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歧原为留法勤工俭学生，因参加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遣送回国。王京歧到法后，立即与周恩来等取得联系。同年6月16日，周恩来等与王京歧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成立，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长。和其他青年团员一道，父亲在1923年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从此，“旅欧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右派分子极端恐惧，大肆攻击我党。因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和共青团员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右派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在一次会议上，右派分子竟拿出手枪对准周恩来，幸亏我们的同志手疾眼快马上将手枪夺过来，使他们的刺杀阴谋未能得逞。”
1923年，旅欧中共支部和青年团，除了宣传马列主义和建立扩大组织外，于7月还领导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由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发起，二十二个旅法团体在巴黎聚会，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临时委员会，周恩来为中文书记。
7月15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举行，六百余人到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联合起来，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演说。会后，决定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旅法中共支部和青年团的斗争，进一步联合了旅法华工、华人，进一步与国内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相结合。
父亲1922年加入共青团后，很快成长起来。他曾回忆，此时，他在巴耶（Bayeux）支部担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支部的命令与傅烈共同为华工办理工人旬报。
1923年夏季，他已开始参加支部的工作。据廖焕星回忆：“1923年6月，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员会又增加了邓小平同志。”江泽民也回忆道：“1923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我同乔丕成到巴黎找临时工作。在这个时候，恰好召开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我俩都作为代表参加了。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同志也是负责人。会上决定改《少年》为《赤光》，但实际上到1924年2月才实现改版。”
可见，从1923年夏天起，父亲由一名普通的青年团员成长为积极的活跃成员，已进入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工作。廖焕星和江泽民都没有写明父亲那时担任什么样的工作，但我分析，他只是在支部负责同志的领导下，作一些具体工作，还不能算作支部的领导。因为他对我们说过，只要参加了青年团的领导，就算自动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而他1923年还只是一名青年团员，直到1924年才正式转党。
1922年6月少共成立后不久，于8月1日创办了一份机关刊物《少年》，编辑部与少共机关一起设在戈德鲁瓦街17号那个小房间里。它的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上面刊登过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以及和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论战。共出版十三期。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板，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少年》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我在1948年还去看过一次。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对于这个位于意大利广场旁边的小小的咖啡店，父亲深怀感情，念念不忘。1974年去纽约参加联大会议途经巴黎时，他告诉随行的同志，他和他的战友们曾住在意大利广场那里，并时常去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他请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人带他去意大利广场那里看了一下，看完后，他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小咖啡馆的咖啡了，父亲就叫使馆的人每天早上从街上的咖啡馆中买咖啡送去给他喝。没办法，他就是喜欢那种真正的法国小咖啡馆里的咖啡，而且还总爱把法国的小咖啡馆和他家乡四川的小茶馆相提并论。
从1923年开始，父亲已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从此便正式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职业革命家。
1924年2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名为《赤光》，正式出版。如果说《少年》是一个较为偏重理论的刊物的话，那么《赤光》就更具战斗性。“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反映了旅欧党团工作更趋与实践斗争直接相连，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使然。
《赤光》的第一期发表的宣言即指出，“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总此，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旅欧中共支部和青年团中央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号召，是与中国国内革命已进入第一次大革命的新阶段密切相关的。
《赤光》所发表的文章，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封建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它报道了国际国内革命运动的消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三大”、“四大”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论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方略，召唤人们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还针对在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斗争需要，对反革命的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周恩来、李富春、萧朴生、任卓宣、邓希贤、蔡畅等都在《赤光》上撰写文章。仅周恩来一人就发表了近四十篇之多。
父亲说过，他以希贤的本名和一些化名也写过一些文章。
用化名发表的文章已不可辨认，以希贤本名发表的有：1924年11月1日出版的第十八期中《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1924年12月15日及1925年1月1日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中《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他在文中揭露了青年党的丑陋行径；批驳了青年党关于苏俄调军边境压迫中国等无耻造谣；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假中国请求为名，以组织专家委员会入手，借负审查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整理中国债务之责，干涉中国事务的罪恶企图。这些文章言辞泼辣，战斗性强，但都属于揭露性质的，尚未上升到理论和政论的水平，这与时年只有二十岁的，刚刚加入革命队伍的一个青年所具有的水平是相当的。他自己评论自己时曾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今天我们看到的邓小平，是一个具有宏才大略和闪光睿智的伟人，须知，每一个伟人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成长锤炼而成的。
《赤光》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来页。它出版灵活而迅速，印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更为广泛。由于它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对于勤工俭学生及华工、华人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因此深受他们欢迎。旅欧华人盛赞《赤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到1925年止，《赤光》一共出版三十三期，由于它是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因此又成为旅欧中共党团支部、小组学习理论和进行讨论的资料。
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人的重任，李富春、邓希贤、傅钟、李大章等人曾先后参与这一工作。李富春负责发行，邓希贤和李大章刻蜡板。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们开会，挤在周恩来住的小房间里，床上、桌子都坐满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菜蔬都吃不上。这些旅欧的党团干部，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工作，顽强斗争，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
父亲是负责刻蜡板和油印的。翻开《赤光》，你就会看到他当年那隽秀的字迹和从中反映出的认真态度。因为字迹清晰，装订简雅，大家曾赞扬他为“油印博士”。
《赤光》的封面，是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他赤身裸体，无牵无挂；他手持号角，高擎旗帜；他背靠光芒四射的赤光，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这个封面不知是由谁人设计的，但我认为它极好地表现出了旅法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们的风貌和气质。这群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加入共产主义战士行列的青年，正处在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之时，在他们的行列中，许许多多优秀分子经过锤炼，脱颖而出，成为改变中国面貌和人民命运的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