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们前几天不是说过想到东京去吗？我昨晚上竟梦见到了东京。我们在东京郊外找到一所极好的房子，构造就和我们在博多湾上住过的抱洋阁一样，是一种东西洋折衷式的。里面也有花园，也有鱼池，也有曲桥，也有假山。紫荆树的花开满一园，中间间杂了些常青的树木。更好是那间敞豁的楼房，四面都有栏干，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与抱洋阁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罢了。我们没有想出在东京郊外竟能寻出那样的地方。房金又贱，每月只要十五块钱。我们便立刻把行李搬了进去。晚上因为没有电灯，你在家里守小孩们，我便出去买洋烛。一出门去，只听楼上有甚么东西在晚风中吹弄作响，我回头仰望时，那楼上的栏干才是白骨做成，被风一吹，一根根都脱出臼来，在空中打击。黑洞洞的楼头只见不少尸骨一上一下地浮动。我骇得甚么似的急忙退转来，想叫你和小孩们快走，后面便跟了许多尸骨进来踞在厅上。尸骨们的颚骨一张一合起来，指着一架特别瘦长的尸骨对我们说，一种怪难形容的喉音。他们指着那位特别瘦长的说：这位便是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崇，我们也都是受了鬼崇。他们叫我们不要搬。说那位主人不久就要走了。只见那瘦长的尸骨把颈子一偏，全身的骨节都在震栗作声，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门去。其余的尸骨也同样地移出了门去。两个大的小孩子骇得哭也不敢哭出来。我催你赶紧搬，你才始终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变成了尸骸，也吐出一种怪声，说要上楼去看书。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楼去了。我们母子只骇得在楼下暗哭，后来便不知道怎么样了。”
——“啊，真好一场梦！真好一场意味深长的梦！象这上海市上垩白砖红的华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吗？我们住在这儿的人不都是受了鬼崇的吗？不仅我一个人要变成尸骸，就是你和我们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象尸骸一样了吗？啊，我们一家五口，睡在两张棕网床上，我们这五个月来，每晚做的怪梦，假使一一笔记下来，在分量上说，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适文存》了呢！”
——“《胡适文存》？”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来往厚的四厚册。”
——“内容是甚么？”
——“我还没有读过。”
——“我昨晚上也梦见宇多姑娘。”
——“啊，你梦见了她吗？不知道她现刻怎么样了呢？”
我们这么应答了一两句，我们的舞台便改换到日本去了。
一九一七年，我们住在日本的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邻居，是一位在中学校教汉文的先生。日本人对于我们中国人尚能存几分敬意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种便是专门研究汉文的学者了。这位二木先生人很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学而外，其余都住在楼上，脚不践地。
因为是汉学家的家庭，又因为我的女人是他们同国人的原故，所以他家里人对于我们特别地另眼看待。他家里有三女一男。长女居孀，次女便名字多，那时只有十六岁，还有个十三岁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经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书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庞是圆圆的，颜色微带几分苍白，她们取笑她便说是“盘子”。她的小妹子尤为调皮，一想挖苦她，便把那《月儿出了》的歌来高唱，歌里的意思是说：
月儿出了，月儿出了，
出了，出了，月儿呀。
圆的，圆的，圆圆的，
盘子一样的月儿呀！
这首歌凡是在日本长大的儿童都是会唱的，他们蒙学的读本上也有。
只消把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来比成一个圆形，宇多姑娘的脸便要涨得绯红，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后来，她的两只圆大的黑眼水汪汪地含着两眶眼泪。
因为太亲密了的缘故，他们家里人——宇多姑娘的母亲和孀姐——总爱探问我们的关系。那时我的女人才从东京来和我同居，被她们盘诘不过了，只诿说是兄妹，说是八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个人，是我的父亲把她收为义女抚养大了的。宇多姑娘的母亲把这番话信以为真了，便时常对人说：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妇，把宇多许给我。
我的女人在冈山从正月住到三月便往东京去读书去了。宇多姑娘和她的母亲便常常来替我煮饭或扫地。
宇多姑娘来时，大概总带她小妹子一道来。一个人独自来的时候也有，但手里总要拿点东西，立不一刻她就走了。她那时候在高等女学也快要毕业了。有时她家里有客，晚上不能用功的时候，她得她母亲的许可，每每拿起书到我家里来。我们对坐在一个小棹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如果要看她读的是甚么的时候，她总十分害羞，立刻用双手来把书掩了。我们在棹下相接触的膝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交流着。结局两个人都用不了甚么功，她的小妹妹又走来了。
只有一次礼拜，她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了我家里来。刚立定脚，她又急忙蹑手蹑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厨房里去了。我以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会她又蹑手蹑足地走了出来，她说：“刚才好象姐姐回来了的一样，姐姐总爱说闲话，我回去了。”她又轻悄悄地走出去，出门时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里女人由东京回来了，在那年年底我们得了我们的大儿。自此以后二木家对于我们的感情便完全变了，简直把我们当成罪人一样，时加白眼。没有变的就只有宇多姑娘一个人。只有她对于我们还时常不改她那笑容可掬的态度。
我们和她们共总只相处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学校毕业了。毕业后暑期中我们打算在日本东北海岸上去洗海水澡，在一个月之前，我的女人带着我们的大儿先去了。
那好象是六月初问的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准备试验的时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声地在窗外叫，“你快出来看。”
她的声音太低了，最后一句我竟没有听得明白。我忙掩卷出去时，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并立在她家门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头看时，才知道是月蚀。东边天上只剩一钩血月，弥天黑云怒涌，分外显出一层险恶的光景。
我们默立了不一会，她的孀姐恶狠狠地叫起来了：
——“宇多呀！进来！”
她向我目礼了一下，走进门去了。
我的女人说：“六年来不通音问了，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还住在冈山？”这是我们说起她们时，总要引起的一个疑问。我们在回上海之前，原想去探访她们一次，但因为福冈和冈山相隔太远了，终竟没有去成。
——“她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怕已经出了阁罢。”
——“我昨晚梦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是我们三个人在冈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这样的月夜。好象是我们要回上海来了，去向她辞行。她对我说：‘她要永远过独身生活，想跟着我们一同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来成为枯骨么？啊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
