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强，1933年生，重庆南川人。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同年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历任善本特藏部代主任，新馆规划办公室主任，分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负责人。主要论著有《敦煌大藏经》63卷（主编）、《新订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对照表》、《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中国石刻与石窟》等。
人类自出现以来，记录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化也就同时出现了，两者可谓同步。在人类的幼年时期，由于其生产生活水平的低下，其文化也是十分原始与粗野的，但它作为一个新事物，总是成功地在地球上产生了。其后，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有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交流、学习与吸收的结果，各自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丰富。以中国文化为例，于古代主要是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族群中进行交流与学习，结果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代表的远古文明；其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与内容的深化，在中国所属的黄河、长江、淮河、辽河、珠江等广阔的范围内就形成了以儒家、儒教、道家、道教等内容为特征的古代传统文化，并且打通了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的渠道。
两汉时期，以张骞通西域为先导，形成了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其路不仅进行着大量的经贸往来，同时也有大量的文化交往，以印度佛教艺术、佛教典籍为主要内容的印度文化的传入中土，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丝绸之路”为主要渠道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中西文化大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出现了巨大成就，除经济政治方面外，在文化、科学、宗教方面，就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它被中国文化逐渐吸收、改造后，不仅印度佛教本身变成了以中国特色为主的佛教（俗称“中国佛教”），而且经过与儒教、道教的共存，三家相互交流、学习与借鉴，到唐代时期，出现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不仅为现代中国各民族所认同，是中华民族亿万人民共有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发展，长盛不衰，久存于世的巨大的文明体系之一，产生了文化为“立国之本”的作用。
在新疆、甘肃地区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所出土的大量典籍，就是这第一次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成果之一。其后于20世纪前期演化发展出的“敦煌学”，实际上也是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敦煌学”形成以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作，在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羡林会长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现在已经变成为现实。概括百年“敦煌学”的成就，简言之，至少有以下五项。
第一，大量敦煌资料，经过初步整理已经正式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已出版14大册；《俄藏敦煌文献》已出版17大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已全部刊布；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16000号，计划出版150大册，现已出版100大册，不久即将全部问世。以上四家所藏，占敦煌文献总数的95％以上。另外，甘肃省、浙江省及北京大学、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地区和有关单位所藏敦煌文献也已陆续公布。现在，可以说百年前发现的敦煌资料（汉文部分），其刊布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
第二，各种研究性论文和专著大量发表，专业期刊也有多种问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抽样调查），在专著方面：从1983年—1988年的6年中，出版数为97种，从2000年—2005年的6年中，出版数301种。按此增长比例推算：1989年—1994年的6年，出版数应达到170种左右，1995年—2000年的6年，出版数应达到210种左右（其中减去2000年出版的80种，尚有130种）。总计约为700种左右，加上1983年前和近两年的出版数，一百年中出版专著应有1000种左右。在论文方面：1983年—1988年6年中，发表数为321篇；2001年—2005年发表数为3300篇；据此增长比例推算，1989年—1994年的6年应有1200篇；1995年—2000年的6年应有2100篇（其中减去2000年发表的470篇，应为1630篇）。以上合计为6300篇，加上1983年前和近2年发表者，总数约在10000篇左右（不包括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报导与评论）。在这些论著中，内容包括“敦煌学概论”等类型的综述；《敦煌学大辞典》类型的工具书；《敦煌大藏经》《吐鲁番出土文书》等类型的专题汇编；《敦煌莫高窟》等分地区、单位的集成；还有敦煌发现的藏文资料汇编等少数民族文字集成。刊布研究成果的期刊（连续出版物）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等多种。
第三，各种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已形成系列。据不完全统计，自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至2003年止已新建立17个单位，加上原有机构，至少在20个以上。其中“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建立，更为敦煌学的国际交流创造了新的条件，构筑了新的平台。
第四，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纷纷举行，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83年以来至2008年，已在国内外不同地区举行过近20次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术会议，促进了敦煌学的发展。
第五，敦煌学研究人员队伍不断壮大，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已经形成。以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员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10年—1948年时期出生的人员，健在者约有100人左右；1949年—1965年出生的人员约在50人上下；1965年后出生的人员约200—300人左右。可见，这一支金字塔形的队伍，是以老年学者为指导、中年学者为骨干、青年学者为基础的队伍，后备力量充足。他们分布在各地区、各系统、担负着各种重要工作，他们是21世纪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当今，全世界已进入经济一体化、知识信息化、交流网络化的新时期，地球村里再也没有可以单独存在、独立发展的角落了。如以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交流而言，可以说现已进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时期。
