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正是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同一天，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陪都重庆正式开幕。
例行的仪式完成之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他首先以惯用的训斥口气告诫与会代表：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第二，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利益；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操着宁波官腔的蒋介石虽然说得起劲，但代表们显然对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不感兴趣，希望他讲一点实际的东西。
蒋介石仿佛也知道大家要听什么，只见他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说道：“乘此机会，我要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几个重要事项。”话音未落，代表们的耳朵便竖了起来。不少人心里在想：果然有惊人之举！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致开幕词）
蒋介石宣布了四条：第一条是确保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有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第二条是确保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第三条是实行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第四条是释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所有政治犯分别予以释放。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及的，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许下的四大诺言。对一般民主国家来说，这四条都是起码的原则，本不足为奇。然而在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中国，这却是一个奇迹！
不少人为蒋介石实行民主的诚意所感动，称赞这是明智之举，是政协会议成功的好兆头。但也有人惊喜之后表示担心：这会不会又是空头支票？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类似的许诺，蒋介石过去不知作过多少次，但一次也没有兑现。这一次，民主和自由真的唾手可得吗？有经验的人谁也不敢轻易相信。事实上，不管是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会后甚至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垮台，蒋介石的四条诺言一条也没有实现过。
蒋介石的“四大诺言”倒给了共产党一个“可乘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了拘禁多年的叶挺和廖承志。在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政府首先释放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监禁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取信于国民。对此，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拒绝释放张、杨，实际上也就戳穿了自己的谎言。但在当时，确有一些天真的人未能看透他的花招。一些人听过蒋介石的开幕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各方代表争论得相当激烈。争论的重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两大问题，即要不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尽管问题又多又复杂，实质的东西却只有一个，即要不要彻底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不要彻底改变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1月31日晚上，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闭幕式。在五项决议通过以后，蒋介石致了闭幕词。和开幕时一样，他又作了一次精彩的表演。谁都知道，蒋介石是一个视权力如生命的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向他的独裁统治挑战。然而，他在政协闭幕词中却说：“中正个人自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仅仅在两个小时以前，蒋介石还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对政协决议表示不满，现在又当着全体政协代表的面发誓赌咒：“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竟的事功。”蒋介石生来就有一个特别的本领：说谎话从不脸红。这一次，他又故伎重演，并且一度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不管蒋介石如何骗人，政协会议总算成功地告一段落，政治民主化也有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民主的曙光终于穿透满天阴云，第一次出现在古老中国的上空。人们正翘首以待，有朝一日，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能够呱呱坠地，诞生在亚洲的东方。
心地善良的中国人民难以相信，但历史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局势的好转不过是蒋委员长的缓兵之计，无奈之举。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委员长幕后台前的一连串动作，逐一打破人们的和平梦想。
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对会议达成的协议，国民党表现出悔意，认为让步太大，吃亏太多。只是碍于签字不久，不好明确表示反对，但总在寻找机会发泄不满。于是，企盼和平、热烈庆祝政协会议达成协议的人们成为国民党发泄不满的对象。
2月2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得到了中国有关团体的赞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公布后，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密谋策划，进行破坏。陈立夫驰赴林园，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藏奸不露，不置可否，陈立夫素知蒋对这类事情，若不否定，便是认可。陈立夫亲自出马，约集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重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赓面授机宜。
2月10日上午，特务打手七八百人，便抢先进入会场，霸占讲台，进行捣乱。后来暴徒流氓对大会主席团成员大打出手。
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到主席台下，胡子被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伤，血流如注。郭沫若以身护李，也遭毒打。
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也被剥去，文稿也被抢走。
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内，还不罢手，适逢胡子昂到会，才用车把他接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亦受暴徒追逐。
尽管许多与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并同这些反动家伙展开积极斗争，但由于这些家伙蓄意制造事端，事先就准备了铁尺、砖头，恣意逞凶，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60多人。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
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一场破坏政治协议，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大血案。这样，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种种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践踏，公开撕毁。人们刚刚看到一点曙光，心头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和平，以它短暂的历程实践着昙花的命运。
三、整军肃政伤民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在重庆）
1.后院不稳开六大
