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等并不是政敌所攻击的一个游宴无度的腐化集团，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和目标，这就是“共立仁义，辅佐教化”；具体说来，是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和暴敛苛政。他们代表的是庶族地主的利益，也考虑了民众的疾苦。这个政治集团中，都各有所长；柳宗元、刘禹锡两人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连否定永贞革新的《旧唐书》修撰者欧阳修都称他们为文学上的“一代宏才”，苏东坡称他们有“高才绝学”。王安石《读柳宗元传》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材。”可见这个集团实际上是个人才集团。
但是二王中，王伾才不如王叔文。革新派众人都惊奇王叔文的才能，认为他居禁中，宏谋定命，有扶助治理的功绩，就是旁人也相信王叔文为奇才。因此，革新派很自然地以王叔文为核心。李诵最倚重王叔文、王伾。王叔文于众人中则尤看重刘、柳，说刘禹锡有宰相之器，柳宗元可大用，常与他两人共谋议，可见刘、柳两人在这个革新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所以后来他们当政推行革新时，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
虽然在联络青年朝官的过程中，王叔文和韦执谊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个集团集于东宫，太子李诵是东宫集团的领导人物则是无疑的。李诵接受王叔文劝告，除对父皇德宗请膳问安外，并不直接对朝政发表意见。但他受这批青年朝官的影响，对外事了解较多，对于德宗在贞元后期的加税苛征、藩镇进奉、贬斥贤臣等做法不以为然，尤其对于宦官专横十分反感。所以，东宫集团在李诵的领导下，政治上主张改革。但是，由于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均属当时的中低级朝官，东宫集团始终得不到朝官中的元老们，如贾耽、杜佑、高郢、郑珣瑜的支持。王叔文和韦执谊也没有在扩大支持面上作更多的努力，使东宫集团的政治基础十分薄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这也许是王叔文等人把希望都寄托于太子李诵一人造成的。
由于东宫集团在政治上的势力渐显，有些方镇也私下与他们交结。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的秋天，六十三岁的德宗登上皇位已经二十年，渐入老境，健康状况并不太好。皇位的转移已迫在眉睫。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件最不幸的事发生了：当年九月太子李诵突然丧失了语言功能。《旧唐书·顺宗本纪》有简要的记载：“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这件事发生恐怕与李诵平时不太保护身体有关。史载他有二十七个儿子，在唐代帝王中，仅次于唐玄宗的三十个，居于第二位。东宫发生的巨大变故，震惊了朝廷，对这位已在东宫等待了二十五年的太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差一点使他不能继承皇位，并给后来永贞革新的短命种下了病根。东宫集团即将失去依靠的支柱，未来的前途顿时暗淡了。
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皇亲国戚都按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卧病未来，德宗不由涕泣悲叹，因此得病不起。对于唐王朝来说，是一个既悲哀而又充满不确定希望的时刻。德宗皇帝与太子李诵同时患重病，使朝官们不知所措。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在会宁殿病危，弥留之际，诸王亲戚都在病榻前侍奉，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陪伴。德宗十分伤心，流泪叹息，这是他临死时最为悲哀的一件事（《新唐书》第七卷，《顺宗本纪》）。但是，李诵的中风是否严重到完全不能行动的地步呢？德宗去世的当天下午，李诵还能抱疾出宫城的九仙门，召见诸大臣。可见李诵在他父亲病危之际，也还是可以到会宁殿去与父亲作生死诀别的。然而，他却始终未去，使父子之间，终于人鬼殊途。其间原因，究竟是李诵与他的父亲为了另立太子一事，始终存在隔阂，还是宫中另有人物拦阻太子，不让他去与父亲诀别，以便制造借口，使李诵不能继位呢？ 宫廷秘事，既没有见诸于史籍记载，只好让后代历史学家们苦心推测了（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二十三日，德宗崩。宦官专权横行是唐代中后期的一大祸害。李诵对此早有认识，在做太子的二十多年中从来没给专权的宦官好面孔看，而且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又一向与当时的宦官集团不合，这些宦官们心中不会不明白。因此，他们不召见也是翰林待诏的王叔文、王伾，匆匆忙忙把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召至金銮殿。在卫、郑两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又突如其来地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宦官集团感到太子不好控制，企图取消李诵的皇位继承权，另立新帝，以阻止“二王刘柳”集团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他们反对革新的第一次阴谋。当时，在场众人慑于宦官权势，都不敢作声。但李诵毕竟是德宗亲立的储君，另议他立，有背唐朝法制，是对先帝大不敬。卫次公虽非革新派成员，但他也已看出这样做不对头，急忙说：“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絪等马上附和，宦官集团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李诵晓得人情忧疑，穿了紫衣麻鞋，支撑着走出宫城北门九仙门，见诸军使，这才使人心粗安。第二天，李诵身着丧服见百官，在宣政殿宣布遗诏。德宗遗诏说：
