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层面上，大家都知道各国各有长处和短处，因此，不宜简单化地提倡向哪个国家学习。但在实践层面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选一个走在前面的国家作为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倒也不失为一种很实用的做法。蒋介石当年比较了列强的各自特点，认为德国国体与中国相近，向德国学习比较切实可行。于是，他较多地向德国学习，包括其法西斯制度。结果，走上了可悲的道路。其实，如果不是简单化地照搬德国的一切，德国在许多方面确实是我国更值得借鉴的国家。
第一，人才定位多样化。
人的先天禀赋不一样，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不一样。因此，德国人多年来并不认为，所有人都上大学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事实上，德国儿童在接受4年小学教育之后被分配到四类中学：五年制的主科中学（Hauptschule）、六年制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六年制的完全中学（Gesamtschule）以及九年制的文科中学（Gymnasium）。区别中学类别的目的是有利于学生将来按不同的就职目标分别发展。主科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学生毕业后，90％以上会接受职业培训，往技术人才的方向发展，要么成为中等技术人才，要么进入高等专科学校。近年来，德国内部对于自己的中小学教育体制能否适应时代需求，也有激烈的辩论。客观地说，小学毕业就确定今后的职业方向也许过早，但是另一方面，德国绝不会有像我国高考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
我国虽然也有许多专科院校，但是，其课程设置的专业技术特征不明显，而且相当多的毕业生以“续本“或”考研”为目标。看起来，这是两国间教育机构设置上的差异，其实本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实践中，不是在口头上，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搞毕业院校的“唯成份论”，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不搞唯成份论，人才定位与培养的多样化才能落到实处。
第二，真正尊重知识，崇尚理性思维。
许多国家的纸币上都印着政治家的头像，而1993年德国发行的10马克纸币上印的却是大数学家高斯的头像。这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了这个民族对知识的尊重。因此，二战失败后德国能迅速崛起，绝不是偶然的。德国之所以能向世界贡献出那么多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也与全民尊重知识有关。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叶鹰教授早年曾经在德国做过访问学者，他发现德国人普遍地思维缜密，做事严谨。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是德国人普遍的哲学素养较高。事实上，德国人在中学阶段就可能接触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受此触动，叶鹰回国后又读了一个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这一观察与其他很多人的观察是吻合的。
在我国，知识还没有真正受到尊重，尊重的往往只是“博士”、“教授”、“院士”这样的牌子。同样，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极其崇拜点子大王，策划大师。应该注意，这些大师的奇思妙想的产生，多半出自灵感，而不是出自理性的分析。我们很多人完全没有理性分析的习惯，也不知道如何分析。理性分析与灵感思维的结合将是大有前途的，而没有理性思维的指导，一味依赖“点子”和所谓的“新思路”，则是我们很多失误的重要源头。
第三，德国的学徒制值得我们学习。
德国曾长期保持学徒制传统，训练出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德国工人的每人产出是英国的两倍。德国70％的员工都能胜任工作，而英国只有30％。我国基础教育尚未完全普及，产业工人的平均素质在许多方面还比不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在这种情况下，年年搞“质量万里行”，年年抓质量，却仍然解决不了质量问题，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在生产实践中有许多隐含知识，它们很难转化为明晰知识（总结归纳出来，写入操作规程和手册，转化为专家系统，等等），往往需要口传手授，学徒制正是合适的方式。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行之有效地推行了多年的学徒制，后来逐渐式微了，但如果想重新恢复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注意到，德国和美国的产业人才培养战略是大相径庭的。美国方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努力培养出精英人才，他们设计的自动化流水线连傻瓜都会用，因此，对一线工人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德国则希望，通过学徒制的训练，使生产第一线的产业工人也具有较高的素质。近年来，德国的学徒制也面临一些危机。本文不是提倡简单模仿德国学徒制的具体做法，但是必须看到，隐含知识采用其他方式是难以传递的。从长远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使广大产业工人的素质获得普遍提高对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德国的诸多做法有利于有效协调社会各方的关系，
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德国人在“共识型民主”与“对抗型民主”二者之间倾向于选择前者。据一次对全球各地15000名企业经理所作的跨文化问卷调查，对于“广泛讨论，取得绝大多数支持”这样一种民主协商方式的支持率，东方国家日本最高（84.6％），德国居第二位，达到69.0％。德国1976年通过共同决定法，规定员工2000人以上的公司必须设立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半数工人代表与半数股东代表组成。员工数在500~2000人的公司，必须设立工人代表占三分之一的监督委员会。所有工人代表由选举产生，不能指派。监督委员会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但是企业重大决策必须获得委员会的同意，尤其是有关人力资源方面的决策。诸如此类的做法，使得劳资关系比较和谐，整个社会比较稳定。相形之下，美国采用的是相对多数选举团制度，常常使得少数意见者感到自己被疏离了。一般地说，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更易成为罪犯、吸毒者或以其他方式反抗社会者。部分由于上述差异，美国的犯罪率相当高，而德国的犯罪率要低得多。我国在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单位抛弃了多年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做法，而更喜欢“末位淘汰”式的管理新招。从局部看，也许是提高了效率，但给整个社会的稳定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其实，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学习德国“共识性民主”的做法似乎更易成功。
第五，德国人的“综合理性”值得学习。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里希指出，美国人奉行“技术理性”，德国人则奉行“综合理性”，能包容许多价值来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德国人巧妙地解决了专利制度在保护发明创新者的同时有可能限制新技术扩散的问题。1888年德国成立了化学产业公会，该组织认为哪种技术值得推广，就出面向发明该技术的公司或个人付一笔奖励金，以换取让公会会员公司立即运用这一新技术的权利，而不必等到专利保护期满。这种做法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百姓的“外语热”日益高涨，但它主要表现为“英语热”。相对说来，国民对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语种的兴趣比过去要弱得多。这是不利于认真学习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博采众长的。美国成为主要学习对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懂英语的人较多，美国的方方面面被较多地介绍过来了。正如生物多样性对于健康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一样，文化多样性对于健康的社会发展也至关重要。我们当前十分需要更多地学习和了解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以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科技、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成功经验，使我国的发展更加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