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是企业的两种基本的技术创新方式，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企业在落后于西方跨国公司的情况下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学习和模仿来实现技术上的赶超，在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以对别人技术的改造、修补、调整为特征，这种长期的利用式技术的结果便是企业很难获得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诀窍，很难通过技术的突破开辟一个新的产业或市场，即通过技术的修补获得了当前生存的能力，但是却失去了长期的发展潜力，导致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后劲儿不足。当然，这个阶段中国企业也出现了不少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成果，但是从整个产业来看，所占比重还是太小。
认识到利用式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后，近年来在国家自主创新政策的鼓励下，企业开始重视探索式技术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投入资源来大力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但是近年来却陷入了一个“探索—失败—再探索—再失败”的恶性循环中，降低了企业进行技术探索的热情和动力。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多的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都会导致企业财务绩效的降低，为了盈利，企业在资源分配上不能“走极端”，不能将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投入于一种创新之中。过于偏执到探索式技术创新活动中会导致企业无法短期内获得现金流而可能过早夭折，而过于偏执到利用式技术创新活动中会导致企业很难适应市场变化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而失去长期的竞争力。因此，在这两种技术创新的投入和研发上要把握好一定的度，避免“研发投入越多企业财务绩效就越好”的认识误区。
（3）CEO领导力的提升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和锻炼承担多种领导角色并保持角色之间的平衡。
领导力高低的一个表现是领导者对不同角色的驾驭和把握能力，从当前对我国企业高层领导者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领导者们已经意识到领导力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对领导力的培养方式上尚存在不满和不足之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领导力的一种方式是培养领导者自身驾驭多种领导角色的能力，并能够保持不同角色之间的平衡。这一方面可以通过系统的组织培训和实践演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领导者自身的学习和自我超越来达到这个目的。
CEO的二元领导行为不仅要求他能够同时驾驭和表现出高水平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而且要平衡好两种领导行为所带来的角色冲突，因为这两种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不同的要求。所以，二元领导行为背后所暗含的假设是CEO能够平衡好这两种行为所带来的角色冲突，而要能够同时驾驭这六种角色，则不仅需要他能够不断学习和自我突破，而且要锻炼自身平衡冲突的能力。例如，有些领导者只擅长于设定愿景和体恤关怀的角色，有些领导者只擅长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的角色，当领导者所驾驭的角色比较少时，对其平衡能力的要求还不是特别高，但是随着其角色和行为复杂性的提高，多种角色之间的冲突需要CEO具备较高的平衡能力。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个观点，认为能够表现出较多种领导角色的领导者比表现出较少角色的领导者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更大，而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能够表现高水平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的CEO也能够带来市场绩效的提升，从而需要他能够不断学习和超越自身，通过学习和自我突破来获得平衡能力的提高。
（4）探索式技术创新与利用式技术创新要协同发展，不能顾此失彼。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对市场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企业同时从事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同时，我们还发现，过多地从事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并不会降低企业的市场绩效。因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企业的目标是占领和主导市场，则可以同时加大对两种技术创新的资源投入和资金支持，在通过探索式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和满足新顾客的需求后，通过利用式技术创新来保留老市场和老顾客的市场份额，从而在开发新顾客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老顾客。需要说明的是，在同时从事两种技术创新时必然面临着资源缩减和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联盟、并购、技术共享等方式来补充和扩大企业自身的资源基础。
8.3未来研究方向
8.3.1研究局限
第一，本文尽管采用由不同对象填写问卷的方式，避免了同源误差的影响，但是由于所采用的数据仍然属于横截面数据，因此还不能很好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采用纵贯数据在不同的时间段测量自变量和因变量则能够更好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在一年到两年后再次对所调研的企业发放样本，以进一步观察企业创新状况的变化和领导行为的变化，因为通常创新需要一个周期阶段，所以至少得一年到两年才能反映出之前企业实施创新的绩效结果。
第二，本文的样本企业以制造业和IT业为主，服务业中的样本偏少，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包括更多服务行业企业以及其他从事创新的行业来做进一步大样本的检验。
第三，尽管本文的主要变量都是基于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变量施测之前也咨询过相关领域的理论专家和企业界人士，以使得变量能够反映概念的内涵，但是由于探索式与利用式技术创新都属于新概念，关于如何测量，现有研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本文所采用的变量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最能反映探索式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变量，但是随着对这两个构念内涵的不断完善，其测量的题项也应该更加全面，以反映这两类技术创新活动的内涵。
第四，本文对于二元领导行为和协同式技术创新都采取间接测量的方式，尽管在现有文献类似的研究中都通过间接测量来表示，但是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尝试运用题项直接测量的方式来开发每个变量适合的量表。
第五，在组织绩效的测量上，由于本文中所调研的大部分企业并非上市公司，很难获得其客观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信息，而最终只能按照现有学者的建议（Cooper，1979；Covin et al，1989；Li et al， 2001；张映红，2008），采用主观测评的方式来获得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测评值。尽管之前的学者也发现客观绩效数据和主观绩效数据之间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Dess et al，1984），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以上市公司作为调研对象，以便同时获得其客观绩效数据和主观测评数据，以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
8.3.2未来研究方向
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数据的收集方面做进一步的后续研究，而且需要在理论上从以下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虽然本文从高层决策和远距离领导过程两个角度论述了CEO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并且涉及到领导网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对远距离领导过程和领导网络进行测量，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构念尚未成形，在理论上尚处于探讨阶段，实证研究的难度也较大。因此，作为后续研究的一个部分，在未来研究中将进一步考虑远距离领导过程和领导网络的测量方法。
第二，本文在情境变量方面只选择了外部环境因素（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而没有探讨下属特征对CEO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例如，下属的传统性是否影响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下属的人格特征能否影响其关系。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引入下属的人格特征作为调节变量，以全面探讨不同的下属情境下CEO领导行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第三，虽然本文提出并论证了CEO的中庸思维是其二元领导行为形成的一个关键前因，但是除此之外，哪些因素还可能导致了CEO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对此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