朕承八圣之休德，荷上天之眷佑，嗣守丕训，不敢荒宁。赖宗庙之灵，群后之力，戡定大难，以康兆人。严恭寅畏，二十有七载。
今天命降疾，不兴不寤，是用审训，宜听朕言：皇太子诵，元良继明，睿哲齐圣，孝友和惠，恭敬温文，必能觐祖宗之耿光，绍邦家之大业，宜于柩前即皇帝位。咨尔将相卿士，方伯连帅，其敬保元子，永绥万邦。诸道节度使、观察防御等使及诸州刺史等，膺镇守之任，有军旅之事，所寄尤重，不可暂旷，不须赴哀。
朕每览汉史，至孝文薄葬之诏，未尝不叹息嘉尚，缅慕其风。园陵制度，务从俭约，百辟卿士，孝子忠臣，送往事居，无违朕意。（《全唐文·德宗遗诏》第五十三卷。）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西内的太极殿举行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仪赞拜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史称顺宗。二十五年的深宫太子，终于成为皇帝，这时，顺宗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可惜他的中风后遗症——丧失语言能力并未好转，在典礼上无法向群臣讲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有些站在仪仗中的卫士，还怀疑端坐在龙座的人是不是太子李诵，踮起脚伸长颈子向殿上遥望。看见确是李诵，互相传告说：“果真是太子呀！”看到太子登上皇位，有的卫士甚至高兴得流下了眼泪。看到太子能够行动，各种流言和猜测才逐渐平息，京城人心初步安定。
顺宗性宽仁却有决断，立即起用革新派。他礼重师傅，对二王深信不疑，诸事仍委请王叔文决断。顺宗因风症常居宫中，不能接触外廷，只有嫔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他让王叔文坐守翰林决策，命王伾在牛、李与王叔文之间往来传递旨意、信息。百官奏事，通过牛、李转达给顺宗，顺宗阅后，经牛、李转王伾下翰林，由王叔文裁决可否；王叔文奏意，也由王伾入内，经李、牛，转相交给告顺宗，再由同样途径下翰林，称诏，宣行中书。王叔文又荐引韦执谊为宰相，二月十一日，顺宗任命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使韦执谊在中书承宣执行，与内相沟通，配合呼应。同时，刘、柳等人专采听外事，谋议唱和。这个转相交通联结，实际上是以顺宗为权力来源，以王叔文为决策中枢的革新派的指挥中心和对朝廷的控制系统。二十二日，顺宗正式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依前为翰林待诏。至三月，王伾也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词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得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而顺宗实际上又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王叔文“内赞画谋”，指挥定夺，可见是永贞革新事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领袖。在王叔文的谋划下，“二王刘柳”集团又不断相次提拔后辈新进，发展革新派势力。王叔文在完成为革新所作的人事、组织和权力系统上的准备后，迅即着手内政改革。
顺宗的登位，使东宫集团由幕后走向前台，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东宫集团成为朝廷中的主流派。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在顺宗支持下，对贞元后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使政治面貌为之一新。
二月六日，顺宗下诏，罢去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等冗食者四十二人。二月十一日，又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旧唐书·顺宗本纪》第四卷）。如果说罢去冗吏还仅仅是小小的改革，那么李实的被贬斥，就是大得人心的事。李实是皇族宗室子孙，贞元十九年任京兆尹。他为了得到德宗的恩宠，肆意搜括，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的百姓遭受更多的苦难。贞元二十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对德宗报告说：“今年虽旱，庄稼却长得很好。”德宗据此没有减免租税。老百姓穷苦无告，只好拆屋卖瓦木，卖田中青苗以交纳赋税。有一个扮演杂戏的优伶成辅端把关中百姓的困苦情况，编成讽刺歌谣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听到后，向德宗上奏说成辅端诽谤国政，德宗于是下令用杖打死。这件事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有谏官上书说：“古时候盲人到民间采诗，取其诙谐作为讽谏，优伶仿效这种做法是有传统的。朝廷要晓达下情，成辅端怎能加罪呢！”