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也起了关键作用：前此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这些信息的扩散，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武昌起义事前并无周密策划，给清廷以致命打击的，有赖随后各省咨议局群起宣告独立；而多数省议员，恰是立宪派。正因此，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返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随即，梁试图推动政党政治，屡屡受挫，又跟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加深了积怨。他二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不数月。在昏暗窘迫的政治条件下，他一板一眼地运筹谋划、创制施政，虽成效乏陈，堪称蓝缕筚路。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众多议案和论著。
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是民初两大危机。帝制根基在中国被铲除，实得益于1916年的护国战争——其发动者和统率者，也是梁启超。事前，他面劝袁放弃称帝未果，乃与蔡锷密谋倒袁；更坚拒重金收买，撰文公开抨击。袁将称帝时，他先派蔡锷潜回云南发动起义，继而长途跋涉亲赴险境，策动两广独立，组建护国军政府；袁被迫取消帝制、羞愤而死后，他立即力促南方解散军政府，北京恢复《临时约法》，以避免南北分裂。一年后，张勋和康有为等联手拥宣统复辟，梁毅然助段祺瑞讨逆，直斥乃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对自己前之保皇而后反复辟，他解释说：当时中国，“政体”最要紧，即应以宪政取代君主专制；“国体”则不可变来变去，否则必导致无穷祸害。他辛亥前竭力鼓吹立宪，为争民权；辛亥后拼死维护共和，是反独裁。由此又知，他戊戌后批袁（揭露其背叛维新）、民初助袁（应邀任总统顾问及司法总长）和护国倒袁，也都贯穿着同一理念。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的作为，直到最近，才有学者予以翔实介绍和公正评价。
一次世界大战末，梁启超以财长身份推动政府对德、奥宣战，乃因他预测协约国将胜，我即可凭战胜国资格，夺回若干权益，改善国际地位。1918年底，同盟国果然战败，而他已退出政坛。大总统徐世昌特拨经费助其游欧，兼请在巴黎和会外为中国造舆论。梁既领命，但怀疑政府能力，遂力倡“民意外交”，建议成立了半官方“外交委员会”；后经京沪民间推举，出任“国际联盟同志会”理事长和“国民外交协会”特别代表。1919年初，甫抵巴黎，他获悉：当年段祺瑞不顾他反对，私允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此时日方公开了密约；列强为安抚日本，将牺牲中国；我使团内部意见分歧，常陷于混乱。于是，梁启超以个人名义，跟列强代表抗辩周旋，给英美报纸撰文以影响舆论，并致电外交委员会传递消息、抗议政府误国。3月24日，其电文由上海《申报》披露，立时激起国民公愤。4月30日，他判断事态无可挽回，决定诉诸民众，再电国民外交协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在和约上）署名，以示决心”。京沪报纸旋即发表此电，学生运动爆发。接着，他又把北京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通知了旅法中国学生及商人，后者于6月28日闯入使团长寓所施压。最后，中国无一代表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曾几何时，巴黎和会跟中国有关的线索，全系于梁氏一身。作为政治事件，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指导者，非他莫属。在紧要关头，梁启超以自觉的历史主动性和洞察力、超凡的政治敏感和智慧、卓越的斗争策略和技巧，全不计较误解乃至恶语中伤，以一介平民之身份，担起民族重任，引导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果。
梁启超时年46岁。此前，除反袁时挂名“护国军政府政务委员长”数月，他从未担任国家首脑。纵观其政治生涯——在野时忧国忧民、从政时殚精竭虑，给当权者出谋划策时为人作嫁、面对独夫民贼时揭竿而起，无不出自复兴中华的拳拳之心。他前半生热衷政治，实不乏“知不可而为”的自觉。他与日俱增的政治才干，使自己多次裹入时代漩涡中心，独领风骚；他丰富多采的阅历和业绩，堪与中外古今任何大政治家比肩，并不逊色。由此可知，百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家、职业革命家、战略家、外交家、行政管理家、社会活动家……行列中，全有梁氏一席之地。虽然，他自己并不以此为荣。
五四，更是波及全社会的新文化运动。而梁启超，既是白话文始作俑者，也是介绍马克思学说之“中国第一人”。1902年，黄遵宪给他的一封信里写到：“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举一国材智之心思耳目，专注于公，举足左右，更分轻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惟公是赖。”1943年，梁漱溟回忆说：“当任公全盛时期，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行严、章士钊、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近年黄敏兰断言：梁多年的宣传鼓动，正是“反帝”、“民主”、“科学”等“五四精神”的内涵之渊源；“梁启超与五四的关系，可用八个字概括：源远流长，千丝万缕。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个人与五四运动有如此广泛和密切的关系”。
身处新文化酝酿期，梁启超既以其言，也以其行，始终围绕着、塑造着时代的主题。例如，他首倡“诗界革命”、“小说革命”，自己便曾创作新诗和新小说。他率先鼓吹“以工立国”、倡设证券交易所，民初则带头出资，扶持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他不赞成“节制资本”口号，却是“在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第一个人”。他曾周游许多国家，屡向国人传达其见闻；20年代，更出面邀请和接待印度泰戈尔、英国罗素等大师来华讲学，轰动一时。
