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满族民间文学
满族民间文学是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创作的口头作品，集中反映了满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并且在满族民间世代流传。这些作品与满族人民息息相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虽历经沧桑却经久不衰。满族民间文学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歇后语等各种体裁，内容十分丰富，又多有交叉。满族民间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是满族民间文学具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
一、民间神话
神话通常是特定人类种群的先人在远古时期所创造的口头叙事文学，在充满原始想象的超自然叙事中表达自身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解释，通常借助于神灵的超验性塑造先民的神性。
然而，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满族神话似乎并非仅仅反映了原始时期通古斯人对世界的认识。相反，在这些神话中，也经常弥漫着大量政治加工的痕迹，这与清初满洲政权以文化手段建构自身认同与凝聚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满族族源神话“天女佛库伦含朱果生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是通过《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清代史书记录下来的。显然，这是得到官方认可的神话。从其内容来看，基本还是萨满文化的体现。通古斯人有信奉萨满教的传统，这种原始宗教的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由萨满与神界“沟通”而获得的“神谕”当中，并靠萨满世代口授传承下来。在萨满传递的“神谕”中，充满了对天地万物、自然现象以及诸神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构成了满族神话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这种或来自“神谕”的满族神话相对比较零散，在各个氏族之间内容有相当的差异。
满族关于万物起源的神话，有《海伦格格补天》《天神创世》《白云格格》等。《白云格格》讲述了天神的小女儿白云格格，为拯救世间生灵，偷天上万宝匣造土地的故事。白云格格掌管天上的聚宝宫，发现天神放水淹没了人间的土地，人间生灵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在水面上苦苦挣扎，于是偷走了聚宝宫里的万宝匣，撒到大地上，从此大地就形成了山丘和平川。善良格格勇敢的行动，触怒了天神，派雪神冻死地上的花草，而白云格格化成了一棵白桦树。这个神话不仅解释了山川的形成，而且塑造了一位宁死不屈的女神形象。
在神话中与万物起源同样重要的是原始初民对自身起源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需要建立在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之上。在满族《天神创世》神话中，人是天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起初造了一男一女，他们婚配生了许多的人，一代又一代。后来在地上住不下了，天神就把天上的一颗最粗、最大的树砍倒了，接在土地的边缘上，人类沿着树的枝丫发展下去，于是世界上才有了各色各样的人。
族源神话多保存在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神谕中，而且各个姓氏都有自己的说法，呈现多元化。东海窝集部的神谕中说，人是从水神出水的毛孔中生出来的；牡丹江一带的富察氏的神谕中说，人是天神用身上搓落的泥做成的；野人女真部的神谕中认为生命来自大海。因此可以看出，这些关于族源的神话的产生，与这些氏族先人的生活环境、谋生手段有着一定的联系。
流传于满族民间的长白山三仙女始祖传说，是以阿布卡赫赫为象征的宇宙三姐妹神所衍化，慢慢形成了关于满族的祖先传说。入清后，爱新觉罗氏成为满族统治者，长白山三仙女的传说融入君权天命观念，同时扩大，由爱新觉罗氏始祖传说变成了满族始祖传说和族源传说，并写入史书中。
二、民间故事
满族民间传说相当发达，从内容上看，有许多清代以前的反映满族先民的“口述神话史”，这些与神话有着密切联系的传说，无疑是在神话基础上进行的一种艺术创造。传说中的人物形象通常不同于神话中的神，也不同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是被抽象出来的人物符号。
自渤海时期之后，有大量的女真部落传说在民间流传，这些传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杰出的历史人物，或者以对民族有突出贡献的民族英雄为中心的传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关于金代的完颜阿骨打和清代的努尔哈赤。其另一个显著的特点，特别是风俗传说，通常是以地域为中心，与流传区域也有紧密的关系。
《尼山萨满》是满族民间文学中的经典，也是用满文记录下来的著名民间故事，被国际满学界誉为“满族史诗”。《尼山萨满》故事主人公尼山萨满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野寡妇，但更是一位身藏高超神技、心地善良、怜爱族众的萨满。经她几番机智周折，救回被阎罗王掠走的员外家的无辜爱子，最终使员外家皆大欢喜，而尼山萨满本人则因蒙罪投井而亡。《尼山萨满》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不仅从古到今被满族人民所喜爱，还广泛流传于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赫哲、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在这个故事中，尼山萨满拯救黎庶的无畏精神感动人心，成为北方各族妇孺长幼口中的美谈。
