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太婆就是张琼华。晓得郭沫若爱吃家乡的土特产，所以她每年都要亲手做一罐咸菜和一罐豆瓣给郭沫若寄去。这也是她的一番心意。
解放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张琼华过去每年收的几十担租谷就没有了。生活无着落，她就从沙湾搬到乐山城里居住。最初以典当为生，卖衣服，卖箱柜，卖盘盘碗碗。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她就做叶儿粑卖。这是一种用糯米做的甜食，四川人很爱吃的。忠厚本份的张琼华不会“偷工减料”，她做的叶儿粑工精料足味道好，虽然卖得快，却亏了本。只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儿小帽儿卖，但也赚不了什么钱，年纪老了，日子又过得这么艰难。郭宗瑨看不下去，就对张琼华说：
“给八爸写封信，让他每月给你寄些生活费来吧。”
说了几次张琼华都不同意。她怕给郭沫若添麻烦。生活实在无着了，她才点头同意，但又唯恐郭宗瑨要多了，就把自己一月的开支反反复复算了又算，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限额，嘱咐郭宗瑁说：
“让他一月寄十五元来吧。”
郭宗瑨一听就摇头：“这咋行？太少了，你要吃饭，还要供树桓读书。”
张琼华事事都为别人着想，更何况对郭沫若。她坚持己见地说：“他也不宽裕，别太加重了他的负担，就十五元行啦！”
郭沫若收到郭宗瑨的来信后，主动承担起了张琼华的供养责任。他每月给张琼华寄去人民币十五元，以后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张琼华每次收到汇款后，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笺。
这，成了一对名义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联系了……
张琼华有一个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写信请张琼华到她那里去耍一耍，于是张琼华去西安住了两个月。她本打算回乐山的，但姨侄女劝她说：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西安离北京不远，干脆再去北京耍耍。”
张琼华想想也好，就独自踏上了开往北京去的火车。
这是一九六三年的事，离那次郭沫若回乐山又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了。郭沫若和她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还专门蒸了一顿川味蚱肉款待张琼华。但两人的耳朵都不好，说起话来必须提高嗓门，就好像一对老夫妻在大声吵吵。
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陪张琼华老人游览了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诸如故宫呀、北海呀、天坛呀、颐和园等等。张琼华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张张，西望望，显得又惊异又兴奋。活了七十多岁，她总算是开了眼界，为此她深深感激着郭沫若。
王廷芳希望她在北京多住些日子，可是张琼华不肯。“他太忙了，我不能在这里分他的心。”她对王廷芳这么说，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
临走时，王廷芳问她：“想在北京买点什么？”
张琼华摆了摆手，说：“不买啥子。”
经王廷芳一再动员，张琼华才去商店里转了转，但也只扯了一截黑灯芯绒布。她爱不释手地对王廷芳说：
“这种料子好看，耐穿，我这辈子还没穿过。”
王廷芳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回来向郭沫若汇报后，郭沫若特地叫秘书买了暖水瓶、铝锅、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给了张琼华。
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杀生，极少吃肉，除早晨一顿是荷包蛋外，其余中晚两餐都是素菜斋饭。身体好一点时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着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愈来愈老，不能上街转了，她就端把竹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往街上默默张望。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上了泪水。
啊啊！可怜的老人家，你在张望什么呢？
莫非仍在盼望着，盼望着郭开贞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吗？
此时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又是别有一番景象。
五十年代初期，这里曾经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馆址，后由宋庆龄女士居住。宋庆龄迁往新居以后，这座府第就划归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使用了。按照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的建筑结构，只不过高大、宏敞、厚重、精美，远不是北京普通的四合院所能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若居住在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是一座官邸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为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
一九六三年。春天的季节。花园里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在郭沫若的书屋里，也洋溢着一派浓浓春意。
这一天，于立群在默诵毛泽东的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对郭沫若说：
“我特别喜欢‘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句。”
说罢，她兴致勃发，立即展纸挥毫。此时于立群的书法日臻成熟，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女书法家了，那几个字经她书写，跃然纸上，气度非凡。可是仔细一验看，才发现把开头的“万方乐”写成“万方春”了，错了一个字！
“糟糕！”于立群嘴里嘟囔了一声，便要把这张纸扔掉。
“慢来，慢来，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从于立群手中接过笔管来，略为思索，就用隶书在“万方春”三个字下边加了几个字。然后颇为自负地笑着对于立群说：
“这样一来，不就变废为宝了么？”
于立群一看，原来郭沫若凑成了一副四言联：
万方春色，千顷湖光。
于立群开心地笑了。本来是一张废纸，经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点石成金，顿添风采。
郭沫若和于立群经常这样“合作”。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爱意，文人的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虽然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未能幸免于难：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被绑架后折磨至死，在音乐学院读书的郭民英自杀身亡。两个爱子在浩劫中相继死于非命，这对郭沫若和于立群来说，可以想象打击是多么多么的沉重！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的于立群，在接连发生的打击下近乎于癫狂了，她只是重重复复地喊着一句话：
“让他们来批判我吧，孩子们是无罪的啊！”
这一家人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总理的身上。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于立群再三叮嘱他无论如何也要请周总理帮帮忙，营救被绑架的孩子。
郭沫若去了，他就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和周恩来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他相信只要他把这件事提出来，总理是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的。当时周恩来仍然保持着“第三把手”的地位，在一定范围之内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然而，郭沫若终于没有开口一一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让已经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再为自己儿子的事操心。整个神州大地正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有多少国家大事正等着周总理去处理啊！比起国家和民族来，儿子的被绑架、关押毕竟只是一件小事……
于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本来是怀有满腔希望的：沫若一定会向周总理讲，总理一定会设法营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来……可是，郭沫若回来后告诉她说，他根本没有向周总理提世英被绑架的事。于立群满心的希望顿时化为了乌有，她生平第一次向她敬重与爱戴的郭沫若动了肝火，埋怨与责怪一齐进发了出来……
郭沫若沉默着，既无言安慰妻子，又无言告慰爱子。过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说道：
“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只说了这一句，便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竟连儿子处在危险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郭沫若一向被称为“大胆派”，他是无所畏惧的，也是强有力的。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曾发出了雷霆式的怒叫；面对比铁还要坚固的黑暗，他曾抽出了光明如闪电的长剑。然而现在，面对疯狂，面对邪恶，他只能沉默了，有时候甚至跟着说一些违心之言。
这是为什么？
难道郭老郭老真的老了吗？
从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有一位老人经常伏在案头，一只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留下来的日记。好像儿子和父亲在亲切地交谈。
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乾坤倒转，屈原遭到放逐的时代好像又复活了。但要真正做一个屈原式的诗人却也真不容易，也许能做一时而未必能做一生。郭沫若现在就只能向死去的儿子讲一讲真心话……
于立群又在为失去爱子而哀痛了，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愈来愈折磨着她。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江青一伙有意要拿郭沫若开刀了。在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举行的一万八千人大会上，郭老三番五次被点名批判。张春桥和江青还先后打上门来，逼他写检讨文章。郭沫若洞悉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对于立群说：
“他们是针对总理的。”
此时郭沫若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病魔一直紧紧缠着他，住在医院里的时间竟比在家里的时间还长。
一九七四年春安娜曾去日本探亲并处理故居的房产转移。回到中国后得知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儿淑璃一起赶到北京医院里看望他。时间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下半年。他们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见面了，坐在沙发里的郭老见安娜来了，就吃力地要站起身来迎接。安娜快步上前将郭老按回沙发坐下，握着他的手幽默地说：
“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