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帝国民族政治特殊的制度安排，不仅会影响族群认同，也会影响到社会力量分配的格局。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制度造成的后果会以一种与制度设计者初衷相去甚远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八旗制度一方面固化了满族的族群认同，另一方面也造成“满人”“旗人”认同的混淆；八旗制度优待“旗人”的政策实践，为依附八旗的比满族更大的人口集团——八旗汉人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权力机会。清朝的覆灭，不仅源于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枪声，也源于清廷内部汉臣集团的立场转变——从曾国藩到袁世凯，从“同治中兴”到“清帝逊位”，与西风东渐的共和思潮的舆论压力以及现实的政治利益集团考量相比，族群认同似乎是不值一提的枝梢末节。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着这个话题继续讲一下袁金铠其人。
袁金铠在辽阳是很有影响的汉军旗人，日俄战争期间，在地方不靖的情况下，他崭露头角，办地方团练，成为团练的首领。而在土地改革（变卖旗产）的时候，袁家获得了大量土地。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下令解散地方团练，代之以保甲制度及警察体系。由于缺乏人力物力，这两个新成立的机构不得不吸纳原来的团练，袁金铠便担任了辽阳巡警总局长。他利用这个机会，将私人势力渗透到巡警机构当中，并凭借这个身份建立起和省政府的紧密联系。清宣统元年（1909年），袁金铠被选入咨议局，后来又成为奉天咨议局的副议长，在奉天的政治影响也与日俱增。
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是赵尔巽（1844~1927年）。赵尔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汉军正蓝旗人，出生于铁岭的官宦世家，曾在盛京将军任上政绩斐然，官声廉洁，是奉天汉军旗人的领军人物，袁金铠为其“门生”，张作霖是其儿女亲家，更重要的是，赵尔巽与当时的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关系极佳。
武昌起义发生后，袁金铠得知革命党人张榕等密谋驱逐赵尔巽、起义宣布独立，马上建议赵尔巽电召张作霖带队来奉天护驾，并迅速成立东三省保安会，并设计诱杀张榕。此举促成了赵尔巽继续控制东三省的局面，袁金铠由此受清廷赏四品京堂，襄办关外练兵事宜。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宣统帝宣布逊位后，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等人周密策划，对奉天乃至东三省全境的革命党人进行大规模屠杀，时有报告称：“前后为赵尔巽、张作霖等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及集合各要地进退维谷者不下数万人，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
民国3年（1914年），赵尔巽受袁世凯之聘，出任清史馆馆长。上任以后，聘数百清朝遗老、著名学者等，组成纂修班子，指定袁金铠负责《清史稿》发刊事宜，此为今之《清史稿》来历。
民国4年（1915年），袁金铠在京不得志，遂返奉投靠张作霖，为张出谋划策，深受张作霖信任，被任命为军政两署秘书长。但袁金铠任秘书长后，刻意揽权，引起张作霖不满。袁金铠转而出任哈尔滨东省铁路公司理事会理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后，北洋政府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任命袁金铠为奉天省长。袁金铠深恐张作霖疑己，因而避居大连。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特设东三省保安联合会，由袁金铠任委员长，袁重获张作霖重用。1927年，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袁金铠任参议。1928年张作霖死后，袁金铠被张学良任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
“九一八”事变（1931年）后，袁金铠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沦为汉奸，组织辽宁地方维持会任委员长。伪满洲国成立后，袁金铠历任高官，于1943年因病辞官。1945年东北光复后，其家被抄。1946年冬，袁金铠死于辽阳。
袁金铠品格虽低，却谋略过人，无论在赵尔巽幕府还是在张作霖帷幄之中，一直是个影响颇巨的人物。早年袁金铠名望实力都在张作霖之上，但他认定张日后必定作为大过于己，因而不顾张作霖草莽出身，屈尊与张结交，结为同党。
另外，袁金铠博闻强识，著有《中庸集解》《连湾杂著》《文存》《诗存》等刊行于世，其字画至今仍为藏家热捧。
辽阳当地，至今传说一些袁金铠的轶事，如很多辽阳人在伪满洲国里做官，靠的就是向袁金铠买官，所以辽阳人在东北各个省份的小城市里都有官做。
（第三节）北京：旗人妇女的记忆
关于满族历史的叙述，通常缺乏一种来自民间的、地方的、非爱新觉罗家族的视角。1999年，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出版，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将民间口述史与历史文献对照起来，深入满族群体的内部进行观察，从而再现了清末民初以后满族妇女集体记忆的影像。为写作这本书，定宜庄博士历时数年，行程数千公里，在我国东北、内蒙古、河北、福建及京郊等地采访数十名满族老年妇女，进行口述实录。这本书选择了其中的16位旗人老年妇女的口述史，再现了这些出生于20世纪初的一代满族妇女的个人经历。