《尼山萨满》属于满族说部艺术，满族说部，满语称“乌勒本”，即“传”或“传记”之意，内容通常是传播氏族祖先和英雄崇拜观念，后世又俗称“满洲书”。满族说部的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代代传咏。清初创制满文后，渐有满文书写的“乌勒本”文本。到晚清乃至民国期间，在东北乡村常可见到各式用满文书写的满族说部传抄本。
在满族民间故事中，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说非常丰富，如《罕王出世》《费扬吉的传说》等。风物传说多与东北的自然环境和满族的渔猎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采人参的故事》《满水井的传说》《石匠营的传说》等。习俗传说则融合了自然与英雄的要素，如《嘎拉哈的故事》《太平鼓的故事》《义犬救驾的故事》《鸦鹊救主的故事》等。
有些传说故事在原型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在长期流传中发生了不同情况的变异。《黑妃的故事》比较典型。故事的主人公是皇帝和民女，美丽、天真、善良的民女被皇帝始乱终弃。这个故事，各地流传的内容不一样，结局多为悲剧，或被皇帝赐死，或自尽，或思乡成疾而病逝。最有趣的是关于黑妃的家乡，在每个地方的传说中，黑妃都是本地人。《三道亮子》说她是宁古塔人，《打鱼楼》说她是乌拉街人，《一夜皇妃》说她是新宾永陵人等。从这一点上不仅可以看出满族群众对黑妃这个人物的喜爱，也可以发现群众对“皇帝从民间选秀女”的期待，因为那是满族人家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至于故事中的那个皇帝，更是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乾隆，有的说是道光帝，有的说是咸丰帝，不一而足。
三、民间谚语
谚语也是满族民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产生于民间的创造，也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满文老档》中的谚语是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满族谚语。从既有的资料看，满族谚语可以分为三类：关于道德的，关于生活经验与哲学的，以及关于风俗的。
关于道德的谚语如“老实是做人的第一步，礼行是做人的第二步”，“入则孝顺父母，出则和睦乡邻”，“苍天有眼睛，好恶终有报”，“天有视听，皆在于人”，“天地养育万民，万民必忠天地”等。
关于生活经验与哲学的谚语如“败将手下没有乐观的士兵，胜将手下没有软弱的官兵”，“弓和箭是兄弟”，“在家不会教子，在外就不会教人”，“教子犹如驯虎”，“神杆高了百鸟来栖，名声大了遭人怨恨”，“要想避风靠近影壁，要想富裕多近锄镰”等。
关于风俗的谚语如“贵客西炕坐，奸人地上爬”，“不懂礼仪的人不怪，不敬老人的人遭大罪”等。
（第二节）清代满族作家文学
八旗入关之前，满族除了有一部在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称为文学作品的《满文老档》之外，再也没有可以称得上是作家文学的作品了。而在八旗入关之后，满族作家文学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并发展繁荣起来，其成就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辉煌。事实确实如此，然而，就满族作家文学而论，讨论这些作品的民族性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满族创作文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并非满文作品或者反映满族本民族生活的作品，相反，其主流作品，基本上还是入关后受汉文化熏陶的满族知识精英用汉文创作的诗词、文赋、小说等。如何划分民族文学的族属，至今仍然存在分歧。各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的局面，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区别和划分民族文学的族属带来了困难。因此，回顾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历程，仍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满族习得并发展汉语文学的过程。
皇太极时期的满洲设立了翻译汉文典籍的文馆，这为满族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导向。大量译成满文的汉语典籍，从皇室贵族到八旗旗丁，深深影响了满族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取向。八旗入关以后，学习汉族文化在满族内部已经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以掌握汉文化为荣，以至于顺治后历代清帝都一边欣赏汉文化，一边强调八旗子弟要“国语骑射”，以保持满洲本色。这个矛盾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乾隆，而他本人，俨然是一个用汉语创作大量诗词的具有江南风格的文人作家。