京城百姓对李实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贞元二十一年初，当时德宗已经下诏免除关中地区百姓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赋，而李实为求政绩，仍然照样征收。百姓陷入更深的困境，甚至连京兆府的下属官吏未能按期收够租额的，也要受到笞罚。顺宗在服丧期间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京兆府官署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平民。专横强暴的官员，德宗却非常信用。顺宗贬斥李实的诏书刚一颁布，长安市民都捡起石头和瓦片藏在袖子里，准备在李实出城时痛打他。李实只好另从御苑便门溜走了（《旧唐书·李实传》第一百三十五卷）。这样专横残暴的人居然长期担任京兆尹，可见贞元后期，德宗闭目失听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白居易的诗《杜陵叟》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写实：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李实的贬斥，显示顺宗对贞元时期任用贪暴聚敛之臣的方针，有了很大的改变。与此同时，顺宗又下诏召回被德宗放逐的贤臣。德宗贞元后期，实行对放逐大臣不予宽赦的政策，长达十年未颁布大赦。大臣因犯微小过失而被谴逐的，都不准起复。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三日，顺宗下诏，召回贞元时被贬逐的前宰相陆贽、郑余庆，前谏议大夫阳城和前京兆尹韩皋。陆贽在忠州十年，常常闭门静处，许多人久闻其名却不认识他。在陆贽执政时，把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为明州长史，后来迁为忠州刺史。德宗把陆贽贬到忠州，他的亲属门生都为他担忧，怕李吉甫借机报复。出乎人所料的是，李吉甫却欣然用对宰相的礼节接待陆贽，完全不记恨前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陆贽贬斥时也屡次上表，向德宗请求让陆贽代替自己的职务。阳城在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当时道州百姓穷困，许多赋税欠交。湖南观察使好几次责令阳城催税，并派判官到道州亲自督收。判官尚未到州，阳城先把自己囚在监狱中。判官闻讯大惊，驰马入道州，到狱中拜见阳城说：“使君并没有犯罪呀！我不过是奉命前来问候你的。”判官在道州的驿馆住下，阳城于是在驿馆外找了一块旧门扇，日夜在上面坐卧，也不回家。判官十分难堪，更无法开口催税，两三天后，怏怏离开道州返回。以后观察使又派一个判官到道州督税，那个判官知道阳城不好惹，在半路带着妻子辞职回家去了。不过，在顺宗的召回诏书颁发时，陆贽和阳城都已在贬所去世。韩皋返京后任尚书右丞，郑余庆则任尚书左丞。
二月二十四日，顺宗在大明宫丹凤门宣布大赦，赦书中说：
天下百姓，应欠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以前榷酒及两税钱物，诸色逋欠，一切放免。京畿诸县，应今年秋夏青苗钱，并宜放免。天下诸州府，应需夫役、车夫驴马脚价之类，并以两税钱自备，不得别有科配，仍永为常式，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贡之外，不得别进钱物、金银器皿、奇文异锦、雕文刻镂之类。若已发在路者，并纳左藏库。
其后宫细人子弟、音声人（指歌人歌女笛工等）等，并宜放归亲族。应缘宫市，并出正文帖，仍依时价买卖，不得侵扰百姓。诸军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宜资给放回本国。天下官吏，应行鞭捶，本罪不致死者，假以责情，致令殒毙。每念致此，良增恻然，宜切加察访。应内外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有可观者，别当甄奖。
顺宗在大赦诏书中，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租赋，又规定各道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常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都被流配到江淮地区做奴婢的，这次也宣布放回吐蕃。大赦诏书同时征求对时政直言上封事。总之，二月二十四日的大赦诏书，是顺宗革新政治的重要宣言书和实施方案，顺宗终于能把他在东宫时与王叔文、韦执谊等人讨论酝酿的想法，正式宣布实行了。
与此同时，顺宗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改善政治、争取人心的措施。如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让她们的亲戚到宫城的九仙门迎接。长安百姓纷纷聚众围观。脱离苦海，重见天日的喜悦欢呼，使顺宗的新政得到长安市民的拥护。唐代的宫女一般是从衣冠仕宦或士人家庭选取的“良家女子”，十三四岁进宫后，终身不能复出，如果未得皇帝宠爱，实际上是宫廷女奴。此外，唐代对犯谋反逆罪的官吏家属妇女，都要没入后宫为官奴婢，其中有才艺者“没入掖庭”，即作为宫婢。顺宗释放一大批宫女及掖庭教坊女奴，自然也是很得民心的事。
顺宗在即位后一个多月内，连续采取了这些革新政治的措施，缓和了德宗后期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减轻了农民在赋役上的沉重负担。但是，由于顺宗在即位前半年已中风，所以从他继位时起，所有的诏令和革新政治的具体措施，实际上都由原东宫集团的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负责讨论及起草，经顺宗同意后颁布施行。史籍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