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中山首先提出的“三民主义”，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安身立命之本。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并非仅仅反对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清朝专制政权，还反对清王朝丧权辱国，沦为“洋人的朝廷”。这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一面——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此即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理由。“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其中包含着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强烈诉求。
尽管在道义和社会舆论上，清末民初的“排满运动”喧嚣一时，但在民间层面，这个运动却有另外一番景象。“排满运动”最初兴起于清廷控制之外的海外留学生和革命者中间，而后主要传播于满族相对比较少的南方地区。在满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京师和东北，则几乎对日常社会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除革命党人出于政治目的实施的暗杀之外（最著名的就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事件），各种历史文献，包括溥仪的日记以及定宜庄记录的满族妇女口述史，都鲜见关于清末民初针对满族，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暴力活动的记录。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退位。清帝退位的条件之一，即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北京旗人直到12年之后的民国13年（1924年），才最后一次领取旗饷。优待清室与八旗，是袁世凯为了让清帝逊位，与满洲贵族达成的政治交易。因此，在袁世凯当政期间，这个条例基本上得到了执行，但袁世凯死后，这项规定就自然废止了。
然而，无论如何，失去王朝的政治庇护之后的满族，一夜间从社会的“上等人”沦落为千夫所指的“道德罪人”，不仅生计困难，在社会上也到处受到歧视。八旗子弟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他们似乎只会“提笼架鸟”，游手好闲，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恰是因为清朝八旗子弟的生计有保障，满族中才涌现出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文艺人才。民国年间，为了躲避民族歧视和敌意，也为了摆脱八旗子弟的身份符号，众多的满人和旗人隐姓埋名——或改成汉姓汉名，或隐瞒民族成分，远离政治，像水滴一样迅速融入了汪洋大海之中（事实上，经过260多年的清朝统治，八旗子弟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已高度汉化，这是民国年间“满族消失”（人口锐减）的现象发生的文化基础。恰如《满族简史》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后，满族和汉族的文化已经基本融合在一起，习俗上保留的微小差别，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不起重大作用。”
20世纪初，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下一个战略目标是继朝鲜之后逐步吞食中国东北。在外侮深重的岁月里，满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击日本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斗争，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满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中的一员，也更为深入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交汇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作为日本发动战争的后方战略基地。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伪满洲国”这个捆绑在日本法西斯战车上的政治机器，除了名称和“皇帝”之外，并没有丝毫的“满洲色彩”——它的官方语言是日语，在它的官员群体当中，主要是日本人和汉奸，满族只占很低的比例，权充象征物。而决策权力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仅仅在政府机构的组织形式上，采取了“汉奸为首、日本人为辅”的伪装。同时，“伪满洲国”期间，日本政府有组织地迁移大量的日本人（超过300万，绝大多数在二战后返回日本）和朝鲜人移民东北，以巩固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各族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武装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在抗联的每个军里，都有满族官兵，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有名可查的包括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八年抗战里，有大量满族志士为国捐躯，关永芳、唐聚伍、李春润、佟麟阁等著名的抗日英雄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第八节）当代满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满族人公开了自己的满族身份，其中包括很多社会知名人士，如著名文学家老舍。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通知指出，“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这一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称谓，今后除了引用历史文献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将满族人民同满族统治者区别开来。
新中国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吸收原清朝皇室的部分主要成员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一些皇室人员到政协任职。1964年，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9年，爱新觉罗·溥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1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凡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民族成分的，都应当予以恢复。”其后，许多曾隐瞒满族成分，或者没有申报满族成分的群众纷纷自愿地恢复和改正，这样使得曾一度呈现下降趋势的满族人口又开始迅速增长起来。在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近270万人，1982年人口普查满族为430多万人，1990年人口普查为980多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为超过1000万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中央政府批准，13个满族自治县及约200个满族乡镇在辽宁、吉林和河北三个省份建立起来，满族拥有了自己的民族区域自治单位。
在日常生活习俗方面，当代满族已经基本上与当地的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但并非完全失去本民族的某些传统，特别是在东北、河北、北京地区满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体现得更为明显。实际上，在文化上满族的“汉化”与当地汉族的“满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满族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其居住地的地方性文化之中。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满族对家谱极为重视。满族的家谱记载了本家族的老姓、旗籍、世系、迁移等内容，大多数满族家族都存有世代递修的族谱。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许多满族人家家谱被毁。近年来很多满族人家重修家谱，特别是在满族聚居的乡村里，满族人家修谱、续谱的习俗得以重新恢复和延续。
从1980年开始，“满族文化复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开始出现。在清史与满族文化研究、清朝题材电视剧创作、满族主题旅游开发以及满族主题网站建设等方面出现各种社会热潮。一开始，这种“文化复兴”主要是文化界的一些行动，比如文学影视作品创作、学术研究以及一些满族协会的活动等，带有比较强的“精英色彩”。进入21世纪后，“满族文化热”持续升温。同时，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明显地改变了“满族文化热”的“精英化”气质，草根阶层通过网络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工具，自发地参与到这种“文化复兴”运动中来，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满族网站，如“吉祥满族”“东北满族在线”等。
在学术界，从20世纪末开始，专门研究满族文化的学术机构迅速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