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爱人之本则为忠信，忠信实质上也就是讲“诚信”。正因为如此，《孟子·离娄》言：“仁者爱人。”《礼记·中庸》亦言：“仁者人也。”准确地反映了孔子“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然而，以“诚信”、“爱人”为其基本特征的“忠恕”思想则是《周易》的基本思想。《周易》古经之《中孚》卦即为专言“诚信”之卦。所谓“中孚”即谓忠信。故《中孚》九五爻辞言：“有孚挛知，无咎。”意谓诚信爱人则无灾祸。在《周易》看来，诚信爱人，以诚相待，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既就是以薄礼祭天，天也不会降灾于你，反倒会保你大吉。《周易》之《观》卦卦辞亦言：“观，盥而不荐，有孚颥若。”意思是只要观者胸怀诚信爱人之心，就是祭天的礼节仪式也无须讲究。故《周易》之《比》卦卦辞言：“比，吉。”何谓之比？比者亲辅也。可以看出，《周易》把人们之间的相互亲爱，和睦共处看得比祭天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孔子大讲仁爱，张扬“忠恕”，“不语怪力乱神”并言“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见，孔子的儒学思想与《周易》是完全相通的。其次，“忠恕”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孔子不仅将“忠恕”视之为“仁之方”，而且将“忠恕”看作“终身行之”的一贯之道。《论语·雍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卫灵公》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出，孔子的“忠恕”之道是强调作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为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伦理道德修养方法。
诚如《中庸》所言：“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意谓为人处事不可以己之所欲加之于人，从而体现出了一种“止于至善”的价值理念。所以，孔子非常崇尚“克己”。认为只有“克己”，才能实现“忠恕”的道德要求。
而事实上，以通过行仁之方从而达于至善的“忠恕”理念亦是《周易》的基本精神。《周易》古经之《节》卦九五爻辞就有“甘节，吉，往尚”之语，即能够达到以节为甘的修养境界就是实现了最高的道德境界。何谓之节？节者，节制守正之谓也。可见，节是对人的道德修养的一种伦理要求。《周易》古经之《谦》卦初六爻辞言：“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传》释之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就是说君子要时刻注意用谦卑警惕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可以看出，孔子以“克已”为行仁之方的“忠恕”修养方法与《周易》必有其内在联系，《周易》的“节”“谦”中蕴含着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萌芽。
再次，“忠恕”是君主治国理民之道。孔子从“忠恕”“仁爱”出发，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他主张“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以，“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季康之问政，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并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故《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可以看出，孔子以“忠恕”“仁爱”为本的为治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亲民”，从而将“爱人”发展为“爱民”。而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民之道亦是《周易》的基本理念。
《周易》古经之《观》卦九五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和上九爻辞“观其生，君子无咎”即为此意。何谓之“观我生”、“观其生”？李镜池言：“我生即我姓，指亲族。”也就是观我族之百姓。高享认为观他族即他国之百姓。此二说均以“生”为“姓”，指出观生即观百姓。可见，一个有作为的君主要治理好天下，不仅要体察我族百姓之境况，而且亦要观察他族民众之实际。一句话，要多方了解和体察民情，做到亲民、爱民和蓄民。唯有如此，才能观化知政，观民设教。故该卦六四爻辞言：“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勿庸置疑，孔子“忠恕”“仁爱”为本的民本思想与《周易》是一脉相承的。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孔子儒学与《周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周易》学说是孔子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渊源。
三、孔子儒学的思想影响与《周易》
毫无疑问，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影响是通过《周易》得以发扬光大的。在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虽为“显学”，也只仅是诸子百家中之一家。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祖述尧舜，彰宪文武”，但他的学说和思想并未引起列国诸侯的普遍认同，故不得不退而删述史书，聚徒讲学，从事教授弟子之事。他的言论集《论语》一书，尽管因其内容丰实，思想精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道德风貌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因于秦始皇焚书，一度中绝。汉代就曾有三种《论语》辑本，经汉郑玄、晋王弼、宋朱熹等历代学人之共同努力才形成今传世之《论语》文本。然而，相比而言，《周易》文本却比较完整地反映和体现了孔子的易学学说和思想。
