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领会《醉花阴》一词及李清照词精神实质者早有先例。宋人当以王灼为最。王灼在其《碧鸡漫志》一书中，专设“易安居士词”一目以评。其中关键的话语是，“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王灼在发此论时，接以几个参照系，如陈后主使女学士侠客赋诗相赠答诗，元稹的《会真诗》，白居易的《梦游春诗》，温庭筠的侧辞艳曲，曹组等人的鄙秽歌词，且不时冒出“纤艳不逞”“淫言媟语”等鄙视语。王灼发语的目的是明确的，即对李清照的词从内容上加以道学否定。否定一方面暴露出其人的道学面孔，另一方面显示出其人对李清照作品内容的认出。李清照的词无非表达了自己真实的内在情感而已，谈不上有“闾巷荒淫之语”，但在王灼的心目中，“搢绅能文妇女”应该遵守“温柔敦厚”诗教，不应将内在的青春涌动及对丈夫的思念不加掩饰地全盘写入词篇里。“曲折尽人意”道出了王灼对李清照词内容的完全读懂，具有高度概括性。抛开道学评判不说，那种知人论世的全面评论方法确实令人佩服。李清照曲折尽了什么“人意”呢？翻开李清照的词，谁都能够看出词人将少妇与孀妇期间的情感流程描述得一点不走样。但“轻巧尖新”处未必人人都能发现。“轻巧尖新”概指“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之类的“妇人所难到”（胡仔与瞿佑有相同表述）之语。“难到”即难以说出口。而李清照却不加掩饰地说了个痛快淋漓，这在道学家的眼里，当然是“轻巧尖新”“肆意落笔”了。除了如上内容，如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是“无一毫钗粉气”的作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与如上评论完全靠谱的，甚至是李清照《添字采桑子》中的“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也不可能被视为“肆意落笔”的。同样在说“新”，王灼还在《碧鸡漫志》中评贺铸词为“语意精新”，其标本是《青玉案》。此词全篇写“‘望美人兮不来’的‘闲愁’”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246页。，这与李清照写念夫之作在主题上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只在于贺铸是写男人思念女人，李清照则写妻子思念丈夫。可见“新”的评价除“多新声”“卓然自立”外，还具有内容上的特指性。只是说得透彻、刻骨了的为“尖新”，表达美妙的则为“语意精新”而已。无独有偶，邹祇谟《远致斋词衷》也有关于李清照“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评价，关涉的也是相同的内容。李清照写出了思念丈夫的程度，说出了比黄花闺女尤甚的话，这在女性写的文学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在王灼看来实为石破天惊。王灼虽然出于道学眼光，但确实看出了李清照表达的真实，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评判，应该受到重视。人人有所想，但未必人人都有所写。李清照词的可贵之处在于将其多情善感的个人心性不加掩饰地全盘托了出来，充分地做到了“充满勃郁而见于外”，不作“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做作。不唯《醉花阴》如此，类此者还有很多，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上片写临别的心情，下片写想象中别后的情景。“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道出了词人心中不好直接说出的难言之隐。这首词按词意可判定为早期与丈夫外出做官别离时所作。作为人妻，李清照对处在纳妾被视为天经地义、秦楼冶游于男性等于家常便饭时代的远游丈夫，不可能不存在内心的深重担忧。这种担忧由“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含蓄道出。“武陵人”，并非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而指刘义庆《幽明录》中所载汉代时入天台山采药、于桃花林深处遇仙女并与之交媾的刘晨与阮肇。明此，则可知李清照内心之“念”在于担忧丈夫离开自己后变成类似于有天台之遇的刘晨、阮肇式的武陵人。“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尼采语，转见陈鼓应《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4日，《国学》第十二版。。