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玲：我叫马玲，在香港的《广角镜》杂志任主笔，以前曾经在《大公报》做了10年的媒体工作。
龙安志：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媒体。
马玲：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吧，我那个时候正好18岁，正好刚刚成年，就经历了这30年的过程，还有我从事的这项工作，从新闻角度观察中国2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政治是主要的一个内容，所以也涉及到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邓小平时代，我接触很少，因为我是学生。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时代，我亲身地参与采访报道，关注他们。正好到我们那一届以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是第一批受益于改革、进入大学的这些人之一。后来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我就直接进入到新闻界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的胡锦涛，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后来，江泽民在这13年中，作为一个像工程师这样的领导者在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那么到了今天，胡锦涛他们正在作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世界环境，对中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那么当时邓公去世，可以说作为遗训之一，邓小平曾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过，“韬光养晦”。在目前的形势下，因为美国也遇到了全球掀起的金融风暴，所以中国提出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有在一些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角色，还要作一些调整，更勇敢地跨出这一步。下一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可期待的地方。
龙安志：那个时候，我们说有邓小平、万里、陈云、薄一波这些领导。其实，我们说是二代领导，其实都是一代领导，都是干革命过来的，都是打仗过来的，都是毛泽东的战友。然后我们90年代，有一批新领导，有一个新的感觉，就是1992年已经决定了建立市场经济，那怎么样到市场经济，其实都是用计划经济的工具和杠杆发挥一个市场经济的作用。完全是一个新的模式，全世界都没有。用计划经济的工具建起来一个市场经济。江泽民、朱镕基，这些人其实都是曾经干过革命。那时候是学生，去上街游行，那时候他们抗议国民党，但是也没有打过仗，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很多的东西。这是一批的。然后，现在是2000年，我们已经有市场经济，要可持续发展。新的领导，他们在接受教育方面已经是在共产党治国以后，49年以后，这是我一个外国人看到的变化，但你是一个北京人，你是一个国内媒体专家，你怎么看三个时代的？三个时代的三个领导，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个性，有什么特色，面临什么样不同的调整？
马玲：实际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同一代人，他们是经过战争过来的。打天下的人来坐天下，这些人的行事方式就会有一些和后面没打过天下坐天下是不一样的。因为也确实特别想在从一个旧式的中国建立一个新式的社会主义嘛，大家能够均等、平等，财产财富共分，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因为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运动太多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阻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完全是停滞的。在华国锋接任最高领导没有多长时间，邓小平就走到了中国的前台，走到了政治的最高峰，虽然他没有出任中国第一领导人。邓小平从他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他曾经去过西方，在法国留过学，看到过西方是什么样子的，这对他的触动肯定是相当大的。当他看到外部世界与中国有这么大的区别、这么大的差距的时候，他心里埋下的种子，在他有生之年肯定会发芽的。等他到1977年、1978年，真正地登上了中国最高领导职位，有这个机会去发挥他的政治影响力的时候，就把他少年时期的这些记忆，乃至于他心中所有的抱负结合起来，一直在中国做实验，去发挥。当然那个时期，因为毛泽东时代第一批领导人还留下来很多，也是他的同事，共同打江山，走到一定的社会阶段，作出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很坚韧，另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把问题搁置，不让大家去争论，不要去厮杀，不要去批判，把问题搁下，然后我们另外选一条路去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在中国，这种路线是一种中国模式，其实当时中国脱离了苏联那个模式，他肯定不知道这个方向应该用什么样具体的路去走，可能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弯路，所以呢他就坚定大方向，比如说包括香港，当时回归中国的时候，他也提出来50年不变。那这50年怎么样地维持，将来怎么变，其实他也很聪明，就搁置，搁置到以后，就顺其自然。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一种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顺其自然。可以走弯路，可以交很多学费，可以去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必须要坚持走这条路，他是至死不渝地坚持这个方向，所以这就是他的伟大。正因为有了邓小平这样的坚定，所以中国走到了1992年进一步的开放。在江泽民执政的这13年里，中国其实也是作了很多的完善，也包括作了些补充。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当中国确定了要走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之后，其实就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能够专政的这么一个政党和这么一个国家了。