1920年，梁著《清代学术概论》，以史笔作自我剖析：“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虽然，“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思想界之陈涉……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出于如此严酷的自知之明，五四后，他坚持“为学问而治学问”和“学问独立”，全力投入学术和教育事业。梁启超最后十年的创获已有公论，毋庸赘述。
梁启超天资聪颖，且毕生勤奋。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100万字。这还没把他办报、从政、任教期间所有文字收全，更没算他帮康有为纂成的几部名著和应邀在严复《天演论》译本初稿上的批改。何况他平均每年二三十万字，用的大多是言简意赅的文言、半文言体，而且大多作于异国亡命、政事缠身乃至旅途颠簸、戎马偬倥之中呢。
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新学日益普及，新锐接踵而至，思想界百家争鸣局面盈科以进。在这百花园中，梁启超始终是最繁茂、最夺目的一枝，堪称新文化的最高代表。仅以5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例：设专条介绍梁氏生平业绩的，便有《新闻·出版》、《教育》、《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文学》等8卷。另有《宗教》、《社会学》、《地理学》、《农业》、《戏曲》、《体育》等十多卷，在叙述各该学科发展时，都讲到他的贡献。梁启超的确无愧于“世界第一之博学家”之美誉。
梁启超在世时，即对众多历史人物有直接的影响。且不论跟他打过交道而利害攸关者，如张之洞、陈宝箴、张謇等权臣巨绅，严复、马建忠、张元济等同党知交，王国维、汪康年、陈寅恪等同事挚友，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杨度等盟友政敌，袁世凯、徐世昌、熊希龄、段祺瑞等民国首脑，唐才常、蒋方震、张君劢、徐志摩等弟子门生，李端棻、林长民、林徽因、梁思成等儿女姻亲……论者称：受其影响者还“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梁漱溟、邹容、吴樾、邹韬奋等著名人物。有多少历史、文化名人在他们的传记、回忆录中记述了梁启超对他们的强烈震撼和巨大影响。我们随便翻开他们中任何一位的传记，即可发现这种表述触目皆是”。张灏以新中国时期宣传雷锋、王杰等英模为据，认为：“梁的《新民说》与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之间的继承性甚至更明显”。
由此可见，百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包括经济史、科技史）、语文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包括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社会学家、佛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家和诗词家、新闻出版家和政论家、文物和图书馆学家、地理学家、科普作家……行列中，同样全有梁氏一席之地。若分别编出这些领域“杰出人物榜”，每榜都少不了他；其中若干，他还会以创始人或集大成者身份，名列前茅，乃至榜首。
过去多年，梁氏业绩渐不为人知；对其政治作为，流行着太多偏见。诸如给他扣顶保皇帽子，说他主张虚君共和是迂腐、两次入阁是被军阀利用或权欲驱使、倒袁护国是投机，甚至他揭露中国使团在巴黎的混乱和软弱也是卖国……个中缘由，今人倒也不难理解：世纪初，他跟同盟会有过摩擦冲突，20年代曾抨击国民党新军阀及共产党暴力革命，宣称俄式社会主义不合国情，从而与后来的执政党结下种种恩怨。于是在党史家笔下，至少对他后半生的政治言行，给予了全盘否定。所幸大半个世纪过去，那种反历史的态度，如今正在被扬弃。
早年，康有为曾批评梁启超“流质易变”。梁自己也承认：“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皇求索中。”（《清代学术概论》）后来，“多变”及“太无成见”，被公认是他的突出缺点。这让我想起一个传闻——
戊戌前，在古称江夏的武昌，梁启超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考考这个二十出头的维新名人，张大帅出一上联：“四渎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应是第一，还是第二？”梁启超从容应对：“三才人在后，三教儒在前，小子本人儒，既可在后，也可在前。”学者指出，硬说此联为张、梁所作，“恐不可靠”。至于不少人宁称其是，或因笃信梁启超确有如此之机敏博学。而我以为，这故事更表现了他不卑不亢、谦逊自持的品性。
迄今为止，凡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常生出某种尴尬。其缘由，一如费正清不无惋惜的感慨：“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太先进了”。也如梁著《少年中国说》所言：“老大中国”忽变成“少年中国”，虽“与天不老、与国无疆”，可毕竟要面对欧洲列邦之“壮年国”及本国握国权者之“老朽”。为了不在亘古未有的文明冲突中败亡，一切须从头做起。在这背景下，梁之“流质易变”，恰体现了一种大智慧：摸石头过河，勇于正视差距，善于调整方向，不怕改变自己。随机应变中，弘扬了兼容并蓄的传统；锲而不舍的，惟有复兴中华的追求。梁启超一生善始善终，给中国和世界留下长久影响，实得益于此。而康有为一班“太有成见”者，缺的不正是这种智慧、品格与自信吗？
综上所述，不论从他对众多历史人物、历史事变的影响，还是那些人、那些事对后来的影响，以及近年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他日益频繁和深入的“重新发现”来看，把梁启超列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理由是充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