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感终竟战胜了我的自由，我踌躇了。踌躇到月轮看看已经残缺，孤山的梅花也怕已经开谢了的时候，那已经是接信后的第四天了。那天午后，我已经决了心不去，我把猗筠小姐的来信，当成一个故事一样，向我的女人谈。啊，可怪的却是我的女人。她听我念出了那封信后，偏要叫我去。她说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去了也还可以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啊，我的女人，你是过于把我信任了！我被她这一说，又动摇了起来。但我为缓和我的责任感起见，我要求把我大的两个孩子一同带去，一来可以使孩子们增些乐趣，二来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保险的护符。我的女人也满心地赞成了。
我有这样的一位女人，难道还不感谢她吗？她竟能这样宽大地替我设想！好，杭州是准定去了。
我在那天下午便直接写了一封信去回答猗筠小姐，约定十九动身，并且说有两个大的孩子同路。我为甚么要缓到十九，而且要说明有孩子同路呢？我是有一个不好的私心，我是希望她到车站上来接我，在稠人广众中，我的两个孩子恰好可以做她认识我的记号呢！
啊，我这个私心真是对不住我的女人，我是把她的爱情滥用了！但是我又有甚么办法呢？已经滚下了山头的流泉，只好让它愈趋愈下了。
把去的方针和去的日期都决定了，但还有一件紧要的事，便是去的旅费。
我手里一共只剩着十五块钱了。我这一去至少要耽搁一两天，在良心上也不能不多留点费用在家里。我假如在这十五块钱中要拿出十块钱去花费，只剩下五块钱在家里，心里怎么也是过意不去的。我便决计到闸北去，向我的一位友人告贷。
出乎意外的是北火车站和宝山路一样，满眼都是皮帽兵！商家有许多是关着铺面的，街上的行人也带着十分恐慌的样子。
回国以来我从没有心肠看报，友人我也少有会面，竟不知道这些皮帽兵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我在宝通路会见了我的朋友了，我先问他那些皮帽兵的由来，我才知道江浙这次又打了一次足球。的确是很像打了一次足球呢。第一次的江浙战争是齐燮元从南京来打卢永祥，把卢永祥打败了，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这一次却又掉换了阵门，是卢永祥从南京来打齐燮元，把齐燮元打败了，也把他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他们的这两回球战算来是各自占了地利，还没有分出胜负。看来，他们的脚劲都好，都是很会跑的。等几时再来掉换过一次阵门接战，这未知鹿死谁手了。
皮帽军原来就是卢永祥从奉天领来的足球队员，听说甚么张宗昌啦、张学良啦、吴光新啦，一些脚劲很好、很会跑的健将，都已经到了上海。
哦，原来如此。但这是事关天下国家的游戏，用不着我来多话；我是要往西湖去会女朋友的，那管得他们这些闲事呢？
我把我要往杭州的意思向友人说了，并且把那“余抱节”的信向他默诵了一遍。
我的朋友也和我的意见相同，他说那信一定是那猗筠小姐写的。但他的结论却和我相反，他却不赞成我去。他连连说“危险！危险！”
我说：“我要把两个大的孩子带去保险的呢。”
他说：“那更不行，这两天风声很不好，奉军和浙军说不定要开战，小孩子是无论如何不能带去的。万一你走后便打起仗来，连逃走都不好逃走呢！”
他坚决地反对着，我要向他借钱的事怎么也不好再说出口了。好，不借钱也不要紧，反正还有十五块钱，花了十块钱再说。这回的仗火我也不相信终会打成，就打成了带起孩子们逃难也是一种特别的经验。
钱，我没有借成。晚上回到家里，我不该把外边的风声对我女人说了一遍，孩子们，她竟不肯要我带去了。
——也好，不把孩子们带去，也可以少花几块钱，我来回坐三等，加上一天的食宿费，有五块钱也就够用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踌躇，等到十九的一天清早，我才赶到北站去乘早车。吓，真个是好事多磨呵！我到了北站，才知道好久便没有开往杭州的车了。要往杭州，要到南站去坐车。但我看见沪杭线上明明有一架车头，正呼呼呼地时时冒着烟正待要开发的光景。
——说没有车怎么又有车要开呢？
——那是陆军总长吴大人的专车呀！
——吴大人？哪一位吴大人？
一一吴光新，吴总长，你还不知道吗？
啊，我到这时候才晓得现在的陆军总长就是吴光新，我真是长了不少的见识。但是这些见识究竟又有甚么用处呢？把我到杭州的佳期又阻止了。啊，我真想当一位陆军总长的马弁呀！即使我将来就无福做到督军，至少我在今天总可以早到杭州！
要往南站时间也来不及了，慢车不高兴坐，夜车听说又没有，没有办法又只好回到自己的窝里。
足足又等了一天，等到二十日的清早，天又下起雨来了。我睡在床上又在踌躇。到底还是去，还是不去呢？下雨我倒不怕，打仗我也不怕，不过万一那“余抱节”并不是猗筠小姐，这不是把满好的一个幻影自行打破了吗？他已经等了我一个礼拜了，我并没有直接回他一封信。我走去了，他又不在，岂不是也是一场没趣吗？西湖并没有甚么趣味，梅花到处都有，何必一定要去孤山？那猗筠小姐，我写封回信给她罢，把情况说清楚，她定能原谅我的。以后她如果要和我常常通信，那就好了。我何必一定要去见她？不错，神秘是怕见面的，神秘是怕见面的！
