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这两张笔据连同地契及他给我的两百多封信，都在长沙大火（1938年）时遗失了。律师徐式昌早已去世，现在这仅存的一张“版权赠与书”。还是从书局的负责人那里，在日本投降后我回到上海取来的。
不几日，祖父回杭州去了。我在送他老人家上车后的归途中，感到心酸。回到家中以后，很有一股突然的感觉：似乎这个家已经不像是我的家了。猛然间，阳春走到我面前来喊了一声“妈”，才使我恢复了原来的神智，想着已经出世的儿女，想着我腹中那7个月的胎儿，又想到这几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家，我感到来日之茫茫。
这次以后，我的胆量大了不少，我去做了许多次郁达夫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如去探望几个独身的同学，告诉她们我的痛苦，等他不在家的时候约她们到我家里来看我，或者给她们写几次信。我亦不像前几年一样地老是死守在家中了。
达夫自幼孤独，青少年时代就不开朗，尤其是在异国一住10年，正如他自己在《血泪》中所写的那样：“在异乡漂泊了10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环境把他养成一种苦闷的、颓废的性格，不习惯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个时候，他想恢复一下幻想，又独自个无声无息地出走一次。但走，也并不会走得远，不久也就会回来。不过在我想来，他的这种行径，似乎是我们家庭生活里的症结。为了爱面子，在朋友面前我不敢声张出来。爱与恨的复杂感情充满我的心，我曾动过多次可怕的幻想；但等到他安然地又回到家中的时候，便立即消失了。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又言归于好。
许多事情是不能有一个开头。有了第一次，还会有第二、第三次甚至于无数次的了。有时为了饮酒，又有时为了别的，我只要看到他眉头一皱，知道马上会犯这出走的毛病了。有时我觉得好奇，想探究一下他到底是往何处去的，去做什么。为了他的安危，为了感情，我就在后面追踪他。两个人距离二三十步，有时十几步，更有时好像并行着，不过彼此老是默不作声，活像两个陌生的行路者。有时向西行，从住处走到曹家渡，有时又走到霞飞路尽头，大家自管自地走着。这几条熟路，都是我们结婚前后携手同行过的地方。而曾几何时，心情便各有不同了。一种伤感怀旧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的步子，便自然而然地缓慢了下来。原来在我前面行走的他，偶尔一回头，发觉我跟在他后面，时间已经到了深夜，他自己走得有些疲倦了，就会喊来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拉到我身边，让我跨上坐定之后，他也就坐了上来，两个人无言无语地回到了家中。这样地走了一场冤枉路，在他总算是已经发泄了闷气，我却在受折磨。他又若无其事地与往日一样，叫我，逗我，为我递茶递水，示意我休息，于是我只能在疲劳里，在悔恨中，去度我的残宵。
住在上海的几年中间，像这样的情形的反复，是不计其数的，弄得久了，我亦习以为常了。任他自去自来，任他愁烦欢笑。在一次次的纠纷以后，我也曾摸索到许多教训，我不敢将我心底里的真正思想暴露出来，我孤独地苦闷地想起了在我们结婚前妈对我的箴言，师长同学对我的轻视。又想起了我那可爱的令人怀念的故乡的一切，儿时的一切。我的热烈的真诚的感情渐渐地改变了，同时，家庭影响我的娇，社会影响到我的骄，在逐日发展。
1931年3月17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取名云，小名殿春，这孩子的面貌与性格，从小就特别像他的父亲。未及满月，就得到祖父在杭州患脑溢血的电报，我们就匆促地赶往杭州，总算见到了老人家最后的一面。我从不爱哭，但这次在祖父的灵前，却流了不少眼泪。老人家长眠了，从此他再也不知道我此后的日子是欢乐还是悲愁了。
移家杭州
1931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后来他在《住所的话》里，有过这样的理想。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以埋骨的漂泊惯的流入，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
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像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为我的终老之乡。于是马上写信去托了在杭州的友人徐君。没有多久，他就为我们介绍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内的一所旧式房子。我们立刻写信去，托他租定了下来。