作者在书的前言部分这样写道：
清朝旗人，有宗室贵族与平民之分，有正身旗人与奴仆之分，而如今的研究者则或将目光停留在宗室亦即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身上，或者热衷于追踪满族中当今的名人，以至于社会乃至他们自己，都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满族的代表和象征，是满族的代言人，而忘记了他们所能代表的只是满族的一个为数很小的特殊群体。我虽然也选择了几个皇族与满族上层人士，但却以那些最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下层妇女、甚至是不识字的妇女作为选择的重点，我希望这些访谈能够从尽可能广阔的层面、尽量真实地反映出这一代妇女的人生历程和她们的生活态度。因为只有从这些获自民间妇女的资料与通常带有权力意识的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正统知识的比较中，我们才可以重新认识被边缘化了的一些人物和日常事件，并找到新的意义。
在定宜庄看来，与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满族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一，满族在近代经历了由一个统治民族向被“驱逐”民族，再到被恢复平等地位的群体的曲折转变，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矛盾，在这个民族身上表现得分外突出；其二，满族建立的清朝曾经统治中国近300年，保留有从未成为过中心的其他少数民族不可能留存的浩繁的文献。即使是这些文盲、半文盲的极少受到官方话语影响的下层普通妇女对于自身经历的口述，也几乎都可以与文献一一互补和互证。在《最后的记忆》这本书中，通过对讲述者的访谈，我们看到了一幅幅皇族宗室、满族官僚、底层八旗兵丁以及各地驻防旗人的生活图景。岁月的长卷在老人的叙述中缓缓打开，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之中，呈现出满族妇女关于家庭、习俗、民族意识与民族界限的真实感受。
爱新觉罗·毓臻女士是书中记录的唯一一名皇族后裔。从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清朝皇族宗室后代的生活境遇。
毓臻女士生于1924年5月，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塔拜的后裔。其祖父一代家庭生活富裕，祖母是满族人。祖父母生有四个儿子，毓臻的大伯父和二伯父不幸夭折，三伯父因吸毒，家产耗费殆尽，留有一女。毓臻的父亲区别于一般人印象中提笼架鸟的八旗纨绔子弟，他勤学上进，并时常用“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这样的话教育幼年的毓臻。父亲后来去了华北电业公司，从当学徒开始干起，勤学好问，后来成为技术骨干，直到退休。
小时候的毓臻家已经不能算是大户，日常生活已与普通人家没有区别。母亲在生下弟弟一年之后去世，那一年毓臻七岁。几年之后，父亲娶了一名汉族女子为妻。虽然继母并没有完全尽到母亲的职责，但是按照满族的传统礼仪，毓臻仍然对继母怀有尊敬之情，逢年过节依旧拜访行礼。
婚后的毓臻并不幸福，包办的婚姻让她对丈夫没有丝毫爱情可言，而且不久之后丈夫有了外遇。对于没有爱情的婚姻，毓臻仍旧维持了四十一年零十九天，她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用毓臻的自己的话说，身上流着满族人的血液，对自己应该严格要求，不能像丈夫那样。她一生生育了四个孩子。
出于对包办婚姻的不满，结婚后的毓臻毅然决然地跟随哥哥参加了革命，来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从延安到大庆、胜利，再到大港，毓臻几乎参加了每一次石油会战，艰苦的生活条件，超乎寻常的高负荷工作，长期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和压力，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是很难承受的。但是，毓臻坚持了下来。
中年之后，毓臻皈依了佛教，她说，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家家都有佛堂，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
有清一代，皇室与满洲官僚大臣、异姓贵族通过姻亲关系缔结起一张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利害关系网，形成满洲政治统治的基础。从对张寿蓉的访谈中能够明显看出这张关系网的强大。
张寿蓉的家族即是末代清王朝赫赫有名的那桐家族。那桐，字琴轩，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曾奉命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宣统元年（1909年）为军机大臣。
张寿蓉家原是姓叶赫那拉，民国之后改为章，后又改为张姓。其父民国时曾在中国银行任职，是盐业银行第一任董事。张寿蓉这一辈家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以及一个弟弟，小时候家里是典型的大家庭，父亲忙工作，母亲打理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张寿蓉自小跟随哥哥们一起接受私塾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起，后又学习了诗歌和英文。父亲自三十几岁便瘫痪在床，所以她终止了学业。16岁那年嫁到了庆王府。当时张寿蓉的爷公还在，即庆王爷载振，张寿蓉的丈夫即是载振的孙子毓定。载振生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溥钟、溥锐和溥铨，那桐的五女和六女分别嫁给了载振的长子和次子，而张寿蓉的丈夫毓定即是溥钟和那桐五女所生，张寿蓉的五姑即是她的婆婆。
