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婶从深圳附近的蛇尾村赶来看我。那是七十年代末一个阴暗的日子。来红砖楼时，我不在。
我自然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瞄准一些目标，跟着，伺机下年，那天，我很有收获。
我兴致勃勃地买了两只白斩鸡，一只放在阿花的房——她给我一把钥匙，我用不着撬窗了，另一只我带回红砖楼。
明婶在门口等我。
她见我时几乎认不出我来，睁大眼睛打量着我。
“你就是……”
“我是飞呀！明婶，认不得我啦？”
“长得这么帅了，我这老花眼……”
吃白斩鸡时，明婶很高兴。她说她给我带来一筐番薯，还有一筐芋头。她教我怎么煮熟了吃。她说这番薯芋头都是她种的，刚挖出来。
“见到你这个样子，婶也高兴。”她说。
这个样子？莫非是我已牛高马大，如今又碰巧吃了白斩鸡？
我说：“明婶，你就放心吧！铃姐怎么样？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
明婶苍老多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眼角的鱼尾纹很明显。她见我问起铃姐，就长叹一声。说：“铃姐在我家捱苦。这孩子勤俭出了名。她在我们村里是人见人赞的好姑娘。”
“她现在怎么样？生活一样清苦吗？”我问。老实说，我好像记不起铃姐的模样了。
明婶告诉我：铃姐和隔壁一个也叫明婶的儿子于刚结婚。于刚在部队里极少回来。那个明婶还有个小儿子叫于鲁。铃姐现在就在那个明婶的家里当媳妇了。
我久久无言。
铃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了人家的媳妇。她是无法再回这红砖楼了。
回红砖楼有啥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小孩子时的记忆已经不留任何踪影。我坚守红砖楼又有什么好结果呢？
想到这些，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哥哥刘鹤呢？他现在在珠海的工厂里做工，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也无缘再回到这座红砖楼。
重要的是爸爸的信息。爸爸在大西北很远很远，爸爸毫无消息。
我的好朋友雁雁说小胡子要为爸爸正名的事儿一直未办。我耽心他半途变卦，他在骗我。
“飞，有空去看看铃姐吗？”明婶把番薯、芋头搬进我的房间，用袖子抹了抹汗，问我。
我说我想去。找个机会我会到深圳去，也到珠海去看铃姐和鹤哥。但现在我不想走。
明婶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送她去坐车。
我的印象中，铃姐是个很少说话的人。她的样子像妈妈。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完整的铃姐的形象来。鹤哥呢？我也记不起他的模样了。
我怀疑自己的血是冷的。又怀疑自己失忆了。
我怎么对姐姐和哥哥都似乎没了那份感情？
一切都似乎等于零。各人都像蚁一样不停地奔忙。没有什么亲情可言。我发现自己心中已留不住什么东西。一切都已经淡化，淡化成一缕烟云。
我得到街道去穿行。我还要重操旧业。
我要活命。
我也要想女人。我的真正女人是谁？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