我这么想着，又决定不再去了。不过我这个决定总有点像悬崖上暂时静止着的危石，一受些儿风吹草动，便可以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当我正在踌躇的时候，我的女人又在催我了。她说我陷在家里一个钱的事也没有，诗也没有做，文章也没有写，倒不如去转换下心机的好。——这转换心机是她平常爱说的话，这一来又把我大大地打动了。一个同情于我的未知的女性，远远写了一封优美的信来，约我在月圆时分去看梅花。啊，单是这件事情自身不已经就是一首好诗么？的确，我是不能不去的，我不能辜负人家的好心。去了能够写些诗或者写篇小说，那是多么好！对，不能不去，去有好处，下雨时去更有好处，我一定要去！
“说时迟那时快”——这句旧小说的滥调恰好可以用在这儿。我经我女人一催，立地起来把衣服穿好了。唯一的一套洋装穿在身上，我自己恨我没有中国的冬天的衣裳，但也没有办法了。坐上黄包车，被车夫一拉拉到南站，恰好把早车赶上。我便买了一张三等票跨进车里去了。
啊，舒服！舒服！我是要往诗国里去旅行的，我是要去和诗的女神见面的呀！
不过坐在三等车里，也不是甚么好舒服的事情。一车都好像装的是病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个有点健康的颜色。坐在我对面的便是一位患着黄胆病的病人，面孔全部好像飞了金的一样，连眼珠子也是黄的。旁边有一位骨瘦如柴的人和他谈话，替他介绍了一个医方。他说，到碗店里面去买江西稻草煅灰来吃是千灵万灵的，但要真正的江西稻草。说的人还说，从前他自己也害过黄胆病，就是吃江西稻草吃好了的。我很奇怪他这个医方，我也推想了一下这里面的玄妙，但总是就和读《易经》的一样，推想不出那里面的玄妙来。照我学过几年医学的知识说来，这黄胆的症候，或者是由于肝肿，或者是由于胆石，或者是由于外尔氏病（鼠咬病），或者是由于过食所引起的一种发炎性的黄胆。前面的两种不用外科手术是不会好的，外尔氏病的病源虫是一种螺旋菌，难道稻草的灰里有杀这种病菌的特效成分吗？不过像发炎性的黄胆，经过两三礼拜是自会好的，恐怕稻草先生是用到这种病症上占了便宜。
咳嗽的人真多。天气太冷了，三待客车里面又没有暖气管（恐怕头二等车里也没有罢？我没有坐过，不知道），喀哄喀哄地，满车的人都在合奏着枝气管加达儿的赞美歌。在我斜对面，靠着对边窗角上的一位瘦骨嶙峋的人，眼睛黑的怕人，两颊上晕着两团玫瑰红，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肺结核的第三期了。他也不住地呛咳，并且不住地把他的痰吐在地板上。啊，他老先生又算作了不少的功德了！至少是坐在他旁边、时而和他谈话的那位苍白面孔的妇人总该感谢他的：她再隔不久，她的两颊也不消涂胭脂，也不消贴红纸，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出两朵花来的呢！
啊，我真好像是坐在病院里一样的呀！病夫的中国，痨病的中国，这驾三等车便是缩小了的中国！
在病人堆里所想的几乎都是病的事情，病神快要把我的诗神赶走了。啊，谈何容易！她的信是带在我的衣包里呢！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
啊，好文章！好文章！这是多么柔和的韵调，多么美丽的字迹哟！这是一张绝好的避病符篥！学医的同志们一定会骂我堕入迷信了罢？但是笑骂由他们笑骂，这符箓的确是符箓。我一把她的信展开来，甚么病魔都倒退了。我的思索不消说又集中到猗筠小姐的想像上来。
——她怕是寒假回家去才出来的了。不知道她到底是那女学校的先生呢，还是学生？想来怕是学生多罢？能够喜欢我的文章的人一定不是老人，不消说不会是老人，她不是已经写明是“小姐”了吗？在中国的社会里面也决不会有oldmiss（不结婚的老小姐）的！并且我的文章也只能诳得小孩子。好，不要太自卑了！我的文章得了她这样的一位知己，也怕是可以不朽的呢！
——今天她一定是不在车站上的了，昨天一定冤枉了她空等了一天！我见了她的面时，不消说应该先道歉。但是，以后又再说甚么呢？我是先到她学校里去，还是直接到钱塘旅馆呢？怕她已经不在那儿了。不在那儿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杭州车站到了，我下了车。注意着月台上接客的人，但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也没有一个来认识我的人。
坐了一乘黄包车，我却先上东坡路的一位友人的医院里去了。车夫就好像拉着我在黄海上面走着的一样。雨落过后的杭州城，各街的街道都是橙红色的烂泥，真正是令人惊异。
在友人的医院里吃了一杯茶，听说今年天气很冷，孤山的梅花还没有开。但是我来，并不是为看梅花，我也不管它开也不开了。我只问明了到钱塘旅馆的车价告辞了出来。我自己主意是已经决定了。我先到旅馆去，假如遇不着她，然后再向学校打电话或者亲自去会她。
原来钱塘门却是挨进宝石山那一边的，从东坡路乘黄包车去也还要一角钱的车钱。我坐在车上当然又是想着，愈走愈觉得有些兴奋。一到旅馆，遇着的果然是她呀！啊，那真是再幸福没有了！梅花既然还没有开，孤山是可以不必去的。最初当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月亮出得很迟了，或者我们在夜半的时候，再往孤山去赏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是能够弹四弦琴或者曼多琳，那是再好也没有。不消说我是要替她拿着琴去，请她在放鹤亭上对着月亮弹。她一定能够唱歌，不消说我也要请她唱。但我自己又做甚么呢？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诗罢。就是《残春》中的那一首也好，假使她能够记忆，她一定会跟着我朗诵的。啊，那时会是多么适意哟！酒能稍喝一点也好，但她如不愿喝，我也不肯勉强。我想女子喝酒终怕不是好习气？