要吸收很多，就是能够与时共进的，把一些新成分纳入到这个新的机制里来。所以就包括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有些具有很大资产的人，都可以加入到共产党里来。就把这范围一下扩大了，领导力也都加强了。这就是一个挺大的发展，对将来中国进一步往下走，也是一个后续的铺垫。胡锦涛时代呢，他所受的教育全部是社会主义式的，所以他对共产党是很有感情的。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受的很完整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方式的教育。他在大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因为他看到了很多这种政治上的不理解的行为，所以也让他成为一个思考者，他当时被称为“逍遥派”。他并不是很积极地投入到这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里去，而是利用那个时候去看了大量的书，在那些偏远地区、在底层工作的经验，都为他日后发挥这种领导力作了很好的铺垫。所以现在来看，他执政风格、执政作风呢，还是有一种共产党传承。现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包括市场经济下的这样一个创新和发扬，是等于左面的臂膀，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计划经济下，成长工作；但是右面呢，面临着国际上新环境，国际上种种的市场经济、创新意识这些影响，包括跟世界各国的首脑的接触，到世界各国去访问，这样带回来一些新信息，结合，所以成为一种比较崭新的风貌，还在不断地展示着。往往回头去看中国，它都是在波折中，或者在受到冲击的状态下，然后它会步子迈得更快更高一些，包括“六四”之后，中国的GDP才达到三点几、四点几，1992年以后，砰一下，就上去了。那么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当时在朱镕基，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对中国伤害挺大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啪一下又抬起得很高。就从现在来看，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现在在里面已经开始扮演一些逐渐重要的角色，包括拿出四万亿来促进中国本身的经济。中国的爆发力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龙安志：你在《中国的世纪》这本书中，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媒体新闻的文章。
马玲：“第三只眼看中国媒体”。
龙安志：你那么多年就是一直做报道，80年代、90年代，后来1997年在香港作《大公报》的记者，你写了几本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书。
马玲：对，写了一本《胡锦涛传》，一本《温家宝传》。
龙安志：所以你是最权威的人来谈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你一直在观察着。
马玲：一直在关注着，但是权威不敢说。
编导手记
马玲，香港《大公报》高级记者。60年代生于北京，父母兄均为军人。幼时，随军旅的父母奔波于中华东南西北，中学时落脚北京。大学，入读外语学院，专攻日本文学。二十出头，多部短篇小说面世。大学毕业后，作过翻译，当过记者，搞过商务咨询。作为国家公费生，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研修社会学。后入香港《大公报》，任记者至今。曾两获大公新闻奖，并获首都女记协颁发的新闻奖。
我认识马玲，已有多年。
她曾出国留学，也曾写过小说，现在做记者。写小说，要有新闻的敏感；做记者，要有文化的积淀。她把两者结合后妙用，便构成了一种风格。
马玲后来选择做记者而不是写小说，是个聪明之举。她似乎更适合当记者，因为她好奇心强，爱跑动，对事物有一种胜过常人的敏感，当然文笔也有读者缘。
我们每天接触大量的信息，在接触过程中，不仅好新闻令人留下印象，好记者也一样给人留下印象。马玲的小说很棒，有着小说和散文风格的新闻特写也很棒。我爱读。读《大公报》时，我即使不看名字，也能一眼辨出哪篇文章出自她手。
《大公报》很注重用人的针对性，在北京驻地记者中，马玲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大公报》中国新闻版辟有“马玲专栏”。军旅家庭的出身，在很多人看来是马玲获取中央内部消息的通行证，是在《大公报》如鱼得水的原因——这点我完全不敢苟同，若不是硬邦邦的努力，马玲这样一位持笔杆的女性又怎能获得如今响当当的大名？
反过头来，正是对家庭、对出身的些许反叛，才造就了今天的马玲。
在《回忆文革岁月的自己》当中，马玲这样写道：“随着发育的成熟，我越来越爱看书，觉得‘文革’时出的书特没劲，所以想方设法找‘文革’前的书看。没想到，学校搞揭批活动，我又成了靶子。”“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常常不自觉地作出些叛逆的表现。我觉得太阳美，月亮美，雨水美，花草美，大自然中什么都美，但人与人之间不美。”
这样的叛逆，不仅仅体现在对文化的感悟上，更多地，马玲的反叛上升成为一种行为，观察社会的自己的角度。
2000年开始，《大公报》又新辟了“马玲专栏”，不少透着社会学味道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喜欢上了它。马玲观察问题的敏锐，她的求实精神，她浓郁的抒情笔调和她那洒脱自然而又透着灵气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她在日本留学时学的又是社会学，近年来她正探索如何把新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努力创造自己作品的独特风格。这在她作品上的表现是，不仅善于快速地捕捉能反映社会脉搏跳动的新闻，而且又伴随着观察社会问题的深度。作为学者型的记者，马玲的步伐走得坚实而有力，而且不少文章透着的社会学味道，又给读者带来了几多思考、几多回味。
在马玲的出版物中，《新闻“第三只眼”》里有着新闻和评论里少见的尖锐和辛辣，让你读过之后不禁要掩卷凝思：原来我们身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还有如此多需要反思的东西。书名之所以定为《新闻“第三只眼”》，按照马玲的解释——在于中国的新闻传媒于特定环境下的国情特色，这些特色不同于普遍使用的国际新闻传播模式。世界上的人只有两只眼，而这两只眼看通常的新闻已经足够，但要想解读特殊的中国新闻，需要有“第三只眼”。
我们这次专门采访马玲，倒不是为了探讨“第三只眼”，不过，很期待这样一位在新闻圈的传奇女性能让我们大开眼界，借我们一双“慧眼”。
赵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