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对这种情况表现不能容忍，而且对一般人也有如此表现。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任何人，他都要从智力、道德、创作等等方面去作出评价。如果没有某种优点的话，他便认为此人是"工厂出产的商品"。可现在，他在母亲家里，不得不与这种"平庸之辈"密切接触，他觉得此人竟妄想占据父亲的位置，而父亲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想象中变得越来越纯洁和亲切了。
阿图尔早就不能原谅母亲了，她不仅比父亲寿命长，而且还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地位。他不仅依靠母亲的支援才能摆脱父亲强加的命运，才能自由地自己选择道路；现在他竟想让母亲放弃那种他自己都如此珍惜的自由生活。然而不要忘记，阿图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严酷的性格，强有力的意志和坚定性，这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而且表现在生活目的上。若是不这样，或许他就会在母亲的沙龙里大谈其使命了。
阿图尔认为，与母亲平起平坐的、曾经属于父亲的那个位子，无论如何应当空着，不被占用。万不得已时，儿子可以顶替父亲。决不能把这种想法看成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与俄狄浦斯综合症相联系的那种因循守旧的妒忌心理。几年前母亲就散布阿图尔害怕她可能再婚。但无论那时或现在，她都不打算放弃她所理解的自由。她太爱这种生活了，而且坚信：依靠这种生活她能真实地保证自己儿子的生活自由。儿子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应当干预她的生活，给她指出正确的道路。
来到魏玛过了几天，就开始争吵。阿图尔在日记中要求自己内心要忍让，什么样子的人都接受，可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不会容忍，他不可能在母亲家里同一个男人和平相处。在进餐时，阿图尔要么就是不理睬赫尔斯登伯格，要么就是同他争吵不休。尤其是讨论当前事件时往往大吵大闹得不可开交。
赫尔斯登伯格随着潮流而转动；他为爱国者的勇气而欣喜若狂，把德国的解放视为向历史时代的顶峰上升。相反，阿图尔把所有这些事件评价为舞场上的打闹而已。结果爆发了激烈的场面；扔椅子、敲打房门；母亲夹在大锤和铁砧中间两头受气。关系弄得如此紧张；住在一所房子里的母子两人，居然要靠信件交流。
1814年春，约瑟夫·汉斯来看望阿图尔，他是阿图尔在柏林大学的好友，一个穷大学生，常常得到阿图尔在物质上的援助，这时他似乎成了阿图尔在家庭争吵中的场外指导，招惹了母亲及赫尔斯登伯格的愤怒。母亲写道："汉斯乐于躲在你背后，把自己天生的怯懦藏起来，他还重复你的话，却没有你的精神。"阿图尔经常得罪赫尔斯登伯格，后者努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给阿得儿的崇拜者、步兵团军官哈英克的信中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哲学家带着他那宇宙一本质在我头上飘荡。他从柏林召来自己的朋友--小犹太人，这位朋友成日价服服帖帖用有关四种可能形式的根源的客观泻药剂量。根据他俩的意见，克莱斯特占领巴黎仅仅是为了靠他来帮助法国人泻肚子。犹太人姓汉斯，连同这个可疑的主观客体，并非自我地坐下同我们一起饮茶。"
为了抑制相互的气愤，母亲采取了新规定。现在赫尔斯登伯格单独吃饭，当阿图尔不在的时候，母亲才同他相会。这一规定在三个月内是落实了；后来约甘娜对她自己想出的这个限定厌烦了。她提出了要求：阿图尔应自己去支付一切费用（其中包括他自己和他朋友的住房费）。但是钱来的不及时，她不想经常去取钱，她又回到自己喜爱的观念上来，愿意单独和自由地生活。她认为，对母亲和儿子来讲，最好是分开住。
但是，阿图尔表示反对，他不想离开母亲的家，差不多是流着泪央求母亲留他住在家里；与此同时，他抱怨母亲同赫尔斯登伯格的恋爱关系，并以此来折磨母亲。约甘娜坚持己见：永远要表白自己无罪，她太累了；再说母子俩在1807年至1809年已经有了分开居住的经验，她不会为了阿图尔而中断同赫尔斯登伯格的友谊，她不要求阿图尔对赫尔斯登伯格表示好感，但希望阿图尔对他宽容。最后，她根本不想命令阿图尔必须同谁交往；何况她在自己家里也接待了实难相处的约瑟夫·汉斯。