自清初王士祯在《居易录》中首次提出“满洲文学”的概念，推举鄂貌图为满族文学的开山人物，直至清末王鹏运“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之论，清代所论满洲文学几乎全部都是满族的文人文学。连满族人自己编撰的《熙朝雅颂集》《八旗文经》等收录的也都是文人作家及其作品。实际上，入关后满族作家文学最突出的成就首先出现在诗词上。鄂貌图随八旗军转战西北、西南和东南，他的《北海集》成为满人的第一部诗集，他也被文学史家认为是满族的第一位诗人。鄂貌图在《秋思》中云：“树叶苍苍滇海秋，归心每望凤凰楼。”从云南眺望沈阳，鄂貌图完全是在用汉语绝句来表达自己作为满洲人的思乡情感。
当然，满族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无疑是纳兰性德，他也是第一个赢得汉人文人阶层普遍认可的满族文人。纳兰性德身为满洲贵胄，不愁富贵，却常与失意的儒生有着类似的情怀，其诗句婉约精致，沁人肺腑，让无数江南才子心有所感。容若的诗词标志清前期满族文学的一个巅峰，其成就之高，在整个清代无人可及，甚至包括一些汉族诗人。
到了清代中期，满族作家文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达到鼎盛和繁荣的时期。满族文人队伍庞大、作品繁盛，作品体裁多样，是有清以来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当其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这样的描述不免让人觉得坊间巷议的满族只能出武进士之说，或许是一种民族偏见。当然，这个时期文学（是不是满族作家文学已不重要）真正的巅峰成就却是出了曹雪芹的长篇巨著《红楼梦》。《红楼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极品。
纵观有清一代，鄂貌图、高塞、岳端、玄烨、纳兰性德、鄂尔泰、文昭、弘历、永恩、敦敏、敦诚、庆兰、永忠、和邦额、明义、曹雪芹、高鹗、铁保、英和、奕绘、顾春、文康、庆康、宝廷、汪笑侬等众多满族作家群体创作的汉文学体式的汉语文学作品，是满族作家文学的主体，而在这些作家当中，不仅包括一些宗室重臣及其子弟，甚至包括康熙、乾隆等帝王本人，由此可见，清代满族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动力是满族向汉文化的学习及被同化。而最先接受汉文化的，并非草根旗民，而是满族中的皇亲贵族这样的上流社会。因此，清代的文化特征是上流社会更倾向于汉化，而底层社会在文化上或许更多保留了满族的特点，如同民间传说只在底层留存，而上层早已在作诗吟赋了。但当时满洲上层所吟诵之物、之感，却又与汉族文人不同。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以三藩平定，圣祖东巡，告祭福陵、昭陵，并至乌拉行围。高士奇在《东巡日录》中详记此行情况，摘两则如下：
三月甲戌：驻跸乌拉鸡陵（即吉林乌拉），又因造船于此，故曰船厂。江即松花江，满言松阿喇乌拉者是也。
乙亥：冒雨登舟，溯松花江顺流而下，风急浪涌，江流有声。驻跸大乌拉虞村，去船厂八十余里。山多黑松林，结松子甚巨。土产人参，水出北珠，江有鱏鱼，禽有鹰鹞、海东青之属。乌稽人间有以大鱼皮为衣者。
此行纳兰性德随扈至吉林乌拉，作《浣溪沙·小乌拉》：
桦屋鱼衣柳作城，
蛟龙鳞动浪花腥，
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
不知何处梵钟声，
莫将兴废话分明。
乌拉曾是明代海西女真部都城，后被努尔哈赤亲征所灭。纳兰性德触景生情，对被建州征服的海西女真似乎有些歉疚，词中弥漫着“是非成败转头空”式的寥落心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容若是以汉语词牌之体叙事，但内涵却是浓郁深厚的满族民族情感。在满族的思绪情怀与汉族的文体之间，或可察体用之别。
（第三节）歌舞
满族先民多以渔猎为生，野外劳动、集体狩猎等严酷环境下的简单生活方式，造就了满族朴实、豁达、勇猛的文化特点，这一点也反映在民间歌舞的风格上，当然，也有萨满教的传统信仰以及与汉、蒙、朝鲜等民族频繁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民间音乐
史料记载，在统一女真各部时期，努尔哈赤曾“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显其才”“厅外吹打，厅内弹琵琶、吹洞箫、爬柳，其余都围绕站立，拍手唱曲，以助酒兴”，表现出当时女真人的音乐生活场景。
无论祭祀、婚丧、节日，满族都有喜歌丧歌等民间音乐，至今在东北农村依然如此。而八旗入关之后，满族上流社会渐渐脱离了民间的音乐生活，而追求戏曲评弹以及精致的宫廷音乐，直到乾隆年间京剧大兴。但在民间，反映渔、猎、牧等劳动场景、妇女与家庭生活以及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为内容的歌曲，却经久不衰地流传下来。满族民歌的特点，是歌词语言通俗、易懂，旋律质朴、优美。
满族民歌有儿歌、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等，形式多样，内容包括其具有民族特点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1.礼仪歌曲
满族仪式歌曲主要使用在婚娶、贺生、送葬、新屋落成等礼俗仪式和重大祭祀时。礼仪歌多为祝福性的，例如满族婚礼是有固定套式歌谣的，其中新婚入洞房“坐福”，在为其铺被褥时，司仪要吟诵：“被窝一放，孩子一炕。被窝一拎，孩子一群。被头搭被头，养个孩子住高楼。褥边搭褥边，养个孩子做高官。”
在满族盖房时，上梁很重要，在上梁歌中，升梁一段最精彩：“大梁好比一条龙，两头拴上红绒绳，四大金刚往上拽，摇头摆尾往上升，拽到高空等一等，亲戚朋友来挂红。”
因为满族人信奉萨满教，有祭神灵、祭祖先的习俗。企图通过祖先神灵的保佑摆脱苦难，得到幸福，驱逐病灾，这反映了满族人民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祭奠活动集说、唱、舞为一体，曲调高昂，粗犷流畅，每唱必舞，节奏感强。
满族仪式歌不允许即兴发挥，演唱时遵守固定套式。
2.童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