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族称族源
提及满族的族称与族源，就不能不提到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孟森（1869~1937年）。
孟森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1901年，32岁的孟森受洋务变法思潮的影响，赴日留学，两年后归国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府，撰有《广西边防旁记》一书，大肆颂扬郑的政绩，评价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俨然具备国家栋梁之才。后来郑孝胥追随溥仪，一度出任伪满洲国“总理”，王（钟）锺翰先生就此谓之（孟森）“所期非人矣”。民国初年，孟森曾为民国临时政府众议院议员，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其政治生涯亦到此为止。但从政十载之中，孟森不仅撰写一些政治文章，亦相继发表了多篇清史论文，考据论断俱显功力，遂成名家。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专授清史，成为史学界公认之清史学派开山鼻祖。
在孟森的学术贡献中，对清之先世源流考订颇具独见。如王钟翰先生所议：清之先世源流俱见《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以及明朝、朝鲜人私著中，均事实俱在，斑斑可考。而清室世代相承，涂抹篡改，讳莫如深，旨在否认清先世与明的隶属关系，以证清肇造之正。乃孟老独具慧眼，稽考爬梳，使淹没四五百年来清先世之本来面目为之大白于世。
孟森先生很明白，清廷自修之史，必然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因而有很多事不可信。但对照旁人（前政权及邻国）所记，却可以勾勒出一幅比较接近真相的图景。比如清代官方“宁使满洲崛起之国，不使历史上得寻其为外夷名称”，“竭力为之掩盖曲说，以泯灭其事明之迹”，“故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但实际上，崛起之前的满洲，实为明朝羁縻所辖之地上的居民，并非“独立国家”的子民。
乾隆在《满洲源流考》中提出，满洲之名出自佛教菩萨“文殊”，即所谓“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满珠师利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这样的族名来历在乾隆时代，就文化意义而言，可说是相当体面。仿佛今日社会名流修家谱，通常会将不可考的祖先谱系链接到一个古代贤达身上一样。孟森虽正确指出满洲“非骤命一新名”，但这群人究竟为何叫了“满洲”，却仍然是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满族族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肃慎——是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东北地区的先民之一。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朝的“北土”。
学界另外的说法是肃慎为东进通古斯族后裔，自称“zhulchin”——“朱里钦”，因汉字不能标大舌音，于是就标记为肃慎，或者稷慎、息慎等。战国以后，肃慎的后裔称挹娄。由于原肃慎人“冬则穴居”，被称为“住洞穴的人”，中原用汉字标记了洞穴的音，后世的满语将洞穴称为“yeru”（挹娄），此族称也可能由此而来。
南北朝之初，松花江一带的沃沮人同挹娄人融合，被称为“勿吉”（“勿吉”即“沃沮”），他们占据了先前肃慎人、挹娄人的故地，从而成了肃慎文化、挹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魏书·勿吉传》称之为“旧肃慎国也”，可见，勿吉也是肃慎的一部分。勿吉源于诸稽，是“窝集”的转音，满语为森林之意，东北人叫“树窝子”。勿吉人，就是住在森林的人的略称，表示“森林人”之意。
隋唐时，又被称为靺鞨，盖因“勿吉与靺鞨音相近”之故也。靺鞨后来逐渐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黑水等七大部。黑水靺鞨是满族的直系祖先。辽代，黑水靺鞨被契丹人称为“女直（真）”，据《大金国志》记载：“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遗种”，“本名朱里真”，与原自称“朱里钦”音近似，可见其为肃慎人的后裔。此后，女真这一称呼逐渐代替了靺鞨。
中外很多学者认为满族的先民是通古斯人的后裔。对于“通古斯”这个词本身有多种解释，如“猪”或“猪民（食猪肉之人）”，而早期民族学家凌纯声认为与中国典籍中的“东胡”之说相通。按照现代人类语言谱系的划分，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满洲语族。“通古斯人”作为一个术语，通常是指讲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著名民族学家陈永龄认为满族就属于南通古斯人。
“通古斯”的概念有一个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最初，它专指鄂温克部落，而他们的近邻雅库特人则称之为“通古斯”。17世纪，俄国人向西伯利亚扩张，于是俄国人从雅库特人那里沿用了“通古斯”一词，并将其传入欧洲。西方的学者，特别是一些19世纪的俄国学者认为今日中国的东北——“满洲”是通古斯人的故乡。更常见的说法，则是通古斯祖先在数万年以前居住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地区，而后原始通古斯人的一部分离开了原地来到了东北亚大陆的森林地带，即黑龙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后发展成为女真和满族，凌纯声与赵展皆承此说。