简单地说，母亲摆在儿子面前的事实是：他必须搬走；如果他想待在魏玛，她可以帮他找房子。阿图尔和约瑟夫·汉斯住的她家后排房子，现在要转让给赫尔斯登伯格住。"不要给我答复了，这没有必要；你决定搬出，就通知我一声，但不用着急，我无需知道这个消息太早。"--1814年4月10日母亲沙龙的女侍应生带给阿图尔的那封信结尾就是这么写的。
过了一个月，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彻底破裂。阿图尔指责母亲用光了他的遗产份额中他为祖母储存的那一部分。粗野的场景终于出现了。第二天，1814年5月17日，约甘娜以写信的方式再次以最坚决的口吻表达了意见。
"昨晚你的行为太不像话了，当着你母亲的面这么粗鲁地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门把我们隔绝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你的行为了，我跑出城去，在我知道你离开那里之前，我是不会回家的；我必须关心我的健康，因为再一次这样的冲突会给我带来致命的打击。你不知道什么是母亲的心。心里爱得越深，出手之前感到打击越痛。不是缪勒（赫尔斯登伯格），我指天发誓，而是你自己把你和我分割开来了。你疑心重重，指责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你同我的行为隔绝开来，你蔑视我是个女人，你明目张胆地憎恨我的快乐，你贪婪，你任性……所有这一切把我们分隔开来了……你的父亲在弥留之际给你留下遗言：要尊重我，决不要惹我生气，--如果他看到现在这种关系，他会说什么呢？如果我先死，你又会怎样对待父亲呢？你敢谴责他么？……他会比我对你做得更多么？难道他会受更大的苦？或者给你更多的爱？……我对你已经尽了责，再也没有更多的责任要负……留下自己的地址，但不要给我写信了，从今以后，我不会看信，也不会给你回信……行了，一切无可挽回了。你使我遭受痛苦。我还是祝你生活幸福，如果可能的话。"
几日过后，阿图尔·叔本华离开魏玛。他再也没有见到母亲，而母亲又活了24年。起先他写过恶毒的信。责备她不爱父亲，背叛了对父亲的回忆。他热衷于树立对父亲的崇拜，特别表示不尊重母亲。但是，按照父亲的意志，他将始终是他所鄙视的那些平庸之辈中的商人；依靠母亲才成了近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
看了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怎能设想这场爆发的仇恨和蔑视的罪因仅仅落在阿图尔身上呢？好像不是这样的。当然，儿子的举止很差劲。但是母亲也没有作出努力来使儿子能够信任她。她一心向往生活乐趣和获得成就，一贯独立自主，刚愎自用，她想建立给自己方便的、令人愉快的接待儿子的方式，这只有在他喜爱的儿子的那种形象上才有反应。而儿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真实形象实质上是假装的，假装的形式与阿图尔的隐秘需求和愿望是矛盾的。他甚至在成年时都想得到母爱。幼稚地苦苦思念他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的爱。然而他所有的笨拙做法（他负担家庭开支的大部分，低声下气苦苦央求保留他的住房等等）都得不到谅解。喧闹的斗争湮没了未曾被爱过的孩子的埋怨声。正因为这样，阿图尔一生对母亲如此反感，又由于爱情受欺骗，对一般妇女也反感。这样的情况真是绝无仅有。
在这些家庭风暴来临期间，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我们追随黑暗，追随生活意志的昏暗进逼，陷进恶习、罪孽、死亡和空虚，越陷越深--这时生活的全部压力逐渐地不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懂得：我们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样的，我们想要的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经过磨难、绝望和残忍，我们来到自己身边，从这种痛苦中生产出最佳知识。"
最佳知识--同最佳意识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安静在哪里呢？在阿图尔的生活和行为中最佳意识在哪里呢？比自我确证的全部理性方法意义更大的崇高欢乐在哪里呢？即使他不喜欢赫尔斯登伯格，为什么他不保护母亲的安静呢？他力求摆脱敌对的重负以便按直觉的精神写哲学著作，那种劲头到哪里去了呢？平抑暂时生活的痛苦和不快的那种讽刺在哪里呢？阿图尔在日记中写道："单身一人确实是幸福的，因为在生活时并不想生活，也就是并不力求生活的福利。因为他减轻了自己的负担。想象一下负担吧，它自由自在地成为人的支撑物，人佝偻地在它下面站立着。如果他挺身起来托住这个支撑物，他就要完全经受住这全部负担；如果他离开它，那他就摆脱了重负。"
