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步时期
中国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学者从事社区研究，但受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社区研究比较滞后，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这种研究还主要是学者个人所为，一直没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当时研究社区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也只有吴文藻、费孝通、梁漱溟、黄凌霜、李景汉、吴景超、晏阳初等廖廖数人。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吴文藻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他认为，这样的结合最能同中国的国情相吻合，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的社区研究之路。他将自己的这一主张概括为“社区研究”。他运用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在社区研究方法上，吴文藻提出动静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当时中国状况的分析，他提出了进行社区研究的具体方案。这一社区研究方案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他觉得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从这一判断出发，他确定以社区研究为突破口，逐步构建中国自己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体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45页。]
吴文藻的学术思想为中国的社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推动社区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将自己的理念在社区研究中加以贯彻，吴文藻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帕克到燕京大学来做客座教授，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也就是通过深入地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识，得出研究的结果。为了提倡社区研究，他在发表《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研究论文的同时，又从他主持下的社会学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这些学生中取得较好成果的有杨庆坤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的《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黄石的《河北农民的风俗》、林耀华的《福建的一个氏族村》、廖泰初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还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等。尽管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但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人才和科研成果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吴文藻就社会学中国化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社会学中国化夯实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从而为中国社会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的基础。
我国重建社会学后掌门人费孝通先生也是社区研究专家，他主要以中国的乡村为研究对象。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社区研究作了精辟的概括，在书中他指出：以全盘社区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不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种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社区有它一套社区结构，各种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做社区分析。他还和同事们到农村调查，对乡村中的农田、土地、手工业、小农经济、劳工、矿工、女工等进行专项调查和研究，他们的调研成果发表之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即江村）长达六十多年的跟踪研究，发展了社区研究的历史方法和全貌方法，使江村成为与美国莫塞（即中镇）齐名的中国第一社区。可以说，是他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学当仁不让的职责。在具体的手段上他通过江村调查的实践，提倡（1）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定性研究现在又叫质性研究，它是一种对个案的探讨。（2）全景探讨方法的运用。它采用大角度、全方位的立体综合研究，是对社区整体的研究而不是局部、片断或切片研究。（3）历史追踪研究的运用。就是将对象放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去研究，通过长期的不间断的观察得出结论。他的社区研究方法和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理论对一批学者产生了方法导向和理论启迪作用。特别是他对改革开放后的江村研究，成为开拓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努力，带有鲜明的咨政色彩。他的“小城镇，大问题”系列为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发展模式”这一崭新的中国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概念。他诠释说，“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中国的国情纷繁复杂，因而各地区的发展模式就不应当绝对一致，强求一律。例如苏北与苏南，因两地自然条件、历史传统、资金技术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发展的路子就必然各具特色大有分野。不仅如此，沿海地区和内地乡村的发展也有自已不同的模式。所以就全国而言，应当是沿海发展快于内地，内地又追沿海，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达到共同发达共同富裕。“发展模式”如今业已成为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原理。
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的调查和研究的方法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选择某一社区中的某一问题做专项调查研究和实地观察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是深入基层或乡村，用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大规模调查或采用实验性的研究手段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并达到重建新社会组织构造的目的。30年代他选择山东省邹平进行乡村实验研究。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贫困、农村破产是中国社会衰败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造中国要从改造农村入手。他把自己的这种实践活动命名为乡村建设运动。“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经济方面，主要是谋求农业各门类的发达，谋求技术改进和经济改进，其组织方式就是各类形式的合作自治体，进而以农业发展促进工业开展，逐步走机械化道路；政治方面，主要是在经济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组织，由经济合作引入政治自治；文化方面，主要是进行全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兴革、禁除积弊、树立文明风尚等等。
邹平实验县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县政改革。内容包括县政机构改革、会议制度、区划变更和政教合一；（2）乡村教育。主要是实施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由乡农学校发展而来的乡学村学完成；（3）发展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到1936年底，邹平合作社计有6类307个，社员共有8828户。各类合作社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4）农业改良。邹平乡建运动中农业改良主要包括棉业、蚕业、畜牧业、林业和兴办水利，主要通过农产品展览会、农场实验推广，以及通过乡学、村学组织各种合作社推广；（5）开展乡村自卫。通过乡学村学组织18岁至25岁的乡村青年进行自卫训练，扩大乡村自卫组织，并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设立干部队及征训队，组织联庄会训练，建立乡村自卫体系；（6）文化卫生建设。通过乡学村学宣传，并运用自治及行政手段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对恶习加以取缔禁止。建立卫生院开展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家庭和社会卫生、预防传染病、卫生教育等五个方面的工作。[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7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作为一场乡村改良运动，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贫困面貌，但其改良举措，诸如办学活动、合作运动、农业改良、礼俗改革等，对于促进实验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实验地区农民文化素质是非常有益的。
和梁漱溟一同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的是李景汉。他选择在河北省定县进行实践。定县平民实验区的发展研究始于1926年，先在定县开始社会调查，1929年进行准备，1930年正式推行改良计划：以学校、社会、家庭三种形式，通过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实现该社区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建设”。由于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问卷、访谈、文献等调查方法，并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因而获取的资料比较完整、系统、准确。这样，定县实验区在推行社区发展计划的过程中也有较大的收获。他在定县所做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由定县调查所形成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梁漱溟等所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未获成功，但是他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揭示，以及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的肯定和在此过程中所做的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索，对于今天来说都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停滞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遭到冷遇。相应地对社区的研究和建设也逐渐被对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街道居委会体制的研究和建设所代替。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委会组织条例》，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街居体制，这就是阐明了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街道办事处是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关。1958年以后受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各地街道办事处也纷纷改为人民公社，市区政府也将部分职能下放到了街道，街道和居委会管理职能扩大了，从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到发动居民参加各种群众运动以及发展街道经济等各种各类工作都由其承担，从而形成了我国的特有的街居体制。
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曲折的时期，这一时期许多理论研究都遭受到挫折破坏，同样的“社区”研究也未受到重视甚至被迫中断，根本听不到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等概念，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社区”都很陌生。
三、恢复时期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社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我国的社区研究得以恢复并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讲到了社会学，并说：“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可以说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肯定。社会学在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土地上从头建立起一门符合当前新中国需要的社会学。[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1979年3月15日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通过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选举出的第一届理事会由50名理事组成。其中费孝通为会长，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等七人为副会长。3月19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行了第一届理事会，决定成立研究会的办事机构，由王康任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会务。这次社会学座谈会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这次会议为打入冷宫近三十年的社会学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并对50年代初取消社会学种种理由从理论上进行了澄清。会议还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在大专院校建立社会学系的工作进行了筹划。因此，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及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开始。从此，中国的社会学事业走上了一条虽充满艰辛，但却是健康发展的道路。
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建，对社区建设的研究也开始恢复了。新时期我国的社区研究和发展，是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逐步深入的。80年代初我国的社会学恢复伊始，社会工作工作者就开始深入农村、城镇进行社会调查研究，许多高校和各省市科学院、研究所共同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合作研究，扩展了社区研究的领域，推动了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
四、发展时期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社区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村级采用直接民主选举，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依法治村等，使改革不断深化。当农村改革推向城市之后，单位和街道组织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日常服务需求，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交流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诸如“单位”功能逐步弱化、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口流动不断加剧等等现象。所有的一切，都对城市基层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