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抗战中）
一、庐山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
1.一开始，蒋介石并不清楚日本人的企图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越来越不受日本欢迎：他竟然停止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更为可恨的是他居然敢太岁头上动土，开始向天皇的军队动枪动炮了。对中华大地久已虎视眈眈的日本，再也不甘心也不满足像蚕儿吃桑叶一样慢慢地吃掉中国。蒋介石的变化不仅激怒了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且让他们心生惧意。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速战速决，绝对不能让已经与共产党联手了的蒋介石从容地为天皇的军队掘好坟墓。日本开始策划新的“大陆计划”，它决定“鲸吞”中国。
1937年夏天，驻屯华北的日军不断向负责华北防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寻衅滋事，一时间华北剑拔弩张。战争的乌云弥漫了华北的上空，使得这里的夏天更加的烦闷。此时的东京，正盛传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本人所说的柳条沟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先行破坏了柳条沟附近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了对东北军的攻击。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撤入关内，东三省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日本人，热衷于“安内”的蒋介石头上从此多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在九一八事变前，东京也曾盛传9月18日将发生柳条沟事件，后来果然丝毫不差地证实了这个预言。那么，现在这个预言还会灵验吗？
虽然得知那个传言的中国人并不多，不过，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心，华北不会变成第二个“满洲”。不管怎么说，1937年的中国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内战困扰的中国，1937年的蒋介石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抵抗的蒋介石了。
（卢沟晓月）
1937年南京的夏天像往常一样的炎热。每年的夏天，蒋介石都要到庐山的避暑公寓里办公和休闲，今年依然不例外。华北一向是宋哲元的天下，他对蒋介石、对日本、对救亡都有两面性。对蒋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级关系，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在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自己支配，成为独立化的政权。对日本，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最大问题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决。对救亡，他是一面反共，一面主张“枪口不对内”；一面不敢公开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一面反对在冀察两省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对于危机潜伏的华北时局，蒋介石忧在心头，但那里没有中央军，鞭长莫及，只能电告宋哲元加强警惕，多做准备，以防不测。
7月的庐山，风景秀丽，清爽宜人。据说，庐山的夏天，天晴时一日如三季：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的确是个避暑的好去处。蒋介石喜欢庐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水。他曾说过：“峨眉之不及庐山美丽，乏人避暑，就因为峨眉少水。”蒋介石爱水，尤其喜欢静静听潺潺流水声，以助思潮。“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常年在军界政界摸爬滚打的他，也厌烦了勾心斗角，内心深处依然存有诗意般的追求。
不过，日本人已经不会让他继续体验唐诗般的宁静安谧境界了。
（日军炮轰宛平县城）
7月7日深夜，北京西南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在卢沟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严词拒绝，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驻守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伟大的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东京盛传的预言又一次验应了，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日本人有先知先觉的能力？都不是。在日军侵华史上，一切的巧合都是人为的安排。但是，日本人预言了七七事变，却难以预料事变的结局。
卢沟桥是中国富有诗意的胜地之一。从金朝起，经元、明、清数代，“燕京八景”名称虽屡有变动，但其中的“卢沟晓月”一景却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文人雅士吟诗作画的生动题材。日军在此处发动进攻并非迷恋于当地诗意般的景色，实在是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这里是北平以至整个华北通向中国南部的咽喉之地，有诗赞：“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卢沟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由于日伪已经构成了三面合围北京的态势，位于平汉线附近的卢沟桥地区军事地位更是非同一般。如果中国军队守住这个桥头堡，进可攻，退可守；而一旦被日军占领，北平就成为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一场国人期待了多年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就在这个敌我必争之地打响了，卢沟桥从此又成为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
庐山牯岭。7月8日清晨，一封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呈上蒋介石的办公案头。为躲酷暑移到庐山办公的蒋介石以及南京政要们已经顾不上欣赏如诗如画的风景，思绪一下子都飘飞到了遥远的北国。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吗？一时间，蒋介石还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衅的真实企图。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历次挑衅无不以蚕食、控制和侵占中国土地为目的。何况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早就公开声明，要“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和蒋政权于华北之外”，并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引诱、胁迫坐镇华北一方的头号地方实力派人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脱离南京，宣告华北自治，这次进攻至少是与其分裂冀察平津地区的阴谋有关。因此，从一开始蒋介石就隐隐地意识到，这次真的是退无可退了。这一天，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恰逢中日之间外交交涉停顿之际，且是在日军反复举行挑衅性大演习之后的交战，所以日本对于全中国开始其正规军事侵略，已有极大的可能性。
2.准备应战
蒋介石不敢有丝毫大意，在当天立即致电宋哲元，指示如下：“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次，蒋介石已经准备应战了。
7月初的重庆，戒备森严。川康整军会议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在这里召开，矛头主要是指向刘湘等当地军阀。正当刘湘为蒋介石裁减其嫡系部队大伤脑筋时，传来蒋介石的一封加急电报，着何应钦速返南京。
要应战，军事中枢不可不立。蒋介石指示何应钦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
与此同时，蒋介石急电也雪花般的传到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八十五师师长高桂滋的指挥部，命令他们亲率部队火速向石家庄集中。蒋介石再次电示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强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即使谈判，也“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当时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乐陵省亲，华北防务由他的部将张自忠负责。二十九军将士在当时已经奋起反击日军入侵，日军也在考虑扩大事态，但宋哲元显然对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全国的抗日热情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对平津防务进行调整，而把大部精力用于与敌谈判周旋以期“和平”解决上。
