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年间，苏轼写了不少诗作来表达自己对新法的不认同和对朝局的不理解。这些诗作由于苏轼在当时名气太大而在民间广为流传，最后传到了神宗皇帝手中。性格潇洒不羁的苏轼原本就因为为孝子朱寿昌写诗一事得罪了变法派的官员李定，时机到来，李定联合御史台何正臣、舒亶等人以“攻击新法，诽谤朝廷”之罪上书弹劾苏轼。加上之前苏轼就因元丰二年所作《湖州谢上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之言被新法派弹劾过，御史舒亶也根据当时苏轼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书中的几首诗上奏疏弹劾他道：“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宋神宗看到他的诗作和李定等人的奏章大为恼火，由于苏轼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如果这些含有对新法和朝政牢骚和埋怨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对于朝廷推行新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神宗立刻下令将苏轼逮捕进京，但因为惜才，又不许朝廷之人在路上为难他。
宋元丰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湖州逮捕苏轼。苏轼的好友王诜得知此事，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派人快马通知苏轼后，皇甫遵也已经来到湖州太守官衙。皇差到达之后，整个官衙乱作一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苏轼穿上官衣官靴，走出来面见皇甫遵。
明白皇甫遵的来意之后，苏轼向他请求与家人告别。这时他的妻子王闰之（第一任妻子王弗的妹妹）看到此景已经泪眼婆娑，不能自已。苏轼见妻子如此，反而笑了，安慰她道：“夫人，你可知道真宗时杨朴之妻的故事吗？”王闰之摇头。苏轼接着说：“当年真宗在位时要求访天下大儒，有人向皇帝推荐了杨朴，说他有奇才。但自由惯了的杨朴根本不愿意出来为官，但皇帝召见，他不得已还是跟官差去了京城。面见天子之时，真宗问他：
‘听说你很会做诗？’杨朴为了掩饰自己的才华，因此他说不会。皇上接着又问他：‘你来京师之时，朋友们没有为你写几首赠别诗吗？’杨朴回答说朋友们来不及相送，只有他妻子临行前为他赋诗一首。”王闰之问苏轼是何诗，苏轼缓缓念道：“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念完后他对妻子说：“夫人不要伤心，此一去吉凶未卜，你为何不效仿杨朴之妻也为我赋诗一首呢？”
潇洒的苏轼告别了家人之后，跟随京城来的官员来到了开封。而留在湖州的王闰之此时擦干了泪水，开始将苏轼的一些手稿烧毁，以免落入他人之手为人利用害了丈夫。苏轼的很多作品也因为这件事没能流传下来，甚是可惜。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逮捕，就由皇差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八月十八日到达京城后，苏轼被正式关入御史台的监狱，交御史台审讯。御史台又称“乌台”，据说是由于御史们经常上书言事，抨击时政，让高官们心生恐惧，唯恐避之不及，像乌鸦一样招人讨厌。又一说是因为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中“乌台”的由来。
苏轼进京之后，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审讯由御史台李定、何正臣等人共同负责。在狱中的苏轼或许受到了严刑拷打，这个不得而知，只知道出狱之后他的身体变得大不如前。苏轼的弟弟苏辙，和他交好的司马光、黄庭坚等众多人等都因此事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之后，朝中有许多人因爱惜苏轼的才华而上书为他求情，远离京城的王安石闻之此事，大吃一惊，连忙上书神宗，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以此来劝说神宗皇帝减轻对苏轼的惩罚，如果皇上将苏轼处死，天下人必然会因此对神宗产生议论，有碍天子的声誉。再加上神宗祖母曹太后因为欣赏苏轼才华，在病榻上亲自为他求情，宋神宗于是下令将苏轼贬到黄州当团练使，这已经是对苏轼的从轻发落了。他的弟弟苏辙受此事的牵连，被贬到高安，任筠州酒监之职。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是出狱后的苏轼为自己所做的一首诗。两个月后，苏轼失落地离开了开封，带着多病的身体向湖北黄冈走去。来到黄州的苏轼生活十分困苦，为了养活一大家人，他不得不靠卖官府发的旧酒袋为生。后来他在官府申请到了一块荒地，也就是他的“东坡”，苏东坡之名即由此而来。
自此，苏轼开始了他的农耕生活，这时他的生活才摆脱困顿，有了一定的改善。尽管如此，被贬之后的苏东坡没有因此而消沉，正是在黄州的日子，他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句，着名的《赤壁赋》就是写于被贬黄州之后。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风格和创作题材上较前期有了较大的改变。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归去”情结始终贯穿其中，风格也从少年时期的潇洒自由、不拘一格转化为中年时期的平淡、旷达和老成。
请欣赏一首他的词作：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
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渌醅。
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
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人生的经历难免给人深刻地打下知觉的烙印。苏轼在其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中，练就了对政治的敏感。基本上每一次的政坛风雨，哪怕只是微微的几声闪电，他都可能被击中。阴晴不定、倏忽变化，他都感受到了。如果说抽象的逻辑知觉和感性知觉存在共通的话，那么苏轼是最好的例子。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里，写风雨阴晴的就有二十多首，他对周遭天气的变化成了作词的特殊癖好。上面这首是他在黄州期间写的。
山水风雨往往是政坛失意任凭挥洒的地方。有时候，苏轼尚未找到一个让积郁消解、心灵栖息的地方，下一次的贬谪令就到了。这期间，正妻、侍妾先后逝去，没有了家庭温情来舒缓迁谪带来的苦闷。在交通落后的年代，一山一水的阻隔足以使音讯难通。和王安石一样，苏轼选择了向山水风雨宣泄心声。
名家回眸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文学家，少有几个过得轻松自在的。上自屈原，下至李杜，外有高尔基，仅宋一朝便有不少，范仲淹、王安石、李清照、辛弃疾等等。宋朝给了文人扬名立万的机会，但后人记住的这些名人都难在政坛上留下辉煌，反而在文学上曾经有过惊艳的表现。而苏轼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位。柏杨如是说。
“天下翕然师尊之”
由于北宋“重文抑武”的国策，造就了很多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他们道德文章做得很好，而且又想在政治上有番作为。这些人的品质大都是非常的好，所以留下了许多的美名。其中，欧阳修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位。
