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程朱理学与四大书院（上）
的确，两宋国势孱弱，外患频仍，军事上不如汉、唐那样“威震四夷”之盛，政治上“冗官冗费”现象亦十分普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北宋毕竟挡住了辽的进犯，自从“澶渊之盟”后，虽然北宋每年要向辽提供大量的岁币，但宋辽关系还是维持和平的。南宋只凭半壁江山与金、元周旋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两宋虽然在政治上也有很多缺点，但其“重文轻武”的政策，使中国士大夫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其学术氛围异常活跃，出现了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我们为汉、唐、元、明、清这些中国古代强大的王朝的农民战争而震撼时，当我们为汉、唐、明这些辉煌王朝在宦官或外戚专权的统治阶级的内乱而扼腕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我们印象里面“积贫积弱”的宋代竟鲜有此类事情发生。同时，我们还会在宋朝身上发掘了其它王朝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两宋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宋代文化的昌盛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不过于思想领域里出现的“程朱理学”，它是两宋文化中的最大的一个亮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曾创造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从夏王朝建立起一直延继至今，文化从未中断，精魂犹存，形成今天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国人。而其它文辉煌一时的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文明却早已面目全非，留给人们的也只剩下记忆和怀念。同样是文明的传承，结果却截然相反，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精神所在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出形成了一套博大精深的儒学理论。而两宋的儒学学者，特别是南宋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融合、整理，形成了一整套影响至的新儒学思想——程朱理学，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史推向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要全面了解两宋“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两宋时期出现的中国教育中的最具特色的组织形态——书院。两宋书院是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这里是新儒学思想的摇篮，是儒学思想发展和传播普及的场所，从而使儒学教育呈现出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并且，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书院，在传递与发展文化、培育人材与化育人生乃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特色，它还反映了古代思想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高度统一的鲜明特征。因此，要全面、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历程，就必须谈到书院。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基本上是贯彻始终的，并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书院其实就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教育文化机构，作为一种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优良的私人教育传统。在古代社会中，那些执著于传道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汉代的精舍，到魏晋时名士的清淡，都是如此。书院的出现就是儒家士人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书院的主持人往往是山林隐士或者地方饱学之士，而并非朝廷命官，学生也是则师而从、来去自由、，课堂讲授更主张师生讨论、问难论辩，这些均继承了我国传统私学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
书院讲学制度始于唐而盛于宋。唐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教育也开始走下衰落，经过五代十国战乱的破坏，中国的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北宋书院的创办应教育需要而产生了。
宋代收院不同于私学，它是从私学脱胎而出的。书院教育是一个开放性的教育体系，它在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书院教育最大的突破就是它向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开放，充分体现了儒家开创者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书院并不把为统治阶级培养、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从来不排除对平民子弟的教育。儒家教育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多地体现在书院教育上。主持书院教育的真正儒家学者无不反对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反对书院教育“以钓声名、取利祿而已”，主张士应与利禄分离，应该把培养以弘道济民或从事文化和教育为专业乃至毕生之志向的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前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正是通过书院儒学教育而建塑起比较理想的文化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宋代的平民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以身世界微而甘居下层，而是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入世精神积极干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力争权力的再分配。
以著名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例，即可看到书院教育对宋代平民学者阶层的兴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据史载，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禄之路。他们来自于民间、起于社会中下层，学成之后，秉承师训，创办或主持书院，热心教育，致力于文化普及，如钟震创办湘潭之一书院、钟如愚主持衡山南岳书院、吴雄创立平江阳坪书院、曹集主持白鹿洞书院、李埴讲学于夔州、周奭讲学于湘潭昆仑桥等等。他们在发展地方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普及儒家思想并由此而开发民智、提高国民（尤其是普通劳动民众）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代所以会出现“虽牧儿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的现象，与书院教育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如果说宋代出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转移（而理学又正是在这转移过程中兴起的），那末，书院教育则是这种文化下移的关键环节。由此亦可见传承和发展文化学术确为书院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而这一重要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理学的兴起、传承、普及以至整个宋学的繁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全国创建书院约720所。北宋时期时，书院初兴，很多学者择山林僻静处，创办书院或精舍进行讲学，出现了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如我们耳闻能详的宋代四大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鹿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河南的应天府书院。但这些书院尚未与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潮结合起来，它们主要致力于补官学教育和传统私学教育的不足。正如著名理学家朱熹、吕祖谦所揭示的：“予惟前代庠歑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晚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北宋中后期随着辽、西夏和金的先后兴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战乱时期，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宋氏南渡后，由于政治的腐败，地方州、县学日趋不振，代之而起的便是书院的兴盛，迎来了书院发展的高峰期。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书院或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进行，大多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