众所周知，《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故秦始皇焚书独不禁。这就使得孔子对《周易》的整理以及《易传》各篇对孔子治《易》言论的抄录引述得以完整流传和保存，为人们从更为准确的角度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而且，孔子后学如曾子、子思、子夏等对于孔子开创的治《易》之事鼎力弘扬，从而使孔子易学学说得以发扬光大。
事实上，汉代儒学大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提出，就是以《易》为立论根据的。董氏言：“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位，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说，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可以看出，孔子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其根源在于《周易》的广泛流传。
首先，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影响是通过孔子删述和整理六艺而产生的。孔子删述整理六艺之事，自古及今向无异辞。正因为孔子对六艺的删述与整理，六艺才得以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引起了儒家后学的广泛关注。而《周易》为六艺之一。司马迁言：“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经过孔子的删述整理，才有了今传世之文本《周易》。
可以肯定，从春秋《易》无爻题而文本《周易》各爻均以九、六标称爻题，从春秋《易》之《乾》卦各爻均言龙，而不见三爻爻辞到文本《周易》以“君子终日乾乾”补之来看，此应为孔子删述整理时所加。从史料学角度来看，我们还看不到除孔子删述整理《周易》外还有其他何人曾经整理过《周易》的材料。孔子在其整理《周易》的过程中发表了诸多如上所引的关于《周易》的言论。孔子的这些治《易》言论，为《周易》由专为卜筮向义理方向的转化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孔子在整理《周易》古经的过程中，还特别对《易传》之《说卦》加冕，为《说卦》之文增加了性命之理和三才学说，如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可以看出，《周易》的广泛流传推动了孔子儒学的发展。
其次，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影响是通过孔子后学阐扬易学而实现的。孔子晚而治《易》，读《易》“韦编三绝”，其用力之勤、用心之专，令世人叹服。而从文本《周易》之《易传》来看，孔子对《周易》卦爻辞之阐解和注释多达十九卦二十五条爻辞，真可谓用其心而尽其力。然而，尽管如此，孔子仍然对其治《易》之事感到终生遗撼。《论语·述而》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因为如此，孔子后学曾子作《象传》，子思作《彖传》，以继承孔子治《易》之未尽之事，直接从《周易》卦象中推阐出了《周易》的义理，发扬了孔子尚《易》而不占的易学精神和治《易》里路，将《易》由卜筮向义理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著名的《大学》和《中庸》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曾子与子思的作品，而《大学》《中庸》以《周易》的基本精神阐发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再次，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影响是借助易学的发展而得到充实和完善的。众所周知，孔子儒学是伦理道德之学，其哲学意蕴并不很浓。然而，孔子儒家学说却借助易学从而使自身的哲学底蕴得以充实和完善。以礼论而言，礼论是孔子儒学的重要学说。如所周知，孔子重礼，《论语》一书言礼多达七十余次之多，足见孔子对礼的重视。然而，孔子言礼多指周礼，而礼由何出，其本为何？《论语》却甚少涉及。而《礼记》作为孔子后学的重要经典，却借助易学使儒学礼论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涵。
1．《礼记》运用《周易》的宇宙生成学说揭示了礼的本质，提出了“礼本于大一”的自然哲学命题。《礼记·礼器》言：“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意谓“大一”为礼之本，大一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四时，天地、阴阳、四时之化是礼产生的自然前提。
2．《礼记》运用《周易》的宇宙演化学说揭示了礼的产生，提出了“礼生于分别”的历史哲学命题。《礼记·乐记》言：“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矣。”又言：“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将礼看作人类历史的起点。
3．《礼记》运用《周易》的人类起源论阐发礼的形成，提出了“礼始于男女”的伦理哲学命题。《礼记·昏义》言：“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郊特性》亦言：“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生义；义生然后礼作。”可见，男女之分直接关系到人伦秩序的建立和礼的形成。故“夫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诉，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正因于《礼记》借助于易学对儒学礼论的充实和完善，从而使儒学礼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可以看出，孔子儒学的思想影响与《周易》的广泛流传有着密切联系，易学广泛流传是孔子儒学得以发扬光大，而孔子儒学的独尊又是易学得以普及和发展。
综上所述，《周易》学说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渊源。《周易》的文化精神对孔子儒家学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启迪和影响。因为如此，笔者以为，孔子儒家学说根源于中国文化原典《周易》，它是《周易》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