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权威
古罗马的盖伦(公元130—200)是解剖学的权威。他根据自己对猴子的解剖，断言人的大腿骨也是弯的。后世的许多医家、学者往往照本宣科。他们不屑于操刀解剖，自己高坐讲坛，而让助手在台下执棒指点，由仆人执刀，学生们则环绕旁观。当解剖发现大腿骨是直的时，这些医家、学者对盖伦不敢提出一丝一毫的怀疑。那么，人的大腿骨为什么是直的呢?他们认为是长期穿紧身裤造成的，真是荒唐的解释。
诉诸权威是这样一种谬误：仅仅引用有权威性的人或有权威性的书上的话作为论据，以此论证某论题。
人们在说话写文章时，特别是在论证某一论题时，往往引用权威人士的言论。既然某某权威认为某观点是对的，那么这一观点便是对的。人们在论证时，为什么往往搬出权威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呢?这是因为权威的言行比普通人的更具有说服力。权威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有威望(或最有强制力)，最有支配作用的力量。在一个论证中，适当引用权威的言行，会大大增加论证的说服力，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尽管对某种思想观点作了完全合乎逻辑的论证(论据是真实的，论证方式是有效的)，但仍不能保证宣传的成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权威的言行极大地影响着宣传效果。下面的一次有名的心理学实验是美国某大学心理学系所做的。
上课前，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一位德国来宾，名叫冈斯·施米特博士，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化学家”，“这次是被特别邀请到美国来研究某些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的”。
课堂上，这位博士操着德国人特有的腔调向学生们解释说，他正在研究他所发现的几种物质的特性。这些物质的扩散作用极快，人们能够马上闻到它们的气味。他说，由于大家都是研究感觉问题的，所以他就同大家一起来做实验。
他从皮包中拿出一个装有液体的玻璃瓶对大家说：“现在我就拔出瓶塞，这种物质马上就会从瓶子里挥发出来。这种物质是完全无害的，不过有那么一点气味，就跟我们在厨房里闻到的那种气味差不多。这个瓶子里装的是样品，气味很强烈，大家很容易闻到。不过，我有个要求，你们一闻到这种气味，就请立刻把手举起来。”说完，这位化学家拿出秒表，上紧发条，没多久，学生们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依次举起了手。“施米特博士”向学生们表示感谢，并带着满意的神情离开了教室。
其实，哪里有什么德国来宾呢?学生们集体受骗了。心理学教授自拆骗局。这位“施米特博士”不过是德语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化装的，而带有强烈气味的物质，原来是蒸馏水。
上面这一实验清楚地说明，权威的言行能起到特别的宣传效果。
黑格尔说得好：“正像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的所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因此，同样一句格言，出于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之口，其宣传效果往往胜过年轻人之口。一概地反对向权威请教是不对的。
说服力并不等于证明力。从根本上来说，正确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决不能倒过来说，凡有说服力的都是正确的论证。在一个论证中，适当地引用革命权威和学术权威的论断尽管很有必要，但不能以此代替论证。
名人权威，一言九鼎，田夫野老，人微言轻。然而名人权威并非句句是真理，许多至理之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者是也。某一领域里的权威，即使是他在这一领域里的思想观点，也不能与真理划等号。
伽利略有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奴仆。”400年以前，正是他本人论证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重物比轻物下落速度快的概念是错误的。传说他在比萨斜塔顶层做过实验，两个大小不同的铁球同时下落，结果同时到达地面，伽利略作为自由落体运动的可靠权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400年以后的今天，令人震惊的证据——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能在短距离内微弱地抵消重力的基本力——已被一批科学家发现。这种特殊力能使羽毛在没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下，向地面下落的速度比金属还快。现代科学家称其为超负载力，它与世所公认的重力、电磁力和叫做强力、弱力的两种次原子力并列为第五种力。
达尔文算得上生物学的可靠权威吧，但他的进化论却有三个不可忽视的错误。
国际著名地质学家、瑞士籍华裔学者许靖华于1986年在上海作学术报告时指出，达尔文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地质史上生物的大规模灭绝当作地质记录不完善的表现，误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均匀、缓慢的过程。现在已经查明，物种灭绝实际上是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一下子发生的。
第二个错误是把人类社会的现象用到生物物种的进化上去，设想物种的发展与人口一样，也是随时间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但是，化石记录表明，物种增长实际上表现为对数图形。达尔文用生物进化来说明人口增长规律，实际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第三是把生存竞争当作物种灭绝的原因。现在已经查明，物种灭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突变。生物进化不是“适应者生存”，而是“幸运者生存”。说适应者生存，是同义反复。
诉诸权威的谬误的突出表现是滥用权威。
一般说来，某一权威人物只是某一个或几个领域里的权威，如果认为一个人在某一领域中是权威，而在其不熟悉的领域里也是权威，并用他的话作论据，去论证他不熟悉的领域里的某论题，那么便是滥用权威。
在古典力学领域里，牛顿称得上无与伦比的权威，但是为了证明上帝存在，而引牛顿“上帝是存在的”话以为论据，就属于滥用权威。如果有人引他关于“黄金不是元素，而是化合物”的观点，以论证“黄金是化合物”的论题，也是滥用了权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是说行行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鲁迅认为“专门家的话多悖”，他们的悖，“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
鲁迅曾举过两个滥用权威的典型例子。一个是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他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教徒便请他来作了几次反对进化论的演讲，一口归功于上帝，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再一个是法国昆虫学专家法布尔。他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此一举。
诉诸权威的又一种突出表现是以宗教教条为据。这在欧洲的中世纪社会里司空见惯。在那时，“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任何一个人的言行，如果与基督教教义或别的权威性言论相违，都要受到法庭的严厉制裁。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由于批判了盖伦的某些学说，触犯了宗教神学的权威，在被火刑处死前还被活活地烤了两个小时。
如果说滥用权威，以宗教教条为权威的谬误比比皆是的话，那么以权威其人本身的存在来证明某观点正确的事例却是很鲜见的。著名艺术家黄佐临先生撰文回忆了自己亲自参加的一场通过“强词夺理”而取胜的辩论。
1934年，北京和天津的青年会青联社进行辩论的对抗比赛。辩论的问题是：计划生育好不好?经过协商，北京队赞成计划生育，天津队则持反对观点。
辩论会在北京饭店郑重举行，两队队员都穿上夜礼服，气氛很严肃，清华大学优生学专家潘光旦教授等人任裁判员。当北京队占上风时，天津队忽然想出一个理由：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排行第五，如果实行了计划生育，国父何在?革命权威一出场，天津队立刻反败为胜。优生学家虽然不赞成天津队的歪理，但当时正是三民主义盛行之时，无可奈何，反驳不得。于是天津队荣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