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外交部已经开始介入边防第九大队的行动了。这之后，施密特总理和根舍外长再次召见了索马里大使，施密特总理再次做出保证，绝对尊重索马里主权，边九的行动需要得到索方的允许；另一方面，总理还保证，这必定会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人们已经感觉到索马里领导人开始有所松动，两国间的会谈最终肯定了我们的计划，现在的一切都掌握在边防第九大队和汉斯—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手中了。中午过后，我们得知他们为我们获得了行动许可。这一个营的索马里士兵归我指挥，我让他们执行机场掩护任务。然后，我乘车前往位于机场边缘的索马里空军基地进行侦察。‘皇冠’号飞机停在一条滑行跑道上，我试图从那里靠近飞机。一名索马里上校让我充当索马里空军司令的陪同军官，在他旁边还站着一名苏联顾问。这两个人看来对此并不热心，我的存在想必让他们的滋味并不好受。我是作为一个北约国家的成员来到这里，而他们代表的则是另一方。然而，他们并没有阻止我做什么，因为命令是从最高层直接下达的。
我试着对地形进行侦察，并靠近了飞机。当时天空有点雾气蒙蒙，这个纬度地区的黑夜来的特别快。为了越过一段沙丘土路靠近飞机，我必须穿过一段1500米的开阔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不能使用人工照明。当一切都侦察完毕后，我又回到了基地。
此前，指挥部的飞机搭载边防第九大队的成员已飞抵距摩加迪沙半小时飞行距离的吉布提。我用无线电通知他们，在黑夜来临前必须到达摩加迪沙。同时，我们让索马里空军的飞机起飞，以免我们的飞机到达时让劫机犯感到突兀。大约19时，边防第九大队的人来了，我们的队员热情高涨，一下飞机就急着向我请命。‘是的，’我回答，‘你们已经看到这里发生什么了。’”
边防第九大队总是保持着高昂的士气，这一点毫不夸张。任务极为崇高：保护生命。魏格奈尔上校已经为行动做好了准备，队员们完全信任他。在这样的行动中，自己总会有损失。每个人都会说，好了，让它发生好了。你可以当个旁观者，但人们也会说：首先你是自愿的，其次，这是一件好事。正如一位同伴形容的那样，我们就是那些绝不手软的理想主义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能救人于水火的机会。”
当行动被允许时，还有几个障碍必须解决。魏格奈尔上校继续谈道：“期间，我已经与维什涅夫斯基谈过于，他也向危机指挥部和施密特总理做了汇报。施密特总理同意开始动手。他让我接听无线电话并亲自向我下达攻击命令。我感到很兴奋。我向他说，我不能保证没有损失，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但我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坚信可以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句话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他说：‘我负政治责任，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做你们学到的东西，我们也相信你们可以做到’。就这么简单。整个行动没有人向我指手画脚，甚至连维什涅夫斯基也没有这样做。从一开始他就讲，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有趣的是，边防第九大队中也丝毫觉察不到浮躁的气氛，相反他们都保持着最好的状态，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我的司机还说，但愿行动开始时不会再出现一个冒失鬼。我让副大队长带一个组埋伏在山丘的阵地里，执行狙击和观察任务。这样，飞机上的一切事情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根据与观察队员的无线电通话联络，我们随时都掌握着每个劫机者的位置。此外，我们还和我们边防第九大队的心理学专家萨勒夫斯基一道制定了一套谈判方案，我们要让劫持者相信，德国政府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会释放‘赤军’的成员和另两名关押在土耳其的人。
劫机者中为首的穆罕默德是个飞机行家，曾受过培训，熟悉飞行时间和空间计算，非常清楚一架飞机从法兰克福到摩加迪沙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同样也经过了精确计算，并把对时间因素的考虑纳入整个方案中。
下午，形势突变，穆罕默德变得有些狂躁不安。他让手下将乘客绑起来，并往其中几个让他感到讨厌的乘客身上浇白酒，威胁要将他们烧死。他叫喊道：‘都结束了，结束了！’此时，机舱里的空气顿时凝结了。然而，当听说‘交换程序’正在按计划进行（当然是假的）时，他又恢复了平静。到了晚上，他甚至兴奋地谈论起交换的细节。对我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迹象，我们正巴不得他们这样。
我们认为，最好能在午夜后实施攻击行动。我们已经探明，在飞机前部的驾驶舱及一等舱内有三名恐怖分子，但第四名的位置我们尚不知晓。我请求塔台上的谈判小组尽可能把他们拖累。这点很关键，他们的注意力不能太集中。”
事实上，在解决这场危机的整个过程中，谈判小组和边防第九大队心理学专家的工作是极为关键的。沃尔夫冈·萨勒夫斯基说：“我们和魏格奈尔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恐怖分子集中在驾驶舱里，重要的是阻止他们炸毁飞机，这种危险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有时，同恐怖分子的谈判是非常激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和我们保持通话，然后就此拴住他们。”
总攻的最后时刻就要来临了，魏格奈尔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恐怖分子持续保持着神经高度紧张，并逐渐靠拢在一起。将近午夜时，我们出发了。在附近待命的6个作战小组和一支预备队，还有部分拆弹专家开始向飞机靠近。同时，位于山丘的观察哨和狙击人员不断向我们报告最新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很正常。