综观中国历史，如前所述，第一次中西文化的交流时期，是在两汉至唐朝（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1000年左右。当时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以中国古代文明传到西方为主要内容；通过交流与吸收，各自都受到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发展。
关于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时间，笔者认为应以公元13世纪后期（1271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及回国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事件作为开端，至今已经历了近750年的岁月。关于以此为开端的看法，可以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一书的论述得到充分的证明。其后于公元16－17世纪时，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内容，从物质文化的层面，提高、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中华儿女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吸收新学，吸取革命的经验，又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表明了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新时期，即发展阶段的到来。其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政治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季羡林教授才总结性地作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预言，一些学者也不断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说法。现在看来，这些预言和说法是有道理的，它正在逐渐地变为现实。但对“三十年河东”的认识理解，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解释成：西方近300年来随着文艺的复兴、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东方（尤其是中国等）落后了，因而被喻为这是“三十年河西”的天下；今天，要“三十年河东”了，即是说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要发展了，要在经济上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走在前头了……；而是应包括更深一层的含义，即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中国的世纪”是指：要在中国和东方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并不断地充分地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长处，再创新的更高一层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国文明。这一种新的文化和文明，也是当今和今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文化与文明。这才是“三十年河东”的真正含义。
这种创新的世界领先的东方文化，随着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和其交流高潮的到来，必将变成新的现实。目前出现的很多迹象，如留学热的普遍升温、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热潮，世界各国要求创办更多的“孔子学院”学习吸收中国和东方文化等，都是第二次中西文化大交流的高潮即将到来的先兆。2008年北京“两奥会”的成功举办，几百个国家争相出席，上万名运动员参与比赛，几万几十万的世界观众出席观看，参与其中，尽情享受中国北京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丰硕成果，被两奥会主席分别誉为“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国内外的电视收视率都一致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反映了全世界亿万人民对东方文化极大的热情；比赛的结果，除了赶超、打破各项世界记录的大面积丰收外，其中有些项目，如田径中的100米、200米跑一个人独得3枚金牌，成绩都打破原有世界纪录，可以说已达人类竞赛项目的极限；同样，在游泳比赛中一人独得8枚金牌，成绩也纷纷赶超和打破原有世界纪录。这种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恐怕将长留于世，成为21世纪的绝品。因此，笔者认为，2008年北京两奥会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东方文化的胜利，是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高潮即将到来的演练，“三十年河东”的美好预言已初放光芒！
为此，作为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中国敦煌学，在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大交流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应是责无旁贷的，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努力也是有可能达到的。那么就具体任务来说，有哪些工作可做呢？笔者有如下的考虑：
一、继续整理，出全尚未刊布的敦煌资料。其中尤以大量的佛教典籍资料和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资料以及古西域文字的资料，更是阙如较多，应不懈地努力，尽可能地多加刊布。
二、深入研究已刊布的大量敦煌资料，在充分诠释、研究的基础上，编著出各方面的专题论著，如
1．以敦煌佛教史料为基础，研究敦煌佛教活动的特点，尤其是系统地、细致地研究“正统佛教”和“世俗佛教”（也有说为“民间佛教”者）的特点，编出全面的《敦煌地区佛教史》和有中土特色的“中国佛教史”。
2．在系统、全面诠释各种佛教典籍的宗教内涵、文化科学知识、哲学思想等内容的基础上，编辑新版（即第二版）的《敦煌大藏经》（即“写本大藏经”），其内容可先编汉文作为正编，少数民族文字者为续编。
3．在充分搜集整理佛教艺术材料的基础上，分别编出敦煌绘画、雕塑、舞蹈、音乐、体育为主题的专题论著或者综合的艺术大全。
4．在诠释各种语言、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分别编出语言学、文字学、文学和变文的有关专题论著。
5．在各类材料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编写敦煌学概论、敦煌学发现与研究史，以及从敦煌的各种资料中反映出的中国中世纪和古代的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地方史、民族史、宗教史、哲学史、人物传记等类别的专题著作。
6．其他著述。
三、在各种课题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适时地举办与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以交流经验，刊布初步的研究成果，研讨存在的问题，提高科学水平和促进“敦煌学”的发展。
随着上述研究、整理工作的开展和有关成果的刊布，我国的敦煌学必将在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