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八日
12月12日，也就是邵力子收到毛泽东来信不久，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蒋介石在西安的军政要员同时被捕。12月13日，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向蒋介石表明，事变前他一点也不知道，并趁机劝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并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杨）的要求似乎可以考虑。”同时，邵力子还劝说张、杨，要耐心工作，“务必”达到“保其（指蒋）安全，促其反省”的目的。16日，中共代表到达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结束反共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邵力子从抗战大局出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配合周恩来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陈述利弊得失，做蒋介石及其要员的工作。为国共联合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
1937年1月中旬，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陪张学良到浙江奉化溪口，指导张学良学习古文，其实张已被软禁。邵力子与张学良同住溪口，名义上是与张谈古论今，“洗脑子”，实际上也是蒋介石对邵力子的一种处分，要他对西安事变补过。不久，蒋介石正式免去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邵力子为大会审查委员、政治组负责人和大会宣言起草人之一。会上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会上，邵力子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从此，他能够运用职务呼吁国共合作、抗日救国，成为国共合作的坚实桥梁。邵力子认为：“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三大政策将要恢复。”
3月，邵力子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指出宣传方针，“目前国难严重时期，凡违反国家统一及民族复兴之记载与言论，必须清除务尽”，积极为团结抗战扩大舆论，奔波呼号。1937年夏，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来，蒋介石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1936年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后，决定刊登。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在此期间，邵力子还做了大量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工作，如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等。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7月15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17日，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的会谈，协商两党合作抗日问题。在庐山会谈时，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确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邵力子拥护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主张。他竭力主张政府必须唤起民众，团结一致，以国为重，集全民力量抗击日寇。1938年元旦，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邵力子亲自撰写了《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指出：“民国二十六年完成国家统一，还要使民国二十七年能完成民族独立，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同盟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邵力子被选为理事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演说，针对汪精卫卖国投降活动，提出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借以表示我国抗战到底之决心，避免少数别有用心之曲解。他说：“我们所需要之和平，绝不是损害国家人格，丧失独立精神之屈辱和平，而是荣誉的和平，正义的和平。”此后，中国分会在进行反侵略宣传、揭露日寇暴行、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邵力子为大会主席，被选为协会理事。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政务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周恩来等13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采取诱降策略。国内投降势力开始泛滥，蒋介石集团也希望由国际调停以实现对日妥协，并将国民党政府政策重点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邵力子对自己不能制止这种破坏抗日的倒行逆施的行为深感愧疚，但仍不遗余力地为维护国共合作奔走呼告，积极营救被顽固派迫害的进步人士。
1939年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进行了改组。邵力子担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他反对反动当局所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主张全力抗战。
1940年4月，蒋介石为装点联苏抗战的门面，继续取得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派一向主张同苏联友好的邵力子为驻苏大使。邵力子感到任务艰巨，他要蒋介石“言行一致，内外一致”，并说：“如果国内还在叫嚣反苏反共，怎能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又怎能促进中苏邦交？”蒋介石表面上表示一定支持他。邵力子抱着搞好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的目的，于6月7日到达莫斯科。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助的军械物资在当年冬季通过新疆运进国内。正在邵力子争取改进中苏关系的时候，皖南事变爆发，邵力子十分焦虑，他打电报给蒋介石，恳切陈词，晓以利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一方面遭到共产党的痛斥，一方面也慑于国际舆论，特别是苏联态度的变化，不得不有所收敛。邵力子的电报无疑有助于结束这次反共高潮。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表示愿增进苏中两国的友谊，邵力子催促蒋介石作出相应的表态，但蒋介石表示冷淡。
1942年11月邵力子回国述职，他在重庆对新闻记者说：“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邵力子还向人介绍和赞扬苏军英勇抗击德国军队的感人事迹，宣扬苏军将反败为胜。以后，他接连在中苏文化协会、中央银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做报告或撰写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和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起了积极作用。邵力子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甚至说邵力子“不像中国驻苏大使，像是苏联驻华大使”。1942年11月，蒋介石怀疑邵力子思想“左”倾，免去邵力子驻苏大使的职务。次年，邵力子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蒋介石在加紧内战准备的同时，大肆玩弄“和平”阴谋，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为争取和平，也为了在谈判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以利团结和教育人民，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抵达重庆。国民党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为谈判代表。邵力子深感这次谈判是严峻的，作为蒋介石指定的国民党谈判代表，自然要受蒋介石的制约，但是国共合作建国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要求。他说：“国共合作本是孙中山先生的坚定主张。历史也证明，有了国共合作，对内才有革命的胜利，对外才有反侵略的胜利。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起战端！”他认为“和平建国必须国共合作”。所以他虽然洞察到蒋介石此次谈判的目的，但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和平生活，还是竭诚以赴，不辞辛劳，使谈判朝有利于团结、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在遇到国共双方代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既要维护国民党的有关利益，又要考虑满足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在国共双方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折冲樽俎。他也因此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诽谤和刁难，处境十分困难。
经过43天的谈判，双方在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此后，邵力子仍然以积极的合作态度，配合留在重庆的周恩来，使和谈朝着更有利于两党合作、人民安乐的方向发展。1946年1月10日，“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公布，蒋介石被迫宣布停战。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报告国共会谈的经过，他说：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上争取主动。又说：倘若政府先提出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定见，而有害会谈的进行。1月18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盛赞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希望社会上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满清、进行北伐以及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达到它向解放区进攻的顶点。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伪宪法。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反对。邵力子认为：在国家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因此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和参加“国大”的选举。邵力子身为国民党元老，“国大”代表，却毅然抵制伪“国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特别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蒋介石的独裁政策更加不得人心。他这样做，风险极大，压力甚重，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非难和斥责，然而他志坚不移，经受了种种严峻的政治考验。
1947年4月，邵力子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争取喘息时间，于1949年元旦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此时，邵力子已经看透蒋介石的这一惯用伎俩，正如他同友人所说“我长期在蒋政权中工作，虽然热衷于和平，也为和平做了一些工作。但对蒋抱幻想，幻想蒋放弃内战，与共产党合作，和平建国。事实破灭了幻想，蒋说的是和平，做的是战争，是假和平真战争，我要坚决反对假和平，为真和平出力”。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就任代总统职。22日，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在正式谈判之前，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指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3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同时前往，与中共交换关于和平的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在20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明确表示“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2月22日，邵力子同代表团成员乘专机到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并同周恩来进行了两次商谈。27日邵力子同代表团返回南京。邵力子在李宗仁住所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表示：“和谈前途困难很多，希望甚大，感到快慰”，并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