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多：我叫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我是智利驻中国大使。中国在这儿，南美在那儿，当中国是正午的时候，智利恰好是午夜。在我的国家，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消灭贫困的战斗，因为拉丁美洲有贫困的问题，中国也有贫困的问题。当然，中国的经济是在不断地发展，这对当代的经济，乃至今日的全球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
龙安志：在南美、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都采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货币快速自由化、资本市场快速自由化、取消价格补贴等等。但由此，许多国家面对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当然还有货币贬值的问题。可是，中国却打破了这一模式，没有这样做，没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也不是“华盛顿共识”。有人称它为“北京共识”，也有人称它为“香格里拉共识”，还有人称它为“喜马拉雅共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南美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或者说，吸取到了什么样的教训呢？
费尔南多：在过去的十年里，拉丁美洲遵循的是“华盛顿共识”所给出的建议。不幸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去年，在我国举行了社会凝聚力的峰会，拉美不再遵循“华盛顿共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理念。为了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更有效地发挥这一理念。当代社会也需要有更大包容力的市场将生产与消费者结合起来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国家和市场的建设，更是为了让人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和我们国家的社会凝聚工程有相似之处，中国和拉丁美洲很有可能就这一观念进行对话，新一轮的对话。
龙安志：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30年前，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初期，但它仍然带有很明显的“不结盟”色彩。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分子，代表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然而，当20国集团因为世贸组织坎昆谈判陷入僵局而步履维艰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加入到世界的行列中，或者说是重新回到世界的行列中，我记得那应该是在2001年。对在这两个不同时期，起着不同作用的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你怎么看？
费尔南多：不同之处在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希望通过贸易途径走进世界，特别是通过寻找贸易合作伙伴这个途径来走进世界。中国努力通过世贸组织来获取有利的贸易条款，当时智利也非常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从中做了很多工作。但到了21世纪，所有的大的国际组织都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中国在全球化中占据了新的位置，诚然，全球化不止是为了一个或两个国家，而应该是为了所有国家的全球化。而这正是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在新的对话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新的作用。
龙安志：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与吉米·卡特总统进行了会晤，正式确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访华，那是一个交往频繁、飞速发展、充满抱负和希望的年代；到了21世纪，新千年，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到现在，我们到了这一时代的末期，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新时代，改革30年之后的崭新时代。展望未来，中国将会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多极化世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费尔南多：二战之后，我们建立起了共同法则，像是联合国及其各分支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等。现在，我们须要创造或者重建新的世界秩序。面对新的现实，我们也要考虑非洲，考虑亚洲的新经济力量，要接受中国和印度新的历史视角，作为21世纪新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
龙安志：我们能不能不要单边主义，建立起世界统一的价值观？我们能不能容纳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经济增长的多样性？这和“华盛顿共识”多年来的主张不一样，像是全球化、全球统一的价值观、用一套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们是否有一种正在建设中的多样性呢？
费尔南多：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处于这种多样性之中。我认为处于这种多样性中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战争本身就是个证明，证明我们必须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求得生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或者几个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比如，我们必须对“参与”这个大问题作答。在这个国家，你们有自己的答案，在我的国家，我们也许有不同的答案。我说不清，但确实有不同的答案。但重要的是要求同存异，那就是，社会需要“参与”的精神。
龙安志：所以，参与也是为了提升统治的力量。其实什么机制并不重要，不管是两党民主制，还是议会民主制，或者是其他什么形式的议会。结果究竟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费尔南多：中国和我们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路线，这是我们必须理解和接受的现实。这是交往的时代，是联系的时代，这也是现实。基于这一现实，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旅游等一切途径来了解另一方。在我看来，这就是新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你接受差异的同时，你也要明白仍然存在共同行为的可能性。
龙安志：您也出席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大会？
费尔南多：那时我是外交部的新闻顾问。
龙安志：没错。那是哪年的事？
费尔南多：1973年。
龙安志：1973年，阿尔及尔。
费尔南多：让我给你看点东西。我有我在中国时的照片。这是智利第三任外.交部长，这是周恩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这是第一个外交部长访问中国，在1973年8月阿尔及尔峰会期间，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不结盟峰会。
龙安志：周恩来也在？
费尔南多：是的。
龙安志：你对周恩来有什么印象？你对他看待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有什么印象？
费尔南多：我跟你说，我还记得周恩来高大的身影。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挥着手，他讲话比较慢，但发音很好听，当然，他说的是中文，但在谈话结束的时候，他说了法文，当时大家都感到很不可思议。那时也是和前苏联对峙的时期，所以我们必须问一些关于最近访问莫斯科的问题，在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事？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他们不与你们合作了？所以，那个时候正是莫斯科和北京对峙的时期。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身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龙安志：现在，胡锦涛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谈论新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新的世界秩序。与阿尔及尔相比，这有什么不同？
费尔南多：最大的不同是你不能把世界拆分。这里是北半球，这里是南半球，你不可能在北半球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当然，你也不可能在南半球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有时，我们在南半球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我们明白，南北之间，不同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沟通会产生新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之间的区别。
龙安志：这一计划是否会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破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否就是全球金融新秩序？像您之前提到的多极化、平等，并且是20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的全球新秩序。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的作用是什么？
费尔南多：也许在4月份举行的下次20国集团峰会中，届时美国新总统和欧盟新领袖参与其中，可能会继这次华盛顿的对话之后，出现新进展。很明显，中国现在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中国的领导人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发展国内市场，如果国内市场发展得好，对全球经济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这很有道理。但同时，中国提倡的“合作”观念，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在世界中，参与创造新的规范，回答什么才是经济，什么才是金融经济的问题，这是你们从来没能跳跃的边界，我们需要的是共同创造的规则。中国领导人说现在重要的是扩大国内市场，在全球视野中，我们也须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我们要扩大国际市场，这对拉美的穷人，特别是对非洲来说正是好时机。如果你想扩大全球市场，你就须要把非洲人民也都算上。
龙安志：过去的十年，中国做了一些很有历史意义的事。一件就是1997年，当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立即回应道：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我们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就是在帮助全世界；2006年，北京举办非洲峰会，所有的非洲领导人都来到北京，中国再次慷慨地给予了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现在，我们身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快速以扩大内需的方案予以回应，这将再一次发展国内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扩大内需。中国的方法就是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吗？一种新的全球领导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