这个病，对李清照来说，既“非干病酒”，也“不是悲秋”，而是渴望与丈夫相厮守的企求。这是一个妻子的正常追求，不成则转换为心病，李清照正是这种心病的重患者。“瘦”字成了词人转述心病的上好概括。“绿肥红瘦”说出了词人因心病而瘦，为人评为“甚新”杨慎语，见徐北文主编，《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第38页。，这与王灼所云之“新”有相同意味。“新来瘦”也是心病的结果。李清照思念丈夫的心病表述是一贯的，不可能用几个字概括尽了。“一种相思”成了词人常来的心病，到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程度。丈夫远游，盼归无期，只好以酒浇愁，词人将此概括为“夜来沉醉卸妆迟”，成了与“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样表达细微柔情的好词。“雁过也”，勾起词人对故去丈夫的思念，便有“伤心”顿生。“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无疑写出了其对孤独身世的悲怆。“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出自词人的悼亡之作《孤雁儿》，“描写了丈夫去世后自己清冷孤寂的生活和凄凉悲绝的心情”侯健，吕志敏评注，《李清照诗词评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2页。，同样是“病得很深”的表现。写“心病”是李清照词的一贯表现，因为词人有心病，所以“人比黄花瘦”写得是“病得很深”或“更深”的心病。
“多少事、欲说还休”考论
“多少事”不能仅仅理解为李清照的“离怀别苦”心事，更不能将此与“不生育”和赵明诚“纳妾”等“那些事”捆绑在一起。“多少事”确如禅宗所谓“遮语”，内里蕴意丰厚，耐人咀嚼。以“二非逼出一是来”的“排除法”不能完全解出其中含义，应该广泛联系词人所有作品、所处政治形势及思想境界加以判断。李清照是一个具有博大情怀的女性作家，常借助词体表达自己特有的多愁善感性情。这种“多愁善感性情”是多维的，还包括对国家前程的判断、对丈夫接人待物的叮嘱、对日常起居打理的安顿及对未来生活如何选择的关心等。因为多种话头积于内心，临别之际无法理清，加上赵明诚为人夫的稚气，故在词人心中生出“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迷惘。
一
“多少事、欲说还休”一句出自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兹录全词如下，以供观览：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春，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多少事”在李清照词中出现过两次。除如上之外，另一处见于《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中，完整句子为“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此词据多人判断当作于建炎三年（1129年），“词的内容，不是闺情，而是史诗”黄墨谷语，见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201页。。从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出“多少事”的核心意义。另有一处“事事”，与“多少事”为同义，句子出自《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完整句为“物是人非事事休”。“此词据黄盛璋云，‘词意写的是暮春三月景象，当作于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李清照事迹考辩》），李清照时在金华。写国破家亡、丧夫、颠沛流离等种种苦难给她带来的无法排遣的浓愁”徐北文主编，《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第65页。。于此不难看出“事事”的内涵所在。从具体用字设句看，“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与“多少事、欲说还休”有相似之处，这里不用一一加以比照。梁令娴于《艺蘅馆词选》乙卷对此别有领会，认为词中含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在表面文字中渗入了“感愤时事”的意味，对完整理解作品颇有启迪。“万千心事”也与“多少事”意近。原句出自《念奴娇》“萧条庭院”，完整句子为“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吴从先《草堂诗余隽》卷一没有将“万千心事”独锁在“闺情”一隅，颇能启人思索。
