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主编或参与办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了编辑30余篇出版学论文，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编辑出版思想。
他初期的报刊思想可以大致概括成三点，一：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点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二：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要。新文体的运用使一般民众也能看懂报刊上的文章，从而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报刊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新型报章文体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梁启超那种面向广大读者、服务读者的报刊从业态度，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三：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梁启超后来在海外办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见。他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民主概括为“通”，可分三方面论述：第一，维新派极力阐述并努力实践报刊的“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重视报刊传播信息和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第二，强调并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因而始终把开民智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三，重视并自觉的运用了报刊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他对报刊性质的认识超出了早期维新派人士的程度，已经把办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
梁启超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等方面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维新派的报刊思想，在中国新闻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关于报刊功能与作用的论述。a、“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从政治上看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是维新派人士的共识。b、“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是报刊。二：关于报刊性质与任务的论述。 a、报纸性质多样。b、报馆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大众，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三：关于办好报章的条件的论述。梁启超认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当，四日报事确而速”。四：关于舆论的论述。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并且，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梁启超的办报在我过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当前中国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其主要贡献有，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二：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知识广博又关心国家经济问题，还由于他曾经在袁世凯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币制局总裁，又在段府里担任过几个月财政总长。这些实际工作的需要，使他不得不面队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一番研究。他本人也曾想在经济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使他不能有所作为，抱负无法实现。他在经济方面的某些观点和设想，是有相当价值的。
一、 经济为立国之本
在梁启超的笔下，经济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在经济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所以，“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梁启超认为，经济与政治常常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防卫，是全球政治家所必须时刻考虑的最大问题。当经济侵略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动，与国家无关，是经济现象，与政治武官。其实，立夫个人之后者，莫不有国家，个人先登，国家必从之。而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凡是在经济上被奴役的国家，不久就会在政治上被奴役。
梁启超不仅看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还看到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他引用宾斯塞的话说：“古代为军政社会，凡一切产业上设施，皆以为发达军事之补助；今世为产业社会，反一切军事上设施，皆为保护产业之补助。”宾斯塞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但他点出了在近代社会，军事行动最后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特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梁启超还指出，无论在生活上，税权上，企业竞争上，举借外债上或是在外交上，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其动机起于生计，而影响必及政治”所以，经济问题是立国的根本问题。
上面这些话，是他在民国元年讲的，不仅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深刻。那时候，封建顽固派迷信政权，以为有了政权就会有一切，而封建军阀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会有一切。特别是袁世凯，可以说是两者的典型。当他蛮横霸道，不可一世，正通过施展各种压力，取代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却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经济为立国之本的论断。虽然，他后来在袁氏政府中当了官，但是和袁世凯唱反调。袁世凯想以大总统位为台阶，再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把中国占为己有；而梁启超的却是如何才能救中国，他总结西方各国经验，认为搞好经济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
民国初年，面对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财政危机，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十分棘手，另方面有为争取财政情况的好转而提出与治标并行的方针：“治标策，与捂平昔所言治本策，绝非不能相容，非不能相容，而实乃必当并行也”
他认为，要整理当时中国的财政，若只进行小修补漏的方法是不能成功的，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其治本的“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治为一炉”又说：“治本之策，一曰改正税制，而曰整顿金融，三曰改良国库”而听他说的治标的办法，则主要是指改革财政，奖励公债，裁减军费和行政费用等。
他强调治本的重要性：“吾固深信吾国实行被治本政策，则财政基础，终无巩固之日也”。但也不否认治标的必要，“此治本指标两策，实当同时并举。今既未能，但使能先行此治标策，则做裨已多， 而将来续行治本策，亦可以省却无数障碍”