为了动员全党的力量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天下，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危机四伏，且又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基本确定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反共内战的战略部署。出乎意料的是国民党里竟然有人不承认蒋介石的权威。1944年即将结束，可这即将结束的1944年对于蒋介石来讲，绝不是吉星高照的一年，以他的话来讲：“是我们忧患最深，耻辱最重的一年”。
这一年不仅在军事上连打败仗，一溃千里，而且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党派代表民意要求刷新政治，实行民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国统区经济恶性通货膨胀，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更令蒋介石心惊胆战的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竟在1944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才是最要命的事实。此外，军事上的大溃败致使美军在中国战场上遭到惨重损失，因而遭到了美国、英国等盟国的愤怒指责，这些不是要将他蒋某人作为世界四强之一的领导人的颜面丢尽吗？
随着1945年元旦的来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使国民党弃旧图新的好机会。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和重庆政府，以纪念中华民国开国34周年及1945年元旦为题，大造声势，向全国及世界展现它们在1945年中的施政新方针，以求驱除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浓雾。就在元旦这天，国民党中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花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国34周年纪念仪式。蒋介石不仅在会议上致词，而且发表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要“人人立志更新”完全相信最高统帅，实行有计划的民主政治，在“自助人助”的道理下，自力更生，争取美英等盟国更多的援助，以打败日本，解决国内的心腹之患——共产党问题，从而实现党国的一统天下。对于蒋介石的这些表白，其“忠诚”的喽罗们自然心有灵犀。于是在这个主题下，开始筹备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求统一全党的力量，同力量已开始壮大的共产党对抗。
毛泽东也在思考：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但是人们能过上好日子吗？难啊，蒋介石不答应呀，蒋介石早就在那本书（指《中国之命运》）中已经给出了他的答复。好在我们党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小党了，蒋介石想按抗战前的方式统治，恐怕不行了。我就反对嘛！还有那么多人民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党的政策正确，光明的中国肯定能建立起来。恰在国民党准备召开六次大会之时，中共在等待17年后，召开了七大。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党的指导思想被写进了党章，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共产党空前团结。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施行民主纲领，作为战后中国的政治方向。蒋介石闻讯，不免一阵心惊肉跳，授意加快国民党六大的筹备。
5月5日，蒋介石起床很早，在卫士的侍候下洗漱完毕，又陪同宋美龄吃了早点。随即，宋美龄又帮他换好礼服。今天是什么日子呀！是六届全会开幕的日子。所以必须给党国要员和代表们一个新的印象，这是蒋介石的老习惯，就是非常注重排场和形式。当他被一群人拥着走进重庆复兴社青年干部学校的大礼堂时，众代表全部起立鼓掌。蒋介石为这个团结的迹象而欣慰，也鼓着掌走到主席台中央就座，宣布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在开幕词中，蒋介石为大会规定了三项任务：加强抗战力量，克服中国面临最后胜利之前将遇到的最大危险和最后的艰难，争取最后胜利；确定实施宪政，完成建国革命大业，决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要“力排万难”促其实现；“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表示要使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并进，标榜要防止垄断资本发生，消灭阶级斗争原因等。关于此次大会的主旨，在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六全大会开幕献词》中宣称：革命的建设比革命的破坏更艰难，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国民党恰恰在这黑暗与光明相映、危机与希望交织的紧急关头开会。这表示蒋介石忧虑日本侵略远比不上忧虑国内政治问题——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壮大。国民党六全大会上空笼罩着的一层黑雾。
大会进行期间，为了装点门面，允许代表可对国民党中央与政府的各项工作提出质询。因而在听了吴铁城的《党务检讨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后，代表们分别对各类问题进行了质询。但是民主毕竟还是领袖的恩赐，但六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却没有领悟到这点，他一脸认真的提出自己的疑问：“开了几天会，为什么没有讨论打败日本的方针方法？请问中央有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有没有配合盟军反攻的计划？方先觉是否投敌？”王昆仑不识时务的质问使蒋介石怒气冲天，他大声呵斥：“你这是诬蔑方军长，你诬蔑他就是诬蔑全国军人！”别的代表一听，恍然大悟。所谓民主，原来如此，国大代表原来只有听报告、拍巴掌的份，那代表的质询权也只能是低声下气地请求，更不能对蒋介石所忌讳的问题进行质询。这大概就是蒋介石的“有计划的民主”吧！
但是，蒋介石这个人还是很“机灵”的，当吴铁城觉得他这样太过分而在幕后提醒他时，他便很快转成尴尬的笑容，向王昆仑等代表“道歉”，但要求代表们提出质询时，不能是“一片攻击之声”。
以后的几天里，大会进行得还算顺利，没有几个人再敢胆大包天来“捋虎须”。另外，在反共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是心照不宣的。于是5月17日公开通过《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诬蔑说：“中共仍坚持着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次日，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结报告中更加露骨地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其实，中共七大一开幕，蒋介石便时刻密切注视延安的消息。当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摆到他的书桌上时，蒋介石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进行了秘密交谈，陈布雷对《论联合政府》只说了两个字：“内战”。
看来前几日的不偷快已经烟消云散，所以，5月18日，蒋介石做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之现状与改进之途径》的报告，虽然在报告里被迫承认了1944年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政治、党务方面的失败，但是，这都是由于“党的组织松散到了极点，党的精神和党谊党德低落之极”的缘故；而且，事犹有可为，我们可以提高军队待遇，用美援武器重新装备来提高战斗力；经济方面形势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临时补救，逐步应付”，并以十亿美元为后盾全面规划经济；对于本党要恢复党员之自信心和责任心，为其张目，要服从领导。鉴于“目前本党危机四伏，内外交迫，共产党篡夺本党的阴谋异志没有消灭”，所以“我不能不负责到底”。这样以来，蒋介石就可以成为国民党的终身领袖了，想到得意处，蒋介石心中暗喜。
然而，这当终身领袖的意图也不太好实现，尽管蒋介石手下有一批虾兵蟹将为其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可国民党早已非铁板一块。当陈立夫、谷正纲等人联名提议，在党的总章中应规定总裁为终身制时，广东派的国民党元老邹鲁“霍”地一声站起来：“不行！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制，这不符合本党的民主精神。”他的话音刚落，广东派的孙科起而发言，指出：“只有选举产生总裁，才能体现党的精神。”好家伙！蒋介石的脸阴了下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邹鲁是同国父孙中山同一时期的党国元老、反共老手，再怎么你也不能拿顶“红帽子”戴在此君头上吧！再说论资格，比蒋介石还要老。而另一位是国父孙中山的大公子，你也不能怎么他吧！罢！罢！罢！让他们放炮去吧！蒋介石只有搞点小动作。这不是，很快国民党党章的第6章26条由“总裁代行总理职权”变成了“行使”总理职权，所以蒋介石便成了孙中山第二了。这只能算是小波折。
（国民党六大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