各种机器设备以及所需原料。
据说，在确定火柴产品名称时，邓隆决定以马福祥的名字“福祥”二字为产品名称，但却被马福祥婉言谢绝了。马福祥为产品取名为“大鹿”，即为“福禄双全”的意思，“禄”在中国古代被视为福祉。“大鹿”图案正面为一只奔腾驰骋的梅花鹿，象征着企业能够蒸蒸日上、永远向前。该火花图案的右上方有“大鹿牌火柴”，下方正中央有“光明火柴厂造”字样。当时火柴厂产量最高时日产火柴达36000盒，行销甘肃、青海、宁夏等地。
1919年，另外一个叫哈锐的回族商人，在天水创办了天水炳兴火柴公司。哈锐是甘肃天水的回族，晚清年间曾在北京、四川等地为官。辛亥革命后，他辞官寓居重庆6年，后来又回到家乡天水。哈锐目睹家乡工业企业之衰微，便决定创办火柴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