张寿蓉的大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十三公子袁守安，二姐嫁给了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后人，大嫂是卓王的后裔，二嫂是杨儒的重孙女，三弟媳是军机大臣世续的后人，四弟媳是汉人大银行家岳乾斋的女儿。张寿蓉说，那个时候门第非常要紧，先是尽可能找满族，然后才是门第。汉人不愿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同样，旗人也不愿嫁与汉人。
从这些通婚关系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那家与当时显赫一时的诸多王宫大臣家族有不同一般的紧密交往。这种紧密的关系不能不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朝八旗是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三部分组成。八旗蒙古虽然也称蒙古，但是已与清朝以蒙旗制度和军府制度加以统治的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在清朝两百余年的时间里，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共同生活在八旗制度中，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无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甚至语言上，都与八旗满洲无异，而与依然生活在草原上的外藩蒙古已经迥然不同了。
鄂凌英女士即是八旗蒙古的后裔，祖上属于漠北蒙古的车臣汗部。她的父母都是八旗蒙古族。她说，那会儿得门当户对，蒙古族跟满族（通婚）没关系，旗人跟汉人可做不了亲，汉人嫌旗人礼节太多，太拘束。汉人也有汉人的礼节，旗人不懂，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鄂凌英家跟她同辈的有7个女孩子，差不多嫁的也都是在旗的蒙古人，但是他们已经与外藩蒙古没有什么来往了。
小时候，鄂凌英的家庭与祖父母及伯父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祖父母相继去世之后不久，大家庭就分家了。鄂凌英终身未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所迫，鄂凌英经同学介绍到天津一家银行做后勤工作，直到退休。
鄂凌英在填写自己民族的时候仍然填的是蒙古族而不是满族或者汉族，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也只能算是“白应个名儿”，因为她既不懂蒙古语也不懂蒙古文。这也与八旗汉军后裔中很多人将民族成分改为满族形成了鲜明对比。
清雍正王朝以后，朝廷出于战事的需要，在京城西北即现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带陆续添建了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和健锐营营房，并为拱卫京师的三大旗营，当时被称为“外三营”。之所以选择在城外建立三营，是考虑到如此一来旗兵便可以远离京城内的繁华喧嚣从而专心练武。三营的格局至今犹存，其中位于西直门外长河西岸蓝靛厂的外火器营保存最为完整，成为今天北京最大、最集中的满族聚居区之一。胡福贞女士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她幼年的境遇与其他八旗兵的后裔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大家庭生活，各家忙各家的事情。到她祖父去世的时候，宣统已经退位，她的父亲及大伯们已经不能关全饷。这个可以从当时的政府文件中看出一二。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政府与清朝皇室在签订《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等几个优待条件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份《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的文件，其中第五条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所以清朝灭亡之后，八旗兵丁仍然领取了一段时期的旗饷，但往往不能足数，有些地方已是名存实亡。出于对全家生计的考虑，她的父亲去当了警察，后来又做过电车售票员，还在长途电话局工作过。
胡福贞的讲述对了解营房生计及满族旗人的生活状况能起到一定的帮助。胡福贞说，发满饷的时候，火器营满族人的生活质量还是挺好的。老人死了就能有空位，拉弓射箭射好的就可以顶缺儿。后来不能领全饷了，就得想办法自己谋生计了。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旗人并不习惯靠自身劳动致富。胡福贞说，有钱粮的时候旗人的生活还凑合。一到民国，旗人被惯得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干点小买卖嫌寒碜，拉不下来脸。她家里也一样，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开始变卖家当，能卖的卖，能当的当，只能这样过日子了。
同样生活在“外三营”的还有赵颐女士，她的家在圆明园护军营附近。她的情况与胡福贞不同，她家的祖上买下土地之后就离开了营子，但是她前半生的生活范围没有超出圆明园和颐和园附近，在她的身上依然能够看到浓厚的旗人特征。比如家里规矩特别多，年三十晚上十二点之前要辞岁，过了十二点要迎新，小辈儿要给长辈磕头。头十二点辞旧，过了十二点接神，还要磕头。正月初八顺星，儿媳妇都得回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