李清照于五十二岁时所作《金石录后序》是对自己婚后三十四年往事的深沉回顾。行文至末尾，情绪低至极端，将过去的人生遭遇总结为“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这个总结是否就是如上所云“多少事”及一系列同义语的变通表述呢？在只相信材料，重视“谁（指哪一个名人或哪一部权威书籍）这样说过”，不准许推论的当下，这个联系也许不会被承认。但从李清照遭际的种种命运看，“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无疑向人述说了自己婚后诸多乐少苦多的人生悲苦事实。李清照所云重在“失”与“忧患”，即令人不忍再提的诸多往事，其中当然包括爱情上的缺憾。但在李清照来说，人生还有更为广泛的内容，这从她的诗文中可以得到完整的证实，此处无须一一辩说。如此便可知晓，李清照的感叹包含了广泛的内容，反映出处于灾难深处女性词人不让须眉的广阔胸怀。然而，李清照的表述又是极为含蓄的，具有高度概括的品质，非精心研读不能得其要领。钱锺书先生拿出学际天人的姿态作解，别有会心地推出“排除法”，即以“二非逼出一是”的绝妙方法，付出了常人不可企及的努力。钱锺书先生如此云：“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今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最为警拔，盖‘独自多’与‘归未’点明‘瘦’之故；李词不言‘瘦’之缘由，而言‘病酒’‘悲秋’皆非‘瘦’之缘由，如禅宗所谓无‘表言’而只‘遮言’，名学推理所谓‘排除法’（methodofdifference），以二非逼出一是来，却又不明道是何，说而不说，不说而说。”钱锺书著，《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54页。钱锺书所云虽在表面上诠释“瘦”之缘由，实则说明了“多少事”之所指。通过细读，我们可以知道，“二非逼出一是”之“是”即为“瘦”的真实缘由，也就是“多少事”的内涵。有“多少事”揪心，才导致人“瘦”。“多少事”确指者何？“不是悲秋，非干病酒”，这“一是”只能是与对丈夫思恋的“那些事”有关系了。钱锺书没有直言“一是”的内涵，只道“却又不明道是何，说而不说，不说而说”，似乎没有确言“多少事”所指，但透过其所举如下例子就可以知道确切意思：“陈德武《望远行》云，‘谁道。为甚新来消瘦，底事恹恹烦恼。不是悲花，非干病酒，有个离肠难扫’；取李语敷衍，费词而作表言，徒成钝置。姚燮《卖花声》云，‘春痕憔悴到眉恣，只道寒深耽病酒，讳说相思’，与李语相较，亦复说破乏味。”钱锺书著，《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54页。“表言”与“说破”是同义词。在钱锺书看来，李清照没有说破，是为“遮言”，不等于内涵不确切，这在他的引例中已经道出实质，此处不必再论。徐培均将“多少事”看做“许多令人不快的事儿”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189页。，当是别有会心之解。
纵观如上所论，总有着不到实处之感，尚需作出进一步考论。
二
考订词的创作时间对理解“多少事、欲说还休”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些人认为此词作于词人年轻时，具体创作时间可推论至赵明诚任职莱淄之际。这个判断依据词作内容及词人生活状态推出，没有确切的文献记录。因为此期间词人与赵明诚常过着离多聚少的生活，词人正当青春年少，对离别有着独特的激情感受，形之于创作往往能够表达出真情实感。特别是对于李清照这样一个将夫妻生活看得至高无上的女性作家来说，离别意味着爱情生命的被扼制，青春活力的被扼杀。夫妻之间的短暂分离带来的忧愁还有更多不可“向外人道”的隐秘。丈夫的决然离去，在词人心中引出的忧愁，当然不可能是单向的。词人本有的多愁善感质性及开阔的胸怀，无疑在内心中生出的反应也不可能是排他的。推论者正是掐住了这些要辖，加上对赵明诚年轻时为人行为的分析，说得言之凿凿，断定了“武陵人远”的时间不可能太晚。还有一些人则表现出不推论的精神，在分析作品时不说出具体创作年段，只对文本加以论析。这样做也颇有道理。文学创作不完全是心理自传，有些时候作家具有能动性，往往将一些事实加以放大，放大后还不离本位，酷似事实，给人以真人真事之感。李清照亦如是。李清照的哪些作品放大了本有事实呢？这是极难作出合理解释的事。根据李清照的多数词作看，纯粹视之不可解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作品鲜明的时代烙印构成了词人创作的一大特色，所以推论还是可行的，不必完全忌讳。有鉴于上述，笔者认为，词作于李清照四十九岁时，而不是年轻之时，其理由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