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族先民相比，追溯这些生存在“苦寒东北”的通古斯后裔的演变过程，高度依赖于非通古斯文字的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汉语的文献。从中原王朝的文献中看，这些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春秋时期的“肃慎”、战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和渤海”、北宋至明代的“女真”（诸申）以及17世纪中期之后的“满洲”。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努尔哈赤所部建州女真崛起，以一种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并以“八旗制度”吸收进中国北方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最终锻造出一个“新”的民族——“满洲”。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从她一经形成开始，就是一个民族化的国家政权。而其人种意义上的祖先——通古斯人，或许只是一些满族成员体质中的基因碎片。
1635年，当时的后金国汗、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颁布命令，建号“满洲”。这是“满洲”族称的肇始。
“满洲”一词是满语“manju”的音译，关于这两个字的含义，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来自人名，即明代女真英雄满住；二是部名，满洲部，史禄国等俄国学者认为这是汉人用来指“满是珠宝”的地方，即“满珠”；三是佛名（曼殊师利），即前文孟森所分析的乾隆的说法。
当时皇太极改族名的时候，并未对“满洲”的含义作出任何解释，也可能当时的女真社会人人都知道为什么，根本无需解释，但后世之人，就无形中受清朝官方的说法影响最大。历代清帝都重视对本民族史和本家族史（爱新觉罗家族）的编撰与修订，这是满族学习儒家文化的必然反映——儒家文化最显著的政治传统之一就是强调“承天命，治天下”的皇权法统，即今人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清朝早期的正式文本（《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建构了一个关于长白山上的始祖的满族起源神话。这个祖先神话的意义，并非为了解答清朝满人关于祖先源流的求索，而是为了建构清朝满人对本民族的认同，并借神迹之说，向天下传扬满洲的天命。但在这种神话想象之中，已经没有任何通古斯人向南迁移的记忆，而只有本地化的萨满式的神秘叙述。
（第二节）人口与地域分布
在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为2695675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满族人口从4304160人（1982年人口普查）迅速上升到9821180人（1990年人口普查），期间人口增长率达到128.18%。满族人口数字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为10682262人。
从1980年以后满族人口变化的规模上看，大幅增长的人口中，应该不仅包括相当一部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人后裔，也包括大量族际通婚的后代。同时，满族人口在20世纪末迅速增长的原因，除了单纯的自然增长（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政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由民族成分转换造成的人口统计数字的机械增长，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如今，满族已经成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第二大人口集团，仅次于壮族。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的满族人口中，男性554.78万人，女性513.45万人，性别比为108.05。在世居地的城镇人口比例为35.25%，非世居地城镇人口比例34.16%。城镇人口为376.54万人，占总人口的35.25%；乡村人口691.69万人，占总人口的64.75%。与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十年间满族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了7.15%。
由于民族自然迁徙以及历史原因，满族在全国分布广泛，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其中辽宁省人口最多，约占40%以上，共有101.84万人，占满族总人口的9.5%，在东北、内蒙古的人口占民族比重为77.80%。另外，满族人口在10万以上的地区还有北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自1985年至1992年，我国政府在满族主要聚居区共建立了13个自治县，此外在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建立了197个满族乡、镇或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共居的乡、镇。
（第三节）语言文字
满族人初无文字，受契丹政权节制初期亦鲜通契丹语文。大致从完颜阿骨打祖辈颇剌淑（金肃宗）起始习契丹语，完颜阿骨打本人已擅契丹语，在其破辽后始识契丹文及汉文，遂令子弟主习契丹文。金立国后的内外公文交往几乎全用契丹文。显然，这与金人之母语——女真语毕竟差距很大，族人习用皆不方便，于是完颜阿骨打令曾习契丹字和汉字的臣僚完颜希尹和叶鲁仿依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试制女真文字，并于1119年（金天辅三年）诏令颁行，此即后世所谓女真大字。20年后的1138年（金天眷元年），熙宗完颜参照契丹字创制颁布另一种女真文字，此即后世所称女真小字。金代女真文字在金朝灭亡后曾一直沿用到明朝初年，然而，金代女真文长期以来只能用于书写官方公文，根本不能表达口语，加之教与学的难度颇巨，最后在明末彻底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