§§§第二节 程朱理学与四大书院（下）
那么宋代的理学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在书院中传播和普及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宋代程朱理学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从孔孟创立起直至宋朝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冲刷。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如术”，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正统思想后，儒家思想基本上成了千年来统治的指导思想。虽然其中也有其它思想的被视为统治思想，如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便儒家精髓思想如“忠孝之道”依然是整个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儒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佛、道等教外在因素的冲击，儒学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逐渐地融合佛、道教中的合理因素。
从西汉中期至北宋初期，学者治经，恪守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而不移，固守“师法”、“家法”，只能在前人规定的圈子中思考，不敢越雷池一步，正象韩愈所说：“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种繁琐的章句训诂注疏之学使儒学在佛、道学说的挑战面前显得虚弱无力，并且严重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创造力。正是在这种具有强烈思想解放色彩的对儒家思想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使一批优国优时的士大夫在思想学术上提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学风。很快这种学风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取向，义理之学和性理之说脱颖而出，成为精神的代表，独领风骚数百年。
宋代理学的形成同其它的任何一种思潮的形成一样，是一簇而蹴的，也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北宋理学思潮的崛起，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存在着密切关系。从某种意议说，理学思潮是北政政治运动的产物，而范仲淹、欧阳修领导的“庆历新政”正是理学思潮得以 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契机。由于宋初统治者对思想学说的态度上采取“儒、佛、道三教并行”的政策，因此宋初80年的思想学术是在一种沉闷、保守的氛围下进行的。直到庆历年间，学坛上才兴起批判的思潮，要求复兴中衰已久的儒学，并在范仲淹、欧阳修的领导下掀起了古文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重言重行，以自身行动树立崇高的人格风范，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已任”的思潮。随着批判的深入和汉唐经学的瓦解，儒学理论进入了创新阶段。在这阶段，贡献最大的就是理学家“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是理学的实际完成者。此外，还有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他们利用讲坛，传播自己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学子士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派别，濂学、象数学、关学、新学、洛学、蜀学等。早期的那种“先优后乐，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儒家理想人格，也开始出现了转向。学者们更加注重自身的修身、正心和内在反省，并进一步走向“存天理，去人欲”的倾向，认为“去情却欲以尽天下之性，修明至神以超圣人之域”。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出现转向内在的趋势。
在北宋理学思潮的高潮中，虽然出现了很多学派，但处于中心位置的无非是“关学”、“新学”、“洛学”。对宋明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莫不过于“洛学”了。其代表人物就是“北宋五子”中的程颢和程颐兄弟，特别是程颐，地位突出，一直有“伊朱”之称，以之作为理学的正宗和代表。二程在吸收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体现出“天理”二字，他们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天理是宇宙万物自然体的最高本体，它是一种超越物质、超乎形器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是派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本原。在天理与宇宙的关系上，是先有理后有物，有理才是物：“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二程不仅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同时又将天理与人间的伦理道德原则直接等同“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在二程看来，人伦道德、纲常秩序之礼就是天理。把人类特有的道德原则上升到世界的本体。从天理论出发，二程提出了人性理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命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纯粹至善。在认识论方面，二程提出了与天理论相沟通的“格物致知”。“格物”解释为“穷理”，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将知识论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致知主要成为掌握天下之理，以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二程长期居住洛阳讲学，培养了众多学生，在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洛学”在两宋之际始终处于受排挤和压制的地位。到了北宋后期才逐渐得到了改善。从理学创立起直到北宋末年，并不是以一个统一的学派的形式出现，对当时也没有多大影响，直至南宋朱熹将理学思想整合，理学理论最终完成。
南宋初期对“洛学”的压制和排挤渐松，加速了“洛学”的传播，到了南宋中期，“洛学”已遍及当时南宋的境内，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大儒。其中，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博大而严密的思想体系，权威地确定了理学的传授道统，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合为四子书，并为之详细注释，取代了五经的地位，朱熹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以后世影响最大的在理气、心性、修养功夫方面。朱熹认为理是“生物之本”，即是超越世间一切事物的绝对本体：气是“生物之俱”，即是形成万物的质料。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是，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形成了其理气论之总纲。在理气之间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天下末有无理之气，亦末有无气之理”，理不仅是宇宙的本原，世界的主宰，也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道德的原则、规定及仪节，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展现。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包括必然和当然两个方面，必然是指自然法则，当然是指道德法则，纲常伦理的当然与宇宙秩序的必然天然无间地圆融合一，此即是天一合一境界。
理气论落到人生界便表现为心性论。朱熹认为理包含在人的形气之中，就是人之性。“性总是理，万物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既然理之内在于人便为人之性，那么针对具体的心或性而言，则此性便是天地之性或本然之性，所以是纯善的。朱熹也主张“心统性情”，心包括性和情两个方面的内容，情是体，情是用；性是仁义理智，性是侧忍、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喜怒哀惧等“七情”，朱熹认为也是情，不过，四端发于性，七情发于气。
在修养工夫上，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而加以改造，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就是要具体事物考察其理，使自己的知识能力充其极。在知识和行为二者的关系上，朱熹主张“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二者交养互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