这所住房虽然旧到不可再旧，但环境清寂，房间宽敞，在上海鸟笼式的里弄房子里住惯了的我们，都认为很满意了。尤其是低于上海一半的生活开支，给我们经济上带来了不少的方便。书局若能守信用，把每月两百元的版税照常寄来，那么我们在生活上，一时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在杭州，我的母校，以及住得不太远的母亲家，都可以去走动，无形中给了我不少活力。
就在移居杭州的第二个月，我生下了第4个孩子耀春，又名亮。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了，对于现实的生活环境，我相当满意。家的命运，孩子的命运，我的许多曾有过的危险打算，幻灭的悲哀，都因此渐渐地黯淡下去。
我们在去上海时，曾到和我们过从较密的鲁迅先生那里去。谈到搬家的事情，周先生一直表示和我们不大相同的看法。当时我们因移家心切，听后也没有十分注意。后来，1933年年底，鲁迅曾有虎皮笺写了四张字屏送给我们。裱好之后，挂在新居的会客室里。记得有一首便是：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周先生的诗，似乎在暗示，有劝我们离开杭州的意思，表示出了他对于浙江的政治环境的高超见解。
初到杭州时，我尚体味不出它的特殊境遇。两三个月后，警察局派来了几个人，说是来检查书籍的。这个时候，我才暗中感受到自己一惯忽视政治的可怕。继之而来的，便是各种人的接连不断的来访，有的自称是“学生”，又有的说是“同学”，还有的竟在当地的报刊上登出了访问特写。这就很自然地给我们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从此，我们这个安静的住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日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母双寿，乃至小姨结婚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来我们家庭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亦便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的来往，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写照。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竟有旅游嗜好了。
青岛和北戴河
杭州是个群山环抱的盆地式的城市，一到夏天，不但蚊子苍蝇会随人来去，而且那闷热的气候，会使你喘不过气来。每年从端阳开始，一直到重九前后，在这一段日子里，很少有不流汗的时候。1934年的夏天，未到初伏，已经热不可耐。当时气象预告，说今年将有60年来未曾有过的热流降临杭州。消息一传开，我们就有些不安起来，商量凑出几个钱来，去找一个清凉的地方避暑。有一个朋友来信谈起，到青岛的海边去住一个夏天，用费低而交通便利。我们决定去青岛，孩子打算带一个大的，小的两个留给妈看管。
轮船驶抵青岛港时，可以望得见绿树浓荫里的一幢幢的红瓦洋楼。把视线横扫过去，则是一条弧形的海岸线。青岛的温度，据说最热亦保持在华氏80度上下，虽然骄阳烈日，但你一望见青碧的海水与澄蓝的天空时，身心便自然清爽起来。我们在青岛海滨的三四十天时间里，清晨或薄暮，我几乎全在沙滩上度过的。游泳游倦了的时候，仰卧在沙滩上，将两手枕着头，闭上双目，愁烦和俗情俗念被冲洗得一清二净。
游兴未尽，我们又从青岛乘车到了北京。在北京住的日子并不多，但正好是一个已凉而未寒的季节，听老北京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三海故宫等处的历代古迹，虽然值得令人瞻仰浏览，但我对于阵阵秋风后所随之而来的风沙，多少是有些顾忌的。孙百刚先生这时已在北京工作，异地相逢老友，当然是分外高兴。他挤出了时间，陪我们一起去游北戴河。
当时的北戴河海滨，都是达官贵人们的洋房别墅。又据说是禁止使用汽车的，则其地之清静，可想而知。缓步在静寂的海滨，除了潮汐的冲击声外，偶尔能够听到的，也只有林间的鸟语了。那里用以代步的，只有驴子。我将它当作一种新鲜玩意儿，时常骑在驴背上不愿下来。
在游兴未阑时，却得到了杭州家里发来的电报，说四儿耀春病重，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于是我们踏上了归程。总计从盛夏到初秋，两个月来的游踪，已把我的俗虑与愁怀，洗扫得洁净无遗。回到杭州以后我与达夫的感情，暂时又恢复到了当年。
风雨茅庐
杭州是我的故乡，我有鸟倦知还的感觉，而且对达夫也是很有诱惑力的，他在《住所的话》里写道：
这一种好旅游，喜漂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和平时有所移易；总之是懒得动。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辍与铺陈。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
