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黄老帛书》以形名学将道与法结合起来，构建起了新的国家学说。《经法》言：“道生法，……秋稿成之，必有刑名，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观于天下，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匿正矣。”意即无形无名的道生成了有形有名的万物，也生成了万物所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这些规律和法则体现在国家制度所规定的各种名分及其关系当中，臣民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名分所规定的内容要求，是无法隐匿而客观存在的。只要君主虚静无为，就会公正客观地审视臣民的行为是否符合各自的名分，臣民的是非曲直便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然后再运用法律规定去赏善惩恶，也就必然使之名实相符，达到天下大治。
其三，《黄老帛书》吸收了儒家和墨家的思想，并将其与名法结合，纳入阴阳互补的宇宙结构体系之中，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而言，《帛书》推崇儒家的仁义学说。《经法·顺道》言：“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以墨家思想而言，《帛书》吸收了墨家学说的兼爱、尚贤、尚同、尚俭思想，提出“兼爱无私”、“亲亲尚贤”、“节赋敛，毋夺民时”的主张。将儒家的仁政德治与墨家的功利主义结合了起来。鉴此，《帛书》将刑德并用，先德后刑的思想纳入它的阴阳宇宙结构之中，提出“刑德皇皇，日月相望……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的观点。并依据阳属德，阴属刑的观念，提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的思想。其次，从今存《管子》的有关篇章看，《管子》的学术倾向亦是融合先秦各家学说而自成一家之言。据学术界多数学人一致认为，今存《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盖为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中诸多稷下先生之作品汇编，而其中之《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文是公认的黄老作品。从这些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窥见黄老融合先秦各家学术思想之痕迹。
其一，《管子》将原始道家的“精”与“气”合而为一，提出“精气”说，并以此为宇宙万物之本体。《管子·内业》言：“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将道家学说中的“精”与“气”结合了起来。尽管它对道与精气的关系讲的还不是很明确，但两者作为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生成的根据却是非常明显的。《管子·内业》言：“敬除其舍，神将自来。”“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不仅如此，在《管子》看来，“心”为精气驻留的“精舍”，精气驻留心中，是人类获得生命活力与智慧才能的源泉，丰富了先秦儒家学说的心性论。
其二，《管子》以春夏秋冬“四时”为中介，将先秦的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在了一起，提出了以五行相生为基本特征的宇宙结构论，建立了以“五”为模式的宇宙结构系统，丰富了先秦诸子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
其三，《管子》大量吸收了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强调礼法并用，德刑相济，认为礼的意义就在于“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将礼义视为国家存亡之根本。正因为如此，《管子》对道德教化的功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刑罚只能使人被动服从，而道德教化却能使人心悦诚服。所以，它热情地赞美道德教化的作用：“若夫教者，漂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莺然若皓月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
可以看出，以《黄老帛书》和《管子》四篇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具有明显的融合先秦各家学说之迹象，它的基本特征是吸收和借鉴先秦各家学说而自成一家。
三、《系辞》与黄老学说之相似处
纵观《系辞》之思想特征与黄老学说具有相似处。
首先，从思想特征看，其一，黄老学派强调“贵贱有恒位”的等级观念。《管子·心术上》言：“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肯定贵贱有恒位，尊卑有秩序。而《系辞》则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其二，黄老学派以“精气”解“道”，创立了新的宇宙论学说。如言：“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精气”流变的结果。而《系辞》则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言：“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其三，黄老学派将“道”与“阴阳”结合在一起，肯定道是阴阳的统一状态。如言：“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又言：“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系辞》则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黄老学派有“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系辞》亦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黄老学派言：“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系辞》亦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如此等等，可以说，《系辞》之思想特征与黄老学派具有相似处。
