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死去后的一连好几个月,生活对我来说,每一天都几近煎熬。我成了人们闲谈和议论的对象,只要是耳朵能及的范围,都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经常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来找我,有的是因为好奇而想打听个究竟,有的是热心肠,想帮我分析原因。我不得不一次次向人讲述那天的经过,任凭人们投来或是同情或是怀疑的目光。
在爸爸妈妈眼里,我则是个易碎的“传家之宝”。为了不让我再受到刺激,他们甚至不敢像以前一样当着我的面吵架。
夜里,我经常从从噩梦中尖叫着醒来。为了防止做恶梦的时候磕断牙,我不得不戴着护口器睡觉。但只要闭上眼,丛林里那张长满触须的嘴巴就出现在脑海里。我确信是它杀害了爷爷,而且它很快就会冲着我来。我经常产生错觉,走路时,我觉得它就躲在路边的树底下;停车时,我觉得它正猫在停车场上哪辆车的后面,或者隐藏在车库的阴面。
我不敢再迈出家门一步,甚至连取报纸这样的事情也推给了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裹着一堆毯子,躺在洗衣房地板上,因为洗衣房是唯一没有窗户的房间,而且可以从里面反锁。在家人为爷爷举行葬礼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坐在干燥机上,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日没夜地玩网络游戏。
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自责,后悔当初没把爷爷的话当回事儿。所有人,包括我,都认为爷爷精神错乱,觉得他是胡言乱语。我终于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感受,因为我现在面临着和他一样的处境。尽管我曾尽最大努力让人们觉得我讲的事情是科学合理的,但往往是被他们当成疯子。有天下午,警察来了。我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事情经过,甚至包括那个怪物的样子。他只是应付地点头,并不作任何笔录。等我说完,他便转过头,问爸爸妈妈有没有送我去看医生。我只能无奈地告诉他有人找我,说罢起身准备离开。
这时,爸爸妈妈终于发火了。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对我发火。我也毫不示弱。我怒斥他们把爷爷当成累赘,爷爷一死,他们终于可以解脱了;我哭着说,我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爷爷的人。
警察和爸爸妈妈在外面嘀咕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带来一个人。那人自我介绍是警察局的素描师。他拿出一张白纸,我一边描述那个怪物,他一边画,还不时停下询问细节。
“它长了几个眼睛?”
“两个。”
“大功告成”,他说;似乎恶魔对他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玩意儿,动几下画笔便可勾勒出来。
我看了一眼他的作品。画纸上那个东西,除了嘴里多长了几条舌头,其它的地方和一个正常人没有两样。我想他可能是为了抚慰我而故意画成这样吧,因为最后他甚至说把草图留给我。
“可是,你们不需要保留存档吗?”我问。
他皱了皱眉,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哦,当然需要。你看,不知我刚才想什么去了。”
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侮辱。
即便是我最好、唯一的朋友——和我一起去过现场的瑞奇,也不相信我的话。他说什么也没看见,而且赌咒发誓。借着我的手电光,他那天可是把恶魔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更何况还是他报的警。
我们都听到过狗吠,根据这一点,警察得出结论:爷爷是被野狗咬死的。几个星期之前,与“环形村庄”相邻的“世纪丛林”就发生过一起相同的事故,一个女人被一群动物咬死且分食,现场惨不忍睹,而且也是在晚上。
“正因为在晚上,所以谁能断定那就是野狗?”我向瑞奇争辩着。瑞奇不停摇头,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大致意思是我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
“精神病——你竟然用到这个词”,我说,“谢谢你,瑞奇。能有你样同甘共苦的朋友,我可真是太走运了。”
那是一个下午,太阳正在落山。我们坐在我家的屋顶板上。瑞奇叼着烟,卷曲双腿,交叉双臂,蜷在椅子里,像根弹簧。那张椅子贵得离奇,是爸爸妈妈有一次到亚米希部落旅行的途中发现的。在我家,瑞奇总是显得有些不自在。但是那个下午,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次让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我家的富丽堂皇,而是我本人。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再跟人说恶魔的事儿,就会有人把你强行带走。那时你可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才艾德了。”
“别那么叫我。”
他扔掉烟头,向栏杆上吐了一口痰。
“你难道一边抽烟,一边嘴里还在嚼着烟叶?”我厌恶地瞪着他。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
“最起码不像你这个十足的蠢蛋。”
