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9～1957年）史学家。江苏常州人。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毕生治史。著有《中国民族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等多种。
吕思勉在《经子解题·自序》中谈到：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见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做学问要有悟性，要讲究读书方法，这话也是吕思勉的读书经验之谈。
吕思勉一生埋头读书著作，以全身心关注文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一生不仅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宝藏，还为后人留下很多爱书读书的佳话。
青少年时读遍史书
吕思勉堪称是一个读书人，他的一生就是读书、教书、编书和写书。
吕思勉六岁时，就在家乡江苏常州开始了读书生涯，八岁时开始阅读史书，他的母亲和姐姐经常为他讲解史书古籍。童年时的阅读，培养了他对历史的兴趣，“故于史部之事，少时颇亲。”后来父亲又取来《日知录》、《二十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书，让他随意翻阅，“亦觉甚有兴味”。私塾老师所教《通鉴辑览》，涉及历代治乱兴亡的事，他总是读得津津有味。
青年时期的他更是发奋读书，二十三岁时已经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后来回忆说：“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二十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吕思勉童年时读书兴趣就相当广泛，当时很多成年人都难以读懂或接受的《海防论》、《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万国史记》等书，他却在九岁到十二岁之间全都读过了。在这些著作中，他学习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人文地理知识，且对西方各国的近代民主政体、科学文化、经济发展也有了初步的了解。成年后他还广泛涉猎医学史籍、围棋经典等古籍，后来他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游记、通讯、序跋、学术论文，范围涉及哲学、宗教、史学、地理、文学、语言、医学、围棋、经济等领域，这都是早年读书广泛打下的良好基础。
读书，宜随时做札记
吕思勉认为，读书做学问，既不能不读书而泛泛空论，也不能钻进故纸堆，不问民间疾苦，不知社会变革，只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研究学问。他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抱着这样的信念，他经常思索着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思索着改良的办法。他在《论国人读书力减退之原因》一书中谈到：“学问之高，原不限于读书。向者士大夫埋头钻研，几谓天下之事，尽在书籍之中，其号称读书，而实不能读书者无论矣，即真能读书者，其学问亦多在纸上，而不在空间。能为古人作忠臣，而不能为当世效实用，这是最要不得的。”他还告诫学生：“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他同意“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说。
吕思勉一生酷爱读书，同时也积累总结了很多读书方法。过去读书一定要背书，学生念书十分辛苦，很多人心理上惧怕读书。吕思勉总结了一种“熟读法”，在教儿女们读书时使用，效果很好。他的女儿吕翼仁教授在回忆早年父亲教她读书的事情时说：“每天教的新课他要我们读五十遍，再将昨天教的课文读三十遍，前天教的读二十遍。这样一来，每天都读一百遍书，而且每天教的课文，也都能读到一百遍，只是分三天读罢了。事实上，几十行课文，读到一百遍，决没有背不出来的，而且分三次计，就更便于记忆而不会遗忘。”“父亲还特地给我们作了书签，每张书签上写两句五言诗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抽出一个字，读满十遍，就把另一张十位数的书签抽出一个字。这样读书实在一点也不苦。”
吕思勉特别重视做读书札记，经常告诫青年学生，“读书时，宜随时札记，以备他日之精研。”他的读书做札记，早自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十六七岁时写的读书札记，就有读《通鉴》札记、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札记以及读《昭明文选》的札记若干本。
做札记是一种强化思维和写作能力的好方法。吕思勉的一大特点，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写读书札记。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从无间断。他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的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再经过综合分析，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有的是对史事的考证，有的是对文献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和融会贯通的综合，他的那几部有分量的断代史著作，就是在这种有计划地坚持不懈阅读史书和做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而写成的，后来他的这些读书札记经过整理，分别结集出版。如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燕石札记》，1958年出版的《燕石续札》，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书札记》等，内容涉及政治制度、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思想、历史地理、宗教习俗、民族关系等方面。
吕思勉读书极为认真，无论读什么书，凡他认为有用的材料，都用红笔圈加各种符号。他还喜欢读报刊杂志，如发现有价值的材料，就剪下来粘在纸上，并注明出处和日期，剪的内容多了，按专题分类，一札一札，用细麻线捆起来，再用废报纸包扎，每包材料外面用标签写明专题名称，一包一包叠放在书橱里，打开书橱门，分门别类的材料一目了然。
读书要结合实际
吕思勉曾回忆自己早年读书生活时说：“少年时，因没有名师指导，只记得曾国藩一句话‘读书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光知道多读书，不加辨析，不讲方式，因而精力、时间浪费了很多，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也属不少。”正因为如此，他有许多著作，深入浅出都是为青年学生所写，自称是“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为他们开启门径，指明阶梯，引导他们少走或不走弯路，较顺利地走上治学的道路。
40年代，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读书积累，写了《如何培养广大群众的读书兴趣》、《读书的方法》，还写成《我学习历史的经过》、《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职业青年的治学环境》等文，引导青年在学习历史之前，要多读些社会科学的基本书籍，如社会学知识，他还说，“第一步，宜就近人所著之书，拣几种略读，除本国史外，世界各国的历史，亦须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因为现代的历史，真正是世界史了，任何一国的事实，都不能撇开他国而说明。不必早读。青年学生如能在有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后再来学习历史，那么，至少可以比我少花两三年工夫，而且早得一些门径。”
吕思勉很注意用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来指导读书，尤其是在阅读古书时，因为古人评本颇多，但十之八九都是从前做八股文章的眼光，难免粗鄙陋俗；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便终生不能自拔。读古书不能否认有相当的好处，但也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害处，读古书如果不用科学的观点去统驭，那么，“两者比较起来，中毒的副作用，还较营养成分略多。”
为了总结自己半生读书经验，吕思勉写过一篇《蠹鱼自述》，称自己“被读书误了”，“十足做了半生的蠹鱼”。他认为读书人往往视书本为权威，遇事总是先入为主，按照书本的暗示，而不能就现实的情况加以研究，以至于被人批评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要避免这种弊病，读书人不但要作书本上的研究，更要做现实情况的研究，尤其是将书本与现实相参证，那么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总结自己读书体会，提出读书“宜留意，求其大义，宜深思而求其会通，宜严别真伪。既不能信古作甚，不敢轻疑；也不能一概吐弃，而不求其故。”
吕思勉也告诫后人说：“书，自然也是研究的一种对象，然而书只可作为参考品，我们总该就事实努力加以观察，加以研究的。不但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该如此。”
这正是一位史学家几十年读书后的经验之谈。
郝彤宁夏大学团委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