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9年，按汇率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在全球百姓幸福指数提名中，中国却排在了第二十位。由于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特别是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的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随之出现了许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隐患。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均国民收入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期，也就进入了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黄金发展期”意味着整个国家及社会处于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繁荣盛世，对社会起着巩固、加强和发展作用；而“矛盾凸显期”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叠加，对社会起着削弱、腐蚀甚至颠覆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新旧体制并存、历史遗留问题和新产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综合国力竞争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加大，导致许多社会矛盾出现。其中，社会利益失衡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隐患。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利益问题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需要是人们对于所需对象的欲求。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的需要。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追求的合理化使得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人们活动的主要驱动力，社会利益矛盾在经济领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并日益成为中心问题。一部分人的相对富有，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穷，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地位的下降。对此，尽管政府作了巨大的努力加以控制，但是客观地说，收效并不明显。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差异呈现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贫富差别
近20年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分析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或称非平均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基尼系数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也是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的重要指标之一，基尼系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绝对平均。这两种情况更多地仅仅表现为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实际生活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值介于0—1之间。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超过0.4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则属于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动乱的危险状态（Danger）。
我国的基尼系数是根据全国居民收入数据测算出来的，而现行的统计体系中，目前尚没有一个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全国居民收入状况的指标体系，仅是分别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分别反映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1988—199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到0.496。200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8。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中，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尽管基尼系数不是绝对的，运用它时必须考虑具体条件，如测算区域、人群大小、统计数据的真实程度等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基尼系数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一事实。在“IBM论坛2008”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指出，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是转型中国家，要把这个可能性挖掘出来的话，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第一表现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目前，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令人担忧的是现在这种差距正向纵深发展。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可见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统计，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为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至2007年，我国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储蓄存款的64.4%，个别年份达到76%。所有这些数据都在佐证着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
二、城乡差别
2010年林毅夫在其新著《中国经济专题》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就是“城乡差距问题”。有个比喻，中国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发展跟欧洲差不多，但是中国的农村却跟非洲的贫穷地区差不多，这表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从1985年开始，由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农村的增长开始相对滞后。统计数字显示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2007年扩大为3.32∶1。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表中直观地看到这种状况。
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4%，增幅同比回落3.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9%，比上年增加1.6个百分点。总结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及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五年来实际增幅超过65%；其次，居民收入增长呈持续加速态势，2007年达到12.2%的高峰，但2008年受经济调整影响增速明显放缓；再次，受宏观经济特别是CPI上涨等因素影响（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5.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3%），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所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亿人，从农民工从事的几个主要行业看，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671元、1640元和1625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264元、1276元和1331元，2009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当然，两者的实际收入差距远大于两者直接对比的结果，因为国家统计局计算城镇居民收入时采用的可支配收入这一统计口径，忽视了城镇职工所享有的公费医疗、教育补贴、养老待遇等项收入。我们如果把农村居民收入被高估的水分挤掉，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性福利和优惠折算成收入，那么，城乡居民事实上的收入差距比上述数字还要大，由此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低估。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的共同福利计算在内，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之比为6∶1，而国际上的合理值则为1.5∶1。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而带来的成果中绝大多数份额是由城镇居民而不是占总人口份额较大的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当然，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以及政府的各项农业补贴政策的实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会有所缩小。没有城乡利益关系的基本协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
三、区域收入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