瑞奇平时不怎么介意我跟他开玩笑,但这句话还是超出了他的容忍限度。他从椅子里钻出来,狠狠推了我一把,我差点从屋顶跌了下去。我冲他叫骂,让他滚蛋,却发现他已经走了。
再次见到他,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原来所谓朋友,也不过如此。
后来,爸爸妈妈终于扛不住,还是把我交给了精神病医生。他叫戈兰,沉默寡言,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我丝毫没有反对,因为我确实需要帮助。
我以为自己病情复杂,但戈兰医生对我进行诊断的进展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面色沉着、不带任何表情,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在进行催眠。我到他那里去了才没几次,他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他认为,所谓怪物,是我在大脑受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幻想;爷爷的去世让我过于悲伤,所以产生了幻觉。戈兰医生进一步解释说,爷爷讲过的故事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怪物的最初印象,而亲眼目睹爷爷死亡又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因此,我才以假为真。
他甚至用了这样一个专业术语来定义我的病情:应激反应过度。
“我一点也没觉得好玩”,妈妈说。戈兰医生的诊断让她总算松了口气。因为不管我得的是什么病,听起来都比“疯了”这个词让她觉得舒服一些。
尽管不再相信有恶魔,可我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夜里噩梦不断,白天焦躁不安,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往。爸爸妈妈不得不请了个家庭教师,我不用再天天上学了。最后,他们还让我退出了“小额援助”项目,因为恢复身体是我唯一的“工作”。
很快,我决定连这个“工作”也不干了。因为在我的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之后,戈兰医生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开药方了。
“还做恶梦?这种药就是专门对付它的。在校车上觉得心慌?这个应该有效。还是睡不着啊?把这个按时按量服下,保准你能入睡……”他说。
服药后,我很快发胖,变得反应迟钝;但我的痛苦并没有减轻,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开始向戈兰医生撒谎。尽管脸上天天挂着眼袋,尽管听到突然的响声还是会吓得像猫一样跳起来,我还是尽量装出一副好得差不多的样子。我编造梦境,尽量把梦里的情景说得平淡、简单,和正常人所做的梦一样,比如梦见在牙科诊所,梦见自己飞起来了,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出现在学校里。
他打断我,问道:“梦到怪物了吗?”
我耸耸肩说:“连根毛都没见着。可能我已经痊愈了,是吧?”
戈兰医生敲了几下笔,然后开始写着什么东西。“希望你不是只拣我喜欢听的说”,他说。
“当然不是了”,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注视着诊室墙上挂着的各种证书。这些证书足以证明他在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专业程度,包括如何判断一个十几岁的应激反应过度者是否在撒谎。
“你说点实话吧”,他放下笔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星期你一次都没梦到它?”
我撒谎的本事确实很蹩脚。为了不被他戳穿,我只能承认。
我回答说:“也不是;好像梦见过一回。”
真实的情况是,那星期的每个晚上我都会做梦,每次都梦见大致相同的场景:那是薄暮时分,窗户外面,琥珀色的光线正渐渐隐去。我蜷缩在爷爷卧室的一个角落,举着一把粉色的儿童玩具手枪,枪口正对房门。在床的位置,一台自动售卖机若隐若现。自动售卖机里摆放的,不是糖果,而是一列列锋利的战术刀和穿甲手枪。爷爷穿一身英国军装,正在往投币口塞钞票,但要塞进去很多张钞票机器才会吐出一把枪,而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最后,总算有一只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柜子里旋转着快要出来了,却被卡在了出口处。爷爷用依地语骂了几句,对着机器踢几下,跪在地上,把胳膊伸到机器里,想要把手枪拽出来,没想到却被卡住了手。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它们长长的黑触须在窗户玻璃上扭动爬行着,正在寻找入口。我把玩具手枪对准它们,扣动了扳机,但无济于事。爷爷疯了似的咆哮着喊道:
“去找那只鸟,还有圆圈。雅各布你听到了吗?你这该死的蠢货……”
随着啪的一声,窗户被打碎了,玻璃渣撒了一地。紧接着它们钻进来了,一个个伸着长长的黑触须向我们扑来……
梦到这里,我哭着醒来了。我的心跳时快时慢,胃里发出一阵阵痉挛。
关于梦境的内容,我向戈兰医生讲了不下百遍,但他不嫌麻烦,每次都要让我重新描述。他似乎在对我的潜意识进行交叉质证,希望能找到之前没发现的线索。
“在梦里,你爷爷说了什么没有?”他问。
“每次他都说同样的话”,我说,“每次都会说鸟、圆圈和老人墓。”
“这是他临终时说过的吧。”
我点头。
戈兰医生五指合拢,托着下巴,摆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标准姿势。“你觉得这些事物隐藏着什么含义?”
“这哪能有什么意义啊!”