我们还坐了好一会，觉得四面的噪杂已经逐渐镇静了下来，草坪上坐着的人们大都散了。
江上吹来的风，添了几分湿意。
眼前的月轮，不知道几时已团栾地升得很高，变作了苍白的面孔了。
我们起来，携着小孩子才到公园里去走了一转，园内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
我的女人担心着第三的一个孩子，催我们回去。我们走出园门的时候，大儿对我说道：“爹爹，你天天晚上都引我们到这儿来罢！”二儿也学着说。他们这样一句简单的要求，使我听了几乎流出了眼泪。
1923年8月28日夜
八漂流三部曲（节选）
歧路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将要到门的时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凑，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但又迟疑了一会，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
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是早把枯叶脱尽，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在脱叶树下羼走。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也不是一些砖红垩白的大厦。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增涨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视着前面，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的黄海上飘荡。
——“啊啊，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这么自语了一声，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几乎脱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钟才离开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好容易等他毕了业，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或者可以活动一回，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他只诿说没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他竟以不置答复的方法拒绝了。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他在学生时代，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自己虽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
——“行医？医学有甚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痛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甚么？少我一个又有甚么？”
——“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医学有甚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断；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
他每到激发了起来的时候，答复他女人的便是这些话头。
他女人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他说：“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的是有钱人。”
他女人说到儿子的教育时，他又要发一阵长篇的议论来骂到如今的教育制度，骂到如今资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没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将近一年，但是终竟苦于生活的压迫，到头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说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无论如何是要一同带去的。他说不过他女人坚毅的决心，只得劝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决计在今天一路回去。
为买船票及摒挡旅费，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装，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点半钟雇了两辆马车，连人带行李一道送往汇山码头上船。起程时，街灯还未熄灭，上海市的繁嚣还睡在昏朦的梦里。车到黄浦滩的时候，东方的天上已渐渐起了金黄色的曙光，无情的太阳不顾离人的眼泪，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们看见水上的轮船都欢叫了起来。他们是生在海国的儿童，对于水与轮船正自别饶情味。
——“那些轮船是到甚么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扬子江里去的。有些是到外国的。”
哦，那儿的公国我们来过。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儿呢？”
——“还远呢，到汇山码头还要一会儿。”
他同他的大儿对话着，立在他的膝间的二儿说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儿，你回日本去多拣些金蚌壳儿罢，在那海边上呢。爹爹停一晌要来接你们。”
——“唔，拣金蚌壳儿呢，留下好多好多没有拣了。”
他一路同他儿子们打着话，但他的心中却在盘旋。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要惊讶，难道我做人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在船上去补票罢。是的，在船上去补票罢。”但一回头又想起他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那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唉，我还是不能去。”——辗转反复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这些问题。他决下心不去了，但又悬想到路上的艰难，又决心要去。从安南路坐到汇山码头他的心机只是转斡。他的女人抱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旁边，默默不作声息。婴儿受着马车的震摇，起初很呈出一种惊诧的气色，但不久也就象在摇篮里一样，安然地在他母怀中睡熟了。
坐了一个钟头以上的光景，车到汇山码头了。巍然的巨舶横在昏茫的黄浦江边，尾舻上现出白色的“长崎丸”三字。码头上还十分悄静，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夫外还不见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还没有来。上了船把舱位看定了之后，他的心中还在为去留的问题所扰。孩子们快乐极了，争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母亲亲手替他们制的绒线衣裳，挂在壁钉上几次不能取脱。最小的婴儿却好象和他惜别的一样，伸张起两只小手儿，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声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时，婴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
——“日本的房屋很冷，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该多烧一点火盆。”他这样对他的女人说。
她的女人也抚着她自己的手，好象自语一般地说道，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烧火煮饭，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