钱塘旅馆也终竟到了，实在是很简陋的一层楼的构造。当街是一扇单门。推门进去，清静得好像一座阉堂。一边壁上挂着一道黑牌，上面客名共总只有两个人，但没有姓余的在里面。
看样子，这也不像是小姐能住的旅馆了。
我问是不是有位余抱节先生来住过，柜上回来说没有。柜上是有电话的，我便打电话到某某女学校去，也说并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有趣，真是有趣。
孤山的梅花呢？还要等两三天才能开。这怎么办？
东坡路上的朋友也不好再去找他了。我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1925年正月30日
十一离沪之前（节选）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从广东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场很严重的斑疹伤寒，由十二月十二号进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号才退了院。退院后住在妻儿们住着的宝乐安路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时候是连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聋了。出院不几天，算渐渐地恢复了转来。在我写出了那二十几首诗——那些诗多是睡在床上，或坐在一把藤椅上用铅笔在钞本上写出的——汇成了《恢复》（Reconvalescence）之后，从一月十五号起便开始在同一钞本上记起了日记来，没间断地记到二月廿三号止，因为廿四号我便离开了上海了。记日记的事情我是素无恒心的，忙的时候没工夫记，闲的时候没事情记，在那样的病后记下了整整一个月以上的生活记录在我却是很稀罕的事。
正月十六，星期一，晴。
午后蔡大姐来，打扮得像一位女工。她说，病中有好多同志都想来看我，因医生拒绝会面，所以都没来。——是谁引路来的？——安琳呢。——安琳为甚不同来呢？——她说：“她怕使你难处。”
二月十五日，星期三，晴。
啸平来，说《浮士德》难懂，他喜欢《我的心儿不宁》的那首诗。那首诗便是我自己也很喜欢，那是完全从新全译了的，没有安琳绝对译不出那首诗来。那虽是译诗，完全是自己的情绪借了件歌德的衣裳。
二月十六，星期四。
午前啸平来，言民治及其他诸人在都益处等候，要为我祖饯。未几仿吾亦来，我把仿吾拉了去，安娜也同去。
在座的是民治夫妇、继修夫妇、叔薰夫妇、公冕、啸平、安琳。安琳比从前消瘦了，脸色也很苍白，和我应对，极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
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十八号不能动身，改乘廿四号的卢山丸。家眷于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时倾归。赴心南家，谈至夜半，所谈者为与商务印书馆相约卖稿为生也。他劝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这个谈何容易，一个去与一家去生活费相差不远，分成两处生活便会需要两倍费用。并且没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弘…
十一时过始由心南家回寓，与安娜谈往事。安娜很感谢心南，她说在我未回沪之前，除创造社外，旧朋友们中来关照过他们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安娜问安琳和我的关系，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诉了她。
安琳是芜湖人，在广东大学的时候，她在预科念书，虽然时常见面，但没有交往。去年十月她由广东到武汉，在政治部里担任过工作，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今年南昌的“八一”革命以后，由南昌到汕头的途中我们始终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关心我，每到一处城市她便要替我找医药。在汕头失败以后，流沙的一战在夜间又和主要部队隔离了，只有她始终是跟着我。和着几位有病的同志在盐酸寮山中躲了几天，后来走到了一个海口是一个小规模的产盐的市镇，叫着神泉。从那儿搭着小船到香港，又从由香港回到了上海来。
——你爱她吗？安娜问我。
——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来。
——既是爱，为甚么不结婚呢？
——唯其爱才不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