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和励：要知道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受控于“华盛顿共识”，我们试图摆脱，我指的是政府间的干预等等。我认为最近几年崛起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已经展现出不同的模式。不是说一个模式比另一个高级，基本上，所谓模式是适用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们的模式，所以我们的政策要更实用，而转型则势在必行。它可以逐渐向更现代化的经济转变。现有的实用主义，例如“北京共识”，我认为这在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个推动元素，因为人们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做得很好，也看到起发展的原因，并试着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实所有的教训都差不多，但有些是很有价值的。当我们超越“北京共识”，进行下一步，我们将可以看到我们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上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矛盾。也许我可以将其定义为“香格里拉共识”，不仅用来分析环境，而且分析文化，分析人民，以及人们之间怎样相互联系等等，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怎样才能改善生活呢？这不是单纯增加收入就能达到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安全也很重要，还有你和同事、邻居等等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很重要。这也和文化背景有关，人们能够表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创新，人们给自己多重身份，他们都是世界公民、国家公民，同时也是社区公民，所以怎样协调自己的这些身份变得很重要。对我来说，“香格里拉共识”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保护自身身份，这些身份也并不是冲突的，他们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就我自己，这是一个展望未来的积极方式。
龙安志：其中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贫困。中国在带领人民摆脱贫困方面做得很突出，那中国能在这一方面帮助联合国吗？能成为典范吗？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呢？
马和励：如果联合国的成员国不能全心投入于走向成功的道路，联合国这个团体就不能取得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团体，一个政府间组织。要是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或是中国的积极参与，我们是不能有什么成就可言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重心越来越突出，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当明智的，这将有利于联合国的相关工作的开展。因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做更多的事情，还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我也认为很有必要去记录下来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便能够告诉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以借鉴。反过来，中国也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因为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十分落后，还有许多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在我看来，中国积极参与到联合国的相关事务之中，进一步帮助改进联合国的相关工作，这对联合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编导手记
2004年9月9日至13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在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举行，论坛的主题为“生态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
论坛上，一位嘉宾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在面临生态旅游的开发与保护的种种问题时，我们要本着人文的精神，考虑长远的利益，并结合当地的资源和市场需要进行生态旅游的开发与保护。”
发言者名叫马和励，外国人，个子高挑，面容清瘦，头发和胡子都像染了一层灰白的霜，看上去温文尔雅、精明干练。他举例说明，手工艺的开发就应注重当地工艺的传承与开发，尽量多地提供就业机会。保护生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往往也是贫穷的地区，我们在保护性开发过程中，要倾听当地人的愿望和呼声，要尽力让当地人参与到保护项目中。要把公共的和私人的力量结合起来，鼓励人们遵循环境保护的标准，并充分尊重人的权利，有效地实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马和励还认为，生态旅游发展缺少国际性的标准和原则性的东西，中国应考虑与联合国合作制订这些东西，联合国可以与当地政府和人民一起制订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划，为中国提供国际上已有的成功经验，也不排除进行必要的试验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联合国与中国光彩事业建立的人类发展基金，就是用于支持最贫穷地区发展的。
在为期四天的会议时间里，与会代表就“生态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主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交流讨论，听取了国内外若干专题报告，一致形成并通过了《香格里拉共识》。
马和励，目前联合国在中国的最高官员——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很多人都很好奇马和励为什么会有一个中国名字，而他也很乐意向人们解释。他是巴基斯坦人，本来的名字叫哈立德·马立克（Khalid Malik），是个很难记的英文名字。2003年，当他得知要被派来中国任总代表时，他就想为自己取个中国名字。离开纽约前，联合国驻华代表处问他要不要帮他选个中文名字。“我想，一个人给自己起名字的机会实在不多，所以我决定自己来。”马和励说。他从几个懂中文的朋友那里获得一些不同汉字的组合，然后他自己做了选择。他很仔细地向人们解释他名字的含义：“在中国有很多穆斯林都姓马，所以我也选择姓马。和，是联合国最基本的特征，和平，祥和，团结人民。励，是激励人的励。我想我能成为把大家团结在一块的人，我希望我能不负其名。”这也是马和励对中国的承诺。
来中国之前，马和励已在联合国工作了25年。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及其驻不同国家的代表处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1998年至2003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评估办公室任主任一职并一直担任联合国跨机构评估委员会的主席。其间，马和励先生在引进基于结果的管理模式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这种管理模式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主要双边组织一道在全球关于发展援助有效性的讨论当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发起了探讨发展援助有效性问题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报告。
1993年至1997年，他担任联合国驻乌兹别克斯坦机构协调代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乌代表，负责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在此期间，他支持文化复兴和社会转型，特别支持制定有关成立非政府组织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新法律。在促成中亚五国及其邻国就区域贸易和转运问题达成协议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协助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就塔什干和喀什间的道路连接达成协议。该协议是重振丝绸之路计划的组成部分。
此前，马和励还担任过其他一些重要职务，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局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圭亚那副代表；联合国科技财政系统非洲处主管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项目顾问。
作为经济学家，马和励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以及印度旁遮普大学接受教育。进入联合国系统之前，他还在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院以及牛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参与编辑并亲自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和文章，内容涉及能力建设，贫困和不平等，冲突后重建，评估以及基于结果的管理模式等等。最近出版的《发展的能力：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以及2003年发展有效性报告均引起全球的关注。
他的工作经历如此丰富，既有技术性的，又有研究性的，还有管理性的，以至于当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时，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想我做的是帮助别人向前进。”马和励幽默地说。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年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在发展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也是他被委派到中国的原因。
到中国上任，他的任务变得更加重了。作为联合国系统驻中国的总协调人，马和励要协调联合国各驻华组织实施的项目。目前联合国驻华机构总共有21家，另外还有三家布雷顿森林机构，即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个组织的使命各不相同，拥有各自的项目和计划，如何让各组织的工作不冲突且相互补充需要的不仅是超强的协调能力。
而他所供职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从事发展的全球网络，在驻华机构协调机制中负责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工作，更具体来说是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马和励已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79年9月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来的第六任代表，并且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官员。目前开发计划署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与中国政府合作，帮助中国削减贫困、加强法治、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防治艾滋病。
马和励的职位决定了他的繁忙，他的行程几乎每天都是满的。在中国工作的这五年中，马和励走访了中国的20多个省份，有些省份不只去过一次。
在他心里，贫困、落后都不可怕，只要给予发展的支点，任何人都可以有所成就。他“看到了中国人民那种努力向上的精神”。
在中国的五年，马和励亲自感受着中国的变化。“我90年代曾来到中国，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变化太快了。到现在看来更不可能了。”作为一名学术和实践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马和励对中国的增长印象深刻：“短短两代人的时间，中国像恒星爆炸式地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
赵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