这希望，不但是达夫的，而且亦是我的。事也凑巧，就在我们住房的贴邻，有着一块菜园，菜园中有一座五木落地的凉亭，以及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屋。这一块东西略长而南北较短的长方形地，若用它来建造一幢普通住宅，还是可以的。而且从我们搬来住下的两年里，这间房屋，从来没有什么闲杂人进去，只有一位老人，像是这块地方的看管者。
有一天，在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里，遇见了一位姓沈的人。七、八年前，沈曾托人向祖父向我提过亲而被祖父回绝了。今天在朋友家中突然相逢，两个人都觉得局促不安。不过被热心的主人一介绍，彼此也就恢复了常态，聊起天来。我们谈到了住处，他谈到了他正在负责整理的浙江省救济院的院产。沈氏又顺便提到：“在场官弄内，我们好像也有院产，但不知是哪一头。”
我听了就有些注意起来，认为场官弄并不长，没有很多的房屋，他提到的，会不会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一块闲地。沈又接上去说：“也许就在你们住屋的附近，有一块空地，里面只一间破屋。”
“你们的空着的院产，不正可以拿来利用利用？像这样的任它荒芜下去，不太可惜么？”孙先生插上一句。
“最近我正在作一个全部整理的计划，还这样打算，谁如果看中了院里空着的地产，则可以设法以山地来交换，不过，当然也要向省政府申请批准。”
沈氏这话既合公家要求，又遂私人心愿，我很想再了解得深一点，但终因我与他还是初见，不能求之过急而作罢。隔了半个多月，沈氏到我们的住处来。他提起了贴邻的那一块地，说：“今天我是专诚来拜访两位的，而顺便又可以测量一下你们住屋旁边的那一块院产。这一块地，有一亩多，造间住宅倒还合式，如果有人能用三十亩山地来交换，那是符合院内计划。”
“谁又有那么多的山地？除非农村人家，不过他们也不需要城市中的空地。”我说。
“这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是城市居民想交换，那么他可以托熟人为他们代购山地。”沈氏进一步提醒我。
我们送他到大门口，当他跨上车子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们贤伉俪需要山地，我一定可以代劳。”
过了些时候，沈氏把玉皇山背后三十亩山地的地契送了来，价款1700元，当面付清。然后我们又正式办理了向省政府申请转移产权的手续。这样，不到三个月，这块“风雨茅庐”的地基总算定了局。达夫在1935年6月29日的日记里，记上了一笔：
午后，邻地之屋户出屋，将门锁上，从今后又多了一累，总算有一块地了。
凑合几年积聚下来的一些稿费，加上从安庆收回来的半年工资，付出了买山地的价款之后，就所余无几了。但既已有了这块地，就决心把房子造起来。我们请了朋友兼建筑包工的郭某来计划了一下，他说：“如果光造四五间平房的话，则所费也有限，有四五千元，亦可以应付了。”
我一听这口气，觉得还有把握。如果达夫能在平日里少买一点书，我再节约一点家用，凑上了版税，大约也差不多了。何况在买地之初，友人还许下了大愿，说愿借给造屋的钱。
蓝图送来了。东改西添，达夫爱两间独立的书房，我又喜欢三间平屋，于是墙外一座三开间，墙内两间书室，再加所谓猫狗小舍与儿童游戏室，以及浴室下房。又从很远的郊区搬来种下去的树木花草等。排场虽不大，数目却可观。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建造这幢风雨茅庐，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
买地造屋的动机除了上面所述的以外，当时我还有一种想法。钱，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特价上涨，钞票贬值，留在手头，还不如把它适当地用掉的好。至于房屋的布局以及房契的姓名等，是通过我们二人详细协商后才作决定的。在墙脚的角上，向里安放了一块界石，上写：“王旭界”这三个字，是达夫亲手所书。不幸的是，我的房契在长沙大火时，连同其他文件及书信等，遗失了。
在新屋动工之前，我们家里曾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由于脑膜炎，我们的第四个儿子耀春，竟不治而夭折了。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身体的肥硕，在杭州城里却是少见的。但不知怎的，由感冒而引起了肺炎，再变成了脑膜炎，他从起病一直到断气时为止，不到一个月，从来没有哭闹过，只在钱潮医生为他动手术抽脊髓时，才听见他几声哭声。后来看看无法转好，我们才陪他坐汽车回到富阳，因为达夫的意思，是要“埋进先茔为树槐”的。不过这孩子在生前的短短的两年里，我们的确无条件更好地抚养他，正是达夫说的“两年掌上晨昏舞，慰我黔娄一段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