索马里人正在执行另一项任务，即点火。在非洲，火具有不同寻常的魅力。我交待他们，把这个区域圈起来，任何人在这段时间里，既不能进，也不能出。在距离飞机两百米的地方，索马里人将火点了起来，这立刻引起了恐怖分子的警觉。穆罕默德叫嚷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着火？我们回答，我们必须去塔台问一下才知道。然后我们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此这般。这期间，我的特种小组已经潜到了飞机的底部。我向各单位下达了总攻命令，就像在平常训练中做的那样。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将命令录在了磁带里，然后又用磁带重复了一遍。2时05分，进攻开始了。”
冲进飞机前的感觉是永远难以抹去的，一名边九队员讲述了他的记忆：“就像一次演习，只不过火力要猛烈些。我并不惧怕这样的行动，在摩加迪沙也不例外。这正是检验训练方案是否正确的好时机。每一个战术细节我们都训练过，所以我们对要冒多大风险一清二楚。在这种行动中，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如果中弹，只能当作运气不好，这是谁都决定不了的。我们不仅要对同伴负责，而且更多地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质负责。最轻微的声响或稍不留神都可能惊动敌人，那些无助的人就可能因此惨遭毒手。要说有压力，正是这种责任感造成的。时间在出击前的一刻仿佛停止了运转，空气静默得令人窒息。虽然动作练习了千百遍，但在此危急时刻，谁都不能预见对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谈判人员和侦察员。每个人都必须相互信任。我并不感到恐惧，确切地说，压根儿没有想到过自己。该做的事早就做好了，实际作战中哪里有时间进行考虑。”
一声爆炸，火光骤闪，魏格奈尔率先冲进了“皇冠”号。魏格奈尔回忆道，“右前方小组受到狙击，第二组马上跟上。双方立刻交上火。我们的一名同伴被击中脖子——这是此次行动中惟一受伤的人。急救人员立即前来急救。
第一个中弹的是一个名叫马默德的劫机犯，他连中六枪，被当场击毙。接下来是那个叫安莎丽的女匪，她倒在地上时，还没有死。我们还没来得及处理她，第三个人却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但立刻被两边的交叉火力撂倒。最后一名劫机者却不知躲在于什么地方。这时卫生间里突然枪声大作，我们毫不犹豫地朝卫生间开火。一切就这样被搞定了。
在双方交火持续了三四分钟后，疏散行动开始了。我们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因为当年在以色列班机被劫持到恩特伯的事件中，由于人质语言不通、反应迟钝，在以色列特种部队突袭飞机并要求他们趴下时，有些乘客理解错了，居然蹦了起来，结果被子弹射中。基于那次的教训，我们在行动前就已决定用英、德两种语言喊：‘趴下！’，并辅助于相应的手势。这一招果然管用，没有乘客反其道而行之。疏散中，最先要寻找可能受伤的乘客。结果，伤员没找到，倒是在头等舱发现了2．5千克的炸药。行动结束时，安莎丽还活着，队员们把她抬下飞机并转交给索马里的医护人员进行照料，她似乎仍不甘心，吃力地叫喊着，并做出胜利的手势。后来，作为感谢，我带领两个训练小组到过索马里，并见到了关在贝尔贝拉监狱的安莎丽。一见到我，她便朝我啐了唾沫，狂热的本性依然没变。”
边九在摩加迪沙行动的成功，使德国上下雀跃不已，德国人终于一扫1972年“慕尼黑惨案”的耻辱。
1977年10月20日，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对联邦议院的政府声明中说：“当客机经过9000千米的迷途，而最终当89名危在旦夕的生命在摩加迪沙被成功营救出来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为之松了一口气。我们对死难者表达深深的悲痛，并向他们的家人及朋友表示哀悼；同时我们对边防第九大队的警官们，及所有被派往摩加迪沙人员的成绩感到满意，他们是我国年轻一代的杰出榜样……索马里的营救行动体现了自由和团结的基本价值，同样显示出世界各国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合作精神，以及共同应对国际上无视生命的、反社会的恐怖主义的决心。”
根舍对自己亲自创建的特种部队不无自豪，他说：“这支部队的表现无可指摘，因为，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所有的人质都成功获救，当然令人高兴。但不要忘记，当时做出这一正确的决定是多么的艰难。”
英雄们凯旋了。随着飞机降落在科隆机场，所有边九队员的父母、妻儿及女友一周来的焦急等待终于结束了。其中一位警官的妻子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我和家里人都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在摩加迪沙。所有边防第九大队的成员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当我第一次听说劫机时，就立刻感觉部队要行动。当他们从摩加迪沙回国时，我带着6个月的女儿开车躲了出去。我非常紧张，惟恐听见有人牺牲的消息。我就这样沿着街漫无目的地开车，最后还是邻居把我拉回了家。尽管我不愿意，也不想看电视里播放的边防第九大队成员凯旋的画面。但大部分镜头都太远，根本辨认不出来谁是谁。接着报道说，没有人死伤，这时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然而，我依然不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去没去摩加迪沙。”
德国媒体对边防第九大队也是一片赞扬之声。自二战后，德意志民族一直被负罪感所压制，许久没有所谓英雄的出现。媒体当然不能错过大好的机会，一致称边九为“摩加迪沙的英雄”。
然而，边防第九大队对自己的评价就显得更加冷静和客观。他们明白成功与失败只在转瞬之间，而且行动的成功也包含了一定的运气成分。对此，当年边九的副大队长克劳斯·布莱特就说过：“我们非常幸运，甚至连被击中颈部的枪伤也未能致命，而正常情况下那是必死无疑的。”有一句话最能代表所有边防第九大队队员的感受与责任：“我们不是英雄，我们是履行自己义务的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