梁启超提出这种治本与治标“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有一定见地的，但他所说的治本之策，并没有真正抓住当时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根本，因此，不可能发挥什么具体的影响和作用。连他自己所担任的币制局总裁和财政部总长的官职，干了几个月也都干不下去，不得不呈请辞职，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梁启超还认为，国家的财政，应该为一国的人半事情。若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取虽然多，“未有以为病者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凡人之情，出其财而知其所用，虽巨万而不辞，出其财而不知其所用，虽一文必吝。故民政之国，其民为国家担任经费，洒血汗以报国，曾无怨词，虽有重费之事，苟属当办者，无不举焉”。也就是说，以民财政民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否则，这种财政是怎么也理不好的。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指出过，中国当时的理财者，不是对人民进行搜刮，就是对应该发的俸饷加以克扣，催促人民交纳公债，比催交田赋来得更凶。人民的困难他们一概不管，但是国库的空虚仍然如故。难道中国真的缺乏钱财？难道中国人民较之西方各国人民更为吝惜钱财？不！而是由于以往的理财者没有“以民财治民之所致也。此吾所以虽理而无所得者也”梁启超的这些化，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统治和压榨行经的揭露和抨击。
梁启超又认为，了解财政学，并不只是一国之最高财政机关才需要。国家办一切事业，都需要钱财。无论承担什么职务，若对财政的常识一无所知，便很难把事情办理好。或者不考虑国家的财力所能及，而妄时兴作，就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国家要举办刻不容缓的政务，又由于无法求得相当的财源，被迫而不举。而“财政设施之得失，其利害之及于国民生计者，如影之斯随。”所以“各地方大小管理，于财政学之原则，皆不可以不粗知其概”。就是一般国民，对于财政的普通常识，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选举理财的人才就能选得恰当。监督财政的事情才能做好。梁启超这些建议的本身虽然无可非议，但是在当时劳动人民连饭也吃不饱，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要求人人都应该有财政的普通常识，是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
当然，在距今七八十年以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任务梁启超，嫩够比较明确的看到经济为立国之本，经济决定政治和军事，政治，军事是为经济服务的，也就很不容易。这种看法，比较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加以肯定。
二、 鼓励农工业生产，开源节流
在经济问题上，梁启超非常重视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有些谈论治理国家的人，研究如何使国家强盛声起来的较多，而研究如何是国家致富起来的比较少，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没有富，何来强？真是一语中的。
怎样才能致富？他认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他所说的实业，是工业和农业，说明他是看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抓住了富国的根本。
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认为是最根本的。有的人以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而欧美则是商业立国。梁启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时，欧洲每年的总产值是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亿两，其中，农业产值为适宜万九千三百亿两。而商务仅为一万一千二百亿两。这说明，欧洲的上午虽然很繁荣，其利不过是农政的1/10，而欧美研究农学的，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有关研究农业的言论，真是汗牛充栋。而中国只有农业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中国所患的是没有研究农业和发展农业，若真能发展农业，就不用担心贫困了。
对于交通事业，也很重视。他年轻时候就主张要修铁路。他说，当时学多中国认识孤陋寡闻，数百年来如坐在暗室中，对新事物没有一点认识。所以遇见心学，变不遗余力阻挠。看到维新人士，如同寇仇加以诋毁排斥。若兴修铁路，与外界交往多了，见识广了，就会明白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道理。这样变革起来就容易多了，就不会遇到诋毁和阻挠。否则，坐而论道，将一事无成。
梁启超认定实业和交通为富国之本，那么应该如何去发展实业呢？在农业方面，他认为要垦辟荒地，改良农业。等到财政基础稳定，就要学习德国，法国普及农业银行，并以国力兴修水利。
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棉，铁，丝，茶，糖的生产最需要保护，普通的矿业则宜采取开放。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所生之力，他们得三四成，我们得六七成。这样，政府和国民都会欢迎外商来投资。从这些具体措施来看，梁启超对于发展农业工业生产，是有他的见解和方法。并且能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应该加以保护的就采取保护政策，可以对外开放的就开放。从他对外商投资所提出的观点看，在执行开放政策的时候，他是注意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这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能有这种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财政的角度看，发展农工生产是开源，此外，还必须注意节流。他把节流看成是财政上的治标方法之一。
对于节流，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想：一是裁兵，削减军费。二是削减行政费用。这是有胆识的。
三、 财政改革
早在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其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造成的中国经济颓废和财政危机，梁启超就曾从爱国立场出发，表示了关心。他不仅研究了西方各国发展农工业生产的经验，举办公债的经验，还研究过货币的职能和历史。考证过中国古代货币材料。并且提出过改革财政的方案，辛亥革命以后，他进一步研究了货币制度和金融政策，研究了银行制度和纸币发行工作。提出了不少改革财政的建议。主要有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银行制度以及举办与利用公债和改革财务行政几个方面。目的是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来取代中国封建的财政制度。
梁启超认为，国家越是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就越多，而国家的财源以赋税为大，但是旧是赋税制度非常混乱，有的地方交纳过多，有的地方隐瞒很严重，形成赋税不均。全国不分宅地，耕地，税率相同，很不合理。官吏中饱私囊。必须整顿。
首先要改正田赋。对土地要进行调查，重新登记。要区分宅地和耕地。实行不同税率。这样，全国七万万余田，加上城镇宅地升税，可常年国库收入三万万两以上。
然后要整顿盐课。收全国之盐归政府专卖，设提盐使和各级盐务官。分管十盐区。制盐人必须登记，经批准才能开业。
再次要裁减旧税目。增加新税目。如茶税，为了保护茶的生产贸易，可以不抽税。赌博应该禁止，不再抽赌博税。其他杂税也不合理。都应该裁减。
在裁减旧税同时，增加新税目。根据各国通行税目，我国应该采取的除了田赋，盐税，海关税和酒烟糖印花税外，还应该设遗产税，通行税，登录税。家屋税和营业税为地方税，将来条件许可，还应该开征所得税。梁启超认为，开设税目的原则以不妨人民经济之发达，而负担均平者为贵，故选择税目最当加慎。
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要救亡图存，必须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他是财政枢机，关系到国民生计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