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人都注意深入研究美国的科技政策并试图学习仿效，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它率先推出的很多科技政策都属于制度创新。但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院长Barry Bozeman教授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与社会学教授Daniel Sarewitz发现，在美国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政府失效”现象。
第一类是公共价值的表达受到压抑造成的。例如，美国保健业的成本极高，因此，公众中间有推行保健改革的强烈呼声，以造就一个百姓支付得起的、更平等的保健系统。可是，保险业认为这种改革会影响自己的医疗保险收入，就拼命抵制。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保健改革没有什么成果。
第二类情况，是政府该垄断的事项没有去垄断，带来侵蚀公共利益的后果。有一项研究表明，在临床试验方面，公司资助的抗癌药研究项目，只有5％得出否定性的评估结论；而非营利机构资助的类似研究，得出否定结论的比例则高达38％。这意味着，公司更可能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掩盖甚至歪曲事实。假定政府把新药药效及风险评估业务垄断下来，也许会比目前这种状况能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
第三类，“提供者稀缺”导致政府失效。里根总统于1984年签署P.L.98.365号法律，决定将陆地卫星（Landsat）所获得的数据之销售业务私有化。像Landsat这种档次的地球资源卫星的数目很少，如果连它获取的数据也用私有化方式销售，就不能保证公众对这些数据的公平享用了。到了1992年，美国国会明确表态说，由于Landsat数据的销售价格太高，妨碍了将这些数据用于科研用途，如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1994年，克林顿总统签署12909号行政令，题为“协调地理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对该领域进行行政干预。行政令规定，“基本的地理空间数据框架必须向所有人开放”。
第四类，短期眼光。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美国政府曾经很重视替代能源的研究开发。随着油价逐渐下跌，政府又忽视了这个领域，对替代能源和高能效技术的公共投资呈下降之势。其结果是，在80年代，能源强度（每单位经济产出的能耗）平均每年下降2.4%，势头可喜，而到了90年代，能源强度平均每年仅下降1.5％。
第五类，对资源的不可替代性问题重视不够。例如，为了保护环境，美国一些法规规定，不得在建设过程中给环境带来“净损失”，例如，绿地、林地、湿地总面积不得减少。于是，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就填充了一些湿地来盖房子，另外再搞一些人工湿地。可是，人工湿地与天然湿地的生态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环境政策条款的不严密也带来了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第六类，只有益于部分人口而不是全体公众的“利益窖藏”。1998年3月3日，美国专利与商标局颁发了一项由美国农业部和“德尔塔与松林地公司”共同申请的专利，该专利所保护的技术使农户购得的作物品种不再有繁育能力。这样的专利有效地保护了良种培育者的利益：农民被迫年复一年地买种子公司出产的品种。但是，农户的利益显然受到了损害，他们连繁育少量自用品种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于是，农民们愤怒地给这一技术起了个外号叫“绝后技术”。该技术的开发是受到联邦政府研发经费支持的，可是项目成果仅仅使一部分人群受益，这就叫“利益窖藏”。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要想使包括科技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真正为人民服务，就需要在政策法规制定过程中充分听取民意，而不能只听见有权势的利益集团的呼声（例如，我国的《道路交通法》和小学升中学的电脑派位规定出台之前的意见听取过程显然是有缺陷的）；需要将管理规章设计得很细密，不给“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之徒以可乘之机；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而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