“尽管你这么回答我,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本意。”他说。
我多么希望自己一点也不在意爷爷临终前说的那几句话啊,可我做不到。它们和夜夜不断的噩梦一起,折磨着我,快要把我吞噬。我宁愿爷爷把这些告诉了别人,甚至心里有点责怪他——为什么非要让我知道呢。
但戈兰医生坚信,如果能弄清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我就不会再受噩梦的折磨。于是我开始围绕着那几个单词冥思苦想起来。
波特曼爷爷临终前说的话,有一些的含义是明确的,比如那个小岛。他童年有过被恶魔追杀的经历,逃到岛上才侥幸活命;现在他担心恶魔来找我,因此理所当然地说那是唯一能让我免受恶魔伤害的地方。
爷爷临终前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应该早就告诉你的”。我想他可能干了一件大事,但来不及告诉我。他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好顺藤摸瓜找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这应该就是“圆圈”、“老人墓”和“爱默生”这几个词的真实用意。
有一阵子,我理解,所谓“圆圈”可能是“环形村庄”里的一条街,因为“环形村庄”就是由一条条环形的胡同组成的。而“爱默生”,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很可能是一个和爷爷保持书信联系的老人;没准他就生活在“环形村庄”的某条胡同里,而且房子旁边有块墓地;他还保留着爷爷的一封信,信上的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而只有这封信能解开爷爷的秘密,因此我一定要找到它。
我知道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没想到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环形村庄+爱默生”,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径直来到“环形村庄”社区中心。一群耄耋老人正在那儿玩推圆盘游戏,一边玩游戏一边讨论谁谁谁近来做过什么手术。我问他们墓地在哪儿、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爱默生的。他们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多长了一颗脑袋。原来,“环形村庄”根本就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叫爱默生的人,也没有用“圆圈”二字命名的地方,比如“圆圈路”、“圆圈大道”等等等等。总之我的设想彻底落空。
戈兰医生鼓励我继续展开联想。他建议我调查一下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这个名叫爱默生的人曾经是一位着名诗人。
戈兰医生说:“他写过很多信,没准你爷爷所指的就是他。”
戈兰医生的一番话又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但这次我决定摆脱他。于是,在一个下午,我缠着爸爸,让他顺便把我捎到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我很快查明,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确实写过很多信,而且都已结集出版。但几分钟之后我就被自己的愚蠢逗乐了:首先,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出生和死亡的年份都在19世纪之内,因此他不可能收到一封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的来信;其次,他的诗歌充满神秘的气氛,而我爷爷并不是一个痴迷的诗歌爱好者,不大可能对他的诗感兴趣。
我发现爱默生的作品还能起到催眠的作用。那天下午,我在图书馆抱着他的散文集,埋头看那篇《自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还流出了哈喇子,而且,那天下午,我再次梦到那台自动售卖机,这已经是一星期之内第六次做那个梦了……
我从噩梦中惊叫着醒来,然后被从图书馆赶了出来。我再次诅咒戈兰和他那套该死的愚蠢理论。
几天后,我们做了最后一件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们家族一致通过,决定卖掉爷爷在“环形村庄”的房子。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在有意向的买主前来看房子之前,先得把房子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戈兰医生认为,根据“暴露疗法”的相关理论,如果让我再次直接面对爷爷去世的场面,或者看看和爷爷在世时的生活有关的场景,也许我能够突然痊愈。爸爸听取了他的建议,让我跟着他和苏西阿姨一起去打扫爷爷的房子。
我们到了爷爷的房子前。爷爷出事之后,警察就在屋旁的灌木上安装了监控录像仪;门廊上,纱布已经被撕成碎条,在风中轻轻飘动;在路边,租来的大垃圾箱正准备随时将爷爷的遗物收纳、运走。
爸爸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奇怪的是,看到这一幕,我并没有恐惧害怕,只是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凉和感伤。
事实证明,看到和爷爷有关的物品,我并没有像他们担心的那样被吓得口吐白沫、疯癫发狂。爸爸和苏西阿姨总算松了口气。于是我们开始干活。
我们狠下心来,拿着垃圾袋,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收起,书架、柜子、过道都被清理一空,甚至连家具下面积攒了几年的灰尘也没能幸免。我们整理出来的包包和袋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不得不说,爸爸和苏西阿姨都不是什么重感情的人。爷爷的物品,除了一小部分要留下来,大部分将被他们装进门外那个庞然大物,垃圾场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
爷爷生前收集的《国家地理》杂志,码在一起足足有八英尺高了。曾几何时,我一边看这些杂志,一边想象着自己在日内瓦和一帮人打泥仗的情景;曾几何时,我幻想着自己在佛国不丹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远古时期的城堡……这些杂志,曾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和美好的憧憬!
我央求爸爸和阿姨把这些杂志留给我,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我想要爷爷生前那些老旧的保龄球衫,爸爸说:这几件衬衫式样太滑稽了,有什么好留下的。
我想要那台手风琴和78S乐队的专辑唱片,爸爸说:有人已经答应要出高价买下了。
我说:那就把那个装枪支的柜子留给我吧。因为那是爷爷生前最重要的宝贝。
爸爸说:你还是个孩子,不是吗?希望你只是说着玩的。
……
爸爸,你越来越没心没肺了。我说。
意识到我们父子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苏西阿姨悄悄走开。
“我只不过是现实了点。换成是别人也会这么做的,雅各布。”
“是吗?那你将来死了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写的那些手稿点火一烧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