阿图尔没有觉察到自己对待母亲又恨又爱的双重感情。无论如何他都想卸下日常生活中强加给他的恐惧和恶感的负担，但同时，他想象出母亲命运中的高级状态，幻想负担会减轻。同时他也没有觉察到：他的追求不仅伤害了母亲，而且也伤害了他的妹妹阿得儿，这个阿得儿是完全依赖于母亲的。
阿得儿比哥哥小九岁；哥哥多年离家在外生活，他几乎不知道她。她天资聪明。周围人夸她讲究品位、语言生动、心地善良、有教养等等。人们认为她是魏玛的装饰品，邀请她去上等人家做客，她在业余爱好者上演的戏剧中担任主要角色，她是"缪斯之家"的鼓舞者，"缪斯之家"是名门望族的女孩儿们聚在一起听音乐、读书和绘画的地方。但同时大家又为她缺乏魅力和不靓丽动人而大失所望、惊奇不已：骨瘦如柴、大头小眼睛，像蒙古人那样的圆脸，如母鹅般的咯咯叫等等--同时代人给她描绘了这样的特征。
毫不奇怪，阿得儿不知道爱的幸福，虽然她也渴望爱情，她是为爱情而生的，更何况她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一切都擦肩而过了。留给她的只是忍耐--有时她只好不计较：暗恋的情人被她的女友们抢走--而且参与了她的女友们的爱情感受，确实是出于对旁人的怜悯。她的生活的一次最强烈的感受是：救护步兵团受伤军官菲尔季南特·哈英克--西列兹地区的一个皮货商的儿子，阿得儿和她的女友奥蒂丽娅在一个公园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他，把他带进上流社会，他在那里像社交界的风流人物那样引人注目，虽然他也小心谨慎，有所约束，因为在布莱斯拉夫有他的未婚妻在等待他。
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阿得儿去崇拜他，一生心中都怀有关于高尚而又热情的菲尔季南特的神话。后者最后成为布莱斯拉夫地方警局局长。这时候，她的哥哥也来到了魏玛，她的爱国主义感情和飘忽不定的爱情立即受到她哥哥的嘲笑。
至于阿图尔和赫尔斯登伯格围绕着爱国主义热情的话题展开的争论和吵闹，阿得儿对他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她不讨赫尔斯登伯格的喜欢，而后者与她百看不厌的勇士菲尔季南特相比完全是个讲空话的人；另一方面，哥哥对德国自由战士的冷嘲热讽伤害了她。难怪阿得儿在这两个火拼者中间感到太别扭了。
母亲和哥哥日益加深的冲突使她害怕，甚至使她陷入了绝望。由于母亲同她最亲近，她分担了母亲约甘娜的愤怒。如果不算几封短信，兄妹之间的关系早已中断多年了，她同母亲在一起，没有工作，孤身一人，全部生活依赖母亲，是母亲意愿的驯服执行者，是夸她心地善良的最好女友。自私的母亲和温顺的女儿这种关系的典型范例，在今天美国心理学家文利希·贝恩的著作《人们玩弄的游戏》中，被称为是"穿破了的衣裙"。
在魏玛过的大半年生活，对阿图尔来说并没有只陷入家庭纠纷不能自拔。阿图尔为扩大和加深自己的学说在继续工作，他的日记和札记可以证明这一点。重要的还应指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印度文化的古籍专家--东方学家弗里德利希·迈耶尔，迈耶尔拜访了约甘娜的沙龙，引起了他对他们的研究的兴趣。
三、见到歌德
总之，在魏玛的大半年对阿图尔来说是不幸的。但那时也有风光的事件，在以后的年代提起来总带有某种自豪感，那就是：与歌德的会见。约翰·沃尔夫甘·歌德以前丝毫未注意阿图尔，第一次注意到他，这是给他以荣幸。阿图尔将自己的附有献词的学位论文寄给了他，而歌德立即阅读了这篇论文（这是不常有的做法），也许，这和阿图尔的母亲是他的女友多少有点关系。
但是，阅读这篇学位论文，引起了他的极大的兴趣。使他中意的是：哲学家强调理智直觉的意义，并以此来对抗主张理性反应的时代精神。歌德在自己的大量著作中教导人们："感觉不会骗人，推理才会骗人"，他觉得在阿图尔身上有一种同根同源的精神。诗人的一条格言这么说："思索比认识有意思，但直觉更有意思。"
叔本华的朋友大卫·阿舍尔描写了阿图尔与歌德的第一次私人会见："这发生在约甘娜·叔本华举办的一次有歌德在场的招待会上。当年轻的哲学博士走进房间的时候，歌德突然起身，没有说话为自己开路，穿过周围站立的客人群，他走到阿图尔跟前，伸出手来，与他握手，并对他的著作大加赞扬，说他看到的这篇论文极有意义，一下子就把他拉进青年学者之列了。这次引以为荣的会晤是在阿图尔来到魏玛之后不久便发生的，因为在1813年11月10日歌德就已委派自己的秘书里默尔邀请叔本华到他家作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