欧阳修（1007～1073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公元1007年8月6日），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父亲欧阳观当时担任绵州军事推官。三年后欧阳观调任泰州（今属江苏）军事判官。不久，死在任所。母亲郑氏当时只有30岁，只得带着自己的幼儿稚女，远道投奔随州（今湖北随州）推官欧阳晔。欧阳晔是欧阳修的叔父，他热情接待寡嫂孤侄，安置他们在随州城南定居，并辅导欧阳修识字读书。后来，叔父到他乡去做官，郑氏独立担负起培养儿子的责任。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纸笔，郑氏用荻草作笔，以沙土当纸，教习欧阳修读书作文。少年时期的欧阳修聪明颖悟，勤奋好学。数年后，他就把家中的书籍看完了，于是就向邻居借书抄诵，往往刚搁下笔，就能背诵如流。习作诗赋文章，笔墨老练，颇有大家风范。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考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在任期间，与自己的同僚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他们效法韩愈古文，讲究简明平易，显示出宋代新文风的端倪。
洛阳任满后，欧阳修奉调入京，担任馆阁校勘，参与编纂《崇文总目》。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朝廷政治斗争的大旋涡。景佑三年（1036年），担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同权相吕夷简发生激烈冲突。范仲淹讥切时弊，指责吕夷简败坏朝纲，滥结私党，结果被贬知外郡。支持范仲淹的余靖、尹洙，同时遭受贬黜。朝廷还为此下诏，告诫文武百官不准越职言事。这时，能够秉公执言的只有谏官。身为司谏的高若讷，却屈从宰相旨意，附声诋毁范仲淹。欧阳修激于义愤，撰写着名的《与高司谏书》，斥责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恼羞成怒，将书信上奏朝廷，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峡州夷陵（今胡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上任伊始，下了一番狠功夫，整顿县衙吏治，健全规章制度。数月以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官衙清静无事。政事之余，欧阳修与朋友丁宝臣、朱处仁等四出游玩，寻访夷陵名胜，观赏古朴民风。与此同时，他致力于史学着述和经学研究。正在编撰的《新五代史》，继承孔子《春秋》褒贬笔法，讲求义例，丰富并发展封建正史体例，表现出文学家修史的鲜明特色。
此后欧阳修又辗转几地去任职，后在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欧阳修再次被召回京师，以太常丞知谏院。欧阳修看到朝廷许多的弊端，外患内忧，危机四伏，积极上书请求变革。就在此时，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开始了，欧阳修成为热心促成者和积极参与者。他曾经先后上《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事札子》、《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从而推动了新政的进行。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欧阳修写了着名的《朋党论》，揭示了顽固派的实质。其后，欧阳修又上《论吕夷简札子》等奏章，怒斥顽固派。但是由于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和制造阴谋，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欧阳修也被排挤出朝廷，被贬至地方。他曾在滁州任知府。他实施宽政，悠游山水，寄情风月，抒发旷达自放的高雅情怀。这些千古至文，标志着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宛转的文风，已经达到醇美完善的境界，奠定了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宗师的历史地位，其中着名的《醉翁亭记》就是在此时写的。
后来，欧阳修又是在多个地方任职。至和元年（1054年）五月，欧阳修守母丧期满，奉诏还京。经过一番折腾，留在京师纂修《新唐书》，不久，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使馆修撰。《旧唐书》修于五代乱离之时，虽然保存了不少原始史料，但是缺漏较多，体例也不够完善。庆历五年五月，仁宗诏令开馆重修《唐书》，历时九年，未能成书。欧阳修受命主修以后，重新作出规划和部署，列传仍由宋祁主笔，表、志由学有专长的刘羲叟、吕夏卿、宋敏求、王畴等分头撰写，各志序文及本纪，则由欧阳修本人笔削定稿。又经六年努力，终于使《新唐书》大功告成。
嘉佑二年（1057年），欧阳修受命主持礼部贡举。这时的欧阳修处在文坛盟主地位，他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进入重要发展阶段。青年举子当中流行一种“太学体”，刻意仿古，文章险怪奇涩，令人难以卒读。欧阳修决心借用科举取士的机会，痛惩文场歪风邪气，培育平易自然的文风。这场科举考试中，他以文风平淡作为取士标准，于是来自西南蜀地的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时选拔在高第，这样终于使“太学体”销声匿迹，一代平易文风逐渐形成。闲暇之时，欧阳修将庆历五年以来搜集的金石铭刻拓本进行整理，编纂成《集古录》一千卷，并为其中的部分篇目撰写题跋，据以考订史事，探求经义典章，评述诗文书法。这些题跋后来编成《集古录跋尾》，成为宋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后期的欧阳修在政治上趋向保守，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持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就青苗法上过两个奏折，但是被宋神宗责骂。欧阳修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差距甚大。他再一次连章告老求退，终于在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荣衔致仕，归居颍州西湖。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8日），欧阳修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在颍州西湖畔去世，享年66岁。欧阳修一生勤奋写作，着述丰富。今存《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另有《诗本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专着。欧阳修以自己的卓越才华、创造性思维，为北宋中期的文坛、学坛和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宋代的文化繁荣，对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文学、史学和经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名家回眸
着名学者黎东方说，作为一代宗师