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
《给蔡元培的信》（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44页。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语出《五灯会元卷二十·天童净全禅师》：“长沙示众曰：‘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大慧先师道：‘要见长沙么？更进一步。’”意思是修炼虽已达到了很高境界，但还须更进一步，才算修成正果。后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比喻不满足已有的成就，要争取更大的进步。
中共中央在1936年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今后主要谈判对手的策略，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会议决定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明确提出了“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9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写信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各地方，实力派代表及国统区民主爱国人士，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给蔡元培的信》就是在这期间写的。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前，蔡元培与黄兴、章炳麟等人创立光复会，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蔡元培被推荐任同盟会上海分会长，“替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柳亚子语）。1917年至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护。1927年11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成立。次年4月，改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为独立机关，蔡元培被特任为院长。直到1940年逝世，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历时13年。为发展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蔡元培可谓倾注了满腔心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毛泽东与蔡元培相识，是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事。1918年8月，毛泽东因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到了北京。此间，喜爱读书看报的毛泽东以很大的热情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2月19日，该会举行改组大会，蔡元培亲临演说，并当选为会长。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920年10月，蔡元培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陪同美国学者杜威等到长沙讲学。毛泽东受长沙《大公报》之聘，为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讲演作记录。这些因缘际会，正是毛泽东在此信起首所提及的：“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祟论宏议。”
抗战爆发后，蔡元培同情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曾以两首旧作书赠鲁迅，借以抒发他对时局的愤懑：“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诗句中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鄙弃和憎恶之情一目了然。蔡元培还曾在南京当面向汪精卫晓以民族大义，规劝其改变亲日妥协的立场。
此间，蔡元培继续张扬“五四”旗帜，为争取民主，维护民权，反对思想专制而东奔西走。1932年底，蔡元培同宋庆龄、杨杏佛等人一起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1936年5月，由蔡元培领衔，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等688人署名，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要求大家一起来研究推行由上海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主持创造的一种新文字方案，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文章中说：“现在中国是遇着空前国难，只有大家一齐起来抵抗，才有出路。中国文化界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普及民族自救的教育，我们要动员一切工具来进行这个工作”；并且认定新文字“确有力量帮助唤起大众挽救我们垂危的祖国”。这就是毛泽东在信中称之为“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的《新文字意见书》。
对于蔡元培的爱国热情，毛泽东一方面表示了由衷的赞许敬佩之情，一方面又激励他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他“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的身份，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的错误政策，“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爱国热情一脉相通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蔡元培在香港见到吴玉章，“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正是对此最确切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