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讹诈求职者相仿，一些在原公司失意的业务骨干或是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往往成为商业情报人员讹诈和利用的对象。商业情报人员们派出和这些被讹诈者存在某种友好关系的人士，伪装成为这些被讹诈者排忧解难，倾听他们的苦水的人，而他们就从这些所谓的苦水中得到公司的商业秘密。此外，还有的商业情报人员通过调查利用被讹诈者的性格特征来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英国的某建筑材料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令其同行感到颇为不安，于是，这些同行纷纷派出情报人员刺探情报。经过商业情报人员们的研究，他们发现了英国的某建筑材料公司的保密措施做得相当到位，只有一个突破口，就是这个公司的技术部门经理，这个人口无遮拦，喜欢哗众取宠、夸夸其谈，常常在“听众”的吹捧下走漏风声。于是，这位经理的身边突然多了一些忠实的听众，而他本人却依然兴高采烈，没过多久，英国的某建筑材料公司的技术研究成果就在这位经理“夸夸其谈”中泄露了一大半。
在现代商战中，情报人员的讹诈之术可谓防不胜防。作为保守秘密的一方，要保证每个环节不出现纰漏，同时要低调、洁身自好，不给商业情报人员有机可乘的机会。
§§§第三节 绑架：情报获取的惯用伎俩
绑架在谍战中十分主动、效果立竿见影，因而多被特工所采用。绑架作为情报人员组织的杀手锏，在情报人员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作用。
首先，绑架能直接获取情报。通过对知情者的绑架，情报人员组织可以获得一次审讯甚至是刑讯逼供的机会，一些知情者迫于压力和胁迫不得不透露出自己所掌握的秘密，从而使情报人员组织以较小的成本、较为安全的方式直接获取情报。
其次，绑架能间接逼取情报。情报人员组织通过绑架知情者的亲属、朋友或是其他足以引起知情者关注的人或物，并把这些毫不知情的人作为吸引知情者的诱饵，诱其登门造访或屈膝妥协，从而间接逼取情报。与此同时，情报人员还可以从间接绑架人质的过程中观察知情者的动向，他们期待着知情者处变而惊、忙中出乱，从而获取一条“抓住马脚”的捷径。
第三，绑架能够诱杀目标。在绑架中被形象地称为“撕票”的先绑后杀行为带有浓厚的恐怖色彩，他们或许是目的已经达成又恐留下活口，或许是目的无法达成而“破罐子破摔”，或许“绑”就是为了“杀”，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人质的命运终将成为一段悲剧。
最后，绑架在谍战中能够起到反间的作用。有些情报人员组织抓了人质之后表现得“一团和气”，不仅不会对被绑架者动手动脚，而且过不了多久这位人质就能安然被释，原来他们只是想让被绑架者看一场表演，演出的剧本纯属虚构，信以为真的人质把这些假信息带回去之后，情报人员组织在反间的赌局中就可以轻松地胜出了。
§§§第四节 暗杀：血雨腥风中的搏杀
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址，却随时可以下榻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房间；他们没名没姓，却拥有几本不同的护照；他们违背法律、道德行凶杀戮，但被冠以国家的名义，这一类人就是隐蔽战线上的杀手——情报人员。为了给大家展示暗杀这一手段的真实性，FBI介绍了前苏联情报人员也是杀手斯塔申斯基的故事。
前苏联克格勃的追杀行动分为“直接清除”和“间接暗杀”两种途径。为了不暴露身份，情报人员多数采取“间接暗杀”方式，如借助可靠情报，收买内线除掉目标。由于毒药发作特别快、安全经济，往往成为情报人员行动的首选。情报人员一般将毒针或者毒剂藏在日常用品或食物当中，利用内线接近目标，然后伺机下手。前苏联克格勃有一种“气雾杀人针”。只要轻轻扣动扳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随着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毫无声息……
在前苏联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杀手中，斯塔申斯基一枝独秀，曾利用“气雾杀人针”成功暗杀里贝特和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斯捷藩·班德拉。斯塔申斯基是乌克兰人，受雇于前苏联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前苏联的乌克兰人。
1957年10月9日，斯塔申斯基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此次他的任务是暗杀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斯塔申斯基按照上司的指示，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0月12日上午10点多，守候多时的斯塔申斯基看到里贝特下了电车走向了他的寓所，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气雾杀人针”，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斯塔申斯基将那武器对准里贝特的脸开了火。毫无戒心的里贝特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流血，只是静悄悄地倒了下去。
看到里贝特无声倒下，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并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随后，斯塔申斯基跑出那所房子，将“气雾杀人针”扔进小河里。随后乘坐火车离开，前往法兰克福。在暗杀里贝特期间，斯塔申斯基与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英格·波尔小姐热恋了。英格·波尔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在斯塔申斯基杀了里贝特之后，斯塔申斯基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荷兰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申斯基将出席这一仪式的所有人都拍了照，而且他特别注意到停在墓地外的一辆慕尼黑车牌汽车。随后，斯塔申斯基发现这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拼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但暗杀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1958年底，克格勃头目向斯塔申斯基下达干掉班德拉的指令。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行踪不定，甚至连他的手下都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行踪。但是斯塔申斯基一直耐心地等待机会。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为了搞清楚班德拉房内的一切，斯塔申斯基弄了一把万能钥匙，趁班德拉不在的时候，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斯塔申斯基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他的上司。
经过斯塔申斯基的调查得知，班德拉身边一直有一个保镖，暗杀他很有难度，而且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因为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胁。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来临了。斯塔申斯基发现班德拉独自驾车进了车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斯塔申斯基却没有发射“气雾杀人针”，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暗杀机会。时隔不久，斯塔申斯基再一次等到了暗杀机会，一天班德拉的车驶进了67号毗连的院子，从车上下来的只有班德拉一人。斯塔申斯基暗自惊喜，于是他这所房子走去，进了屋。当斯塔申斯基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脚步声也越来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意识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自己的脸。于是，斯塔申斯基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在躲过这个女人之后，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
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斯塔申斯基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于是他立即走下楼梯，他清晰地看到班德拉挎着一只小菜篮，并在认真地拿着钥匙开锁。“不上班吗？”斯塔申斯基向班德拉问道，可怜的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黑暗，片刻，便失去了知觉。此时，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将它敲碎，吸入解毒气雾。斯塔申斯基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头也不回地快速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前苏联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他已完成任务。
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并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留莫斯科，等待时机。但此时的斯塔申斯基早已厌倦了杀人情报人员的行动，加之女友的热烈呼唤。于是他坚定信念离开克格勃，并成功逃离。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情报人员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在和平和发展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暗杀行动一直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相反，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暗杀事件把人类带入了恐怖主义的迷茫之中。暗杀是情报人员手段中最为极端的一种，而且常常以自戕为代价。在崇尚理性和生命的今天，暗杀情报人员渐渐涌向了宗教领域，不少暗杀还演变成“明杀”，一幕幕“自杀式”袭击事件跳入人们的视线。可以说，今天的暗杀站在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边缘，一旦这个界限被混淆，那么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难以估量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