（驻守宛平县城的二十九军部队闻日军侵犯紧急出动）
战端已开，人们所以还会有讲和的想法，是因为事变之初北平的形势还不够明朗。自7日夜起，双方在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多次冲突。意想不到的是9日又告停火，甚至商妥同时退兵，日军退回丰台，宛平县城交中方保安队填防。不过，日军回撤后，次日再度向卢沟桥推进，二十九路军也不得不再派兵阻挡，双方重新交火。此后接连几天，双方一直打打停停。
但是，和平的幻想很快就被不断传来的密报粉碎，日方大批援军正从关外和天津方向源源开来，仅关东军一周时间就调来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国内和朝鲜另有五六个师团的兵力正在增调中。特务系统收集的情报纷纷传至南京，蒋介石等人非常明白，日本当局肯定有更大的企图，至少，日军这次不拿下冀察平津地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3日，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介石即致电宋哲元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同时也对宋哲元指出：“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既然中央已经初步表明了“应战”的决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开始行动起来，不管是和还是战，做好最坏的打算都是应该的。
从7月11日起，军事统帅部开始具体部署应战行动。战争并不仅仅取决于热情，仓促应战又谈何容易。根据各部门的报告，这时南京政府只储存有可供20个师作战3个月的弹药；可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的粮秣；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以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北方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少准备。不过，在最初两天的会议上，军事准备上的这些欠缺似乎没有过多地影响到与会军事人员们的“应战”决心。毕竟，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况且，守土抗战本就是军人的职责。
根据统帅部的决定，南京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国军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三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明确要求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后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二十九路军需要弹药和物资，中央可以源源补充。为此，统帅部特别派专人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前方，并提出要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大战的准备。
南京方面紧锣密鼓的筹划应变方略的同时，日本方面也没有闲着。7月11日上午，东京。五相会议正在日本政府大楼内进行，研究卢沟桥事件的善后。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做出了出兵华北的决定。傍晚，经过天皇的批准，日本政府在军部的支持和推动下，正式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随后，军部开始大规模的向华北调动军队。日本政府和军部携起手来，准备将华北的紧张局面扩大成为全面的侵华战争。虽然声明中一再辩解，派兵的目的是显示威力以促成中国军队赔罪和对将来做出保证，还强调日本将坚持不扩大和现地解决的方针，但是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欺世之语。
关于日本政府态度和日军动向的情报，雪花般飞向南京。日本方面夺取华北的意图已明，既然南京方面并不想使华北变成“满洲第二”，那么战争已是不可避免。随着另一密报传来，参加统帅部军事会议的军政要员们意识到情况比想象的要更加复杂。据密报，11日晚冀察当局背着南京中央政府已与日方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承诺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者；撤退卢沟桥及其周围的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彻底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面对这一形势，军事统帅部会议开始出现意见分歧，何应钦等对是战是和举棋不定。
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一向认为中国无力与日本开战。关于军事储备的统计数据，与会的人都已经看过。前两天的讨论中，看着其他的人主战热情高涨，徐永昌心里就在犯嘀咕。宋哲元私自与日妥协又使徐永昌意识到内部并非一条心，他更加不主张立即开战了。徐永昌说：现在我们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若日方真的如其宣传那样，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中央给予宋哲元妥协的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日本人的确很狡猾，一方面积极向华北增兵，准备扩大事态；另一方面又不公开宣战，而且大肆宣传不扩大事态，并在和平解决的幌子下积极地促成宋哲元与中央的分裂。在中国方面对备战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日本的分化和拖延阴谋的确发挥了作用。徐永昌之后，参谋总长程潜也表示，现在缓兵最合我意，这样可以完成我方之准备。一旦准备完成，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都有把握。当然，他主张眼下也还是要加紧军队的动员工作，以防万一。
何应钦显然也同意缓兵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应战，否则抗战将难以持久。不过，徐永昌则认为这种准备至少需要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他甚至直接向蒋介石进言，并托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因为两国强弱太过明显，我方准备太过欠缺，一旦开战，中国有陷于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危险。
在一片缓战主和声中，只有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异议。因为宋哲元私自妥协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唐生智也就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宋哲元已经在中央允许之外从事妥协活动，如中央再授予他和平妥协的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与其他人主张低调谋和不同，唐生智建议目前中央仍应表示强硬态度，军事准备绝不可中止。至于宋哲元现在的妥协活动，中央可以听任其发展，既不明确支持也不反对，就装作不知道。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可追认之，否则可否认之。
7月17日，统帅部的争论还在继续。这时，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件发表谈话，明确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最低限度条件，一切都围绕着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展开。尽管他在谈话中仍旧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人绝不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与南京政府妥协。也正因为如此，徐永昌坚持认为，蒋的态度太过强硬，并非完全出于本意，似有投机的成分。
7月17日的庐山谈话虽然没有使统帅部的争论马上停止，但总算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不论和还是战，都必须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很明显，与前此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妥协退让的丧权辱国协议比较起来，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蒋介石在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