其次，从学术向度看，黄老学派的宇宙生成论与《系辞》之宇宙生成论具有一致性。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楚墓竹简《大一生水》篇被学术界公认为黄老作品。其文曰：“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躁者，沧热之所生也，沧热者，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沧热。沧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此与《系辞》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不仅用词基本相同，而且思维路向也基本一致。
就是说在黄老看来，宇宙万物的生成序列是大一生天地，天地生神明，神明生阴阳，阴阳生四时，四时生沧热，沧热生湿躁，湿躁生年岁。而在《系辞》看来，是太极生两仪，两仪者天地阴阳也，两仪生四象，四象即四时，四时生八卦，八卦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生大业即万物。在这里，黄老的“大一”与《系辞》的“太极”乃实一而名异之宇宙本体。孔颖达疏《礼记·礼运》言：“大一者，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极大曰天，未分曰一，其气既极大而未分，故曰大一也。”《周易·系辞》注又言：“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不仅如此，黄老学派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与《系辞》相通，诸如黄老学派提出：“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把天地人三才放在一起加以考察。而《系辞》同样认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以看出，黄老学派与《系辞》在学术向度上亦具有相似处。
再次，从时代看，黄老学派产生形成于战国初期，黄老一词尽管始见于西汉，确切而言即为司马迁之《史记》。但黄老学说产生形成于战国初期则是事实。从今存《管子》的诸多篇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及湖北郭店出土的《大一生水》等这些被学术界公认的黄老作品来看，均形成于先秦，而非成于西汉。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黄老学派的基本特征是融合先秦各家学说而自成一家之言。黄老学派提出的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学说和时变因循的理论贯通了先秦各家学说和思想。
而事实上，从《管子》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等黄老之作来看，其明显与《国语·越语下》所述范蠡之言有某种相通处。范蠡向越王勾践进言用兵之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以阴阳相互转化的法则说明战争的变化规律。而马王堆《黄帝四经》亦与范蠡之师计然有其联系。计然何须人也？《太平御览》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论》有“计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尝南游越，范蠡师之也。”《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即为计然所为。计然师出于老子，但他却超越了老子的学说和思想，自创黄老学派。看来，生活于战国初期的计然、范蠡即为黄老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在战国中后期大发其皇。而《系辞》从其形成时代来看亦当在先秦战国初期，从《庄子》“易以道阴阳”看，《系辞》之成当早于庄子。尽管《庄子》一书真伪难辨，但《庄子》之“易以道阴阳”却为学术界普遍认同。《周易》是一部阴阳筮书，但《周易古经》中没有阴阳概念，而以阴阳观念解释《周易古经》者始见于《系辞》与《说卦》，在《系辞》与《说卦》中阴阳观念被广泛使用，并形成了“一阴一阳之渭道”的命题。可见，《庄子》所言之《易》必当包括《系辞》在内。
以此而言，《系辞》之成当与黄老学派之代表人物范蠡、计然之活动时间相当，即战国初期。可以说，从时代来看，《系辞》之成亦与黄老学派之形成具有一致性。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系辞》乃为先秦黄老学派之遗作，或曰与先秦黄老学派有关。当然，将《周易·系辞》之属性归之于黄老学派有违于传统观念。这是因为，《周易》自汉代被立为学官，视为经书以来，人们从来都认为它是儒家学说之经典。因此，自陈鼓应先生1992年首倡《系辞》为稷下黄老所作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所以，关于《系辞》之学派属性及其作者的讨论成了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有诸多学者从多方面论证《系辞》为儒家后学之所为，而非黄老道家之所作。然而，尽管言之凿凿，论说有据。但据笔者看来，其根本缺陷就是无法回避《系辞》融合先秦学术思想这一基本事实。也就是说，《系辞》中不只有先秦儒家的学说和思想，更有先秦道家、墨家、阴阳家的学说和思想。诸如《系辞》中的功利思想、阴阳思想、宇宙生成思想、无为观念、道器学说等等，这些都不是儒家的思想和观念，而却恰恰同黄老学说如出一辙。所以，笔者以为，《系辞》当属黄老所为，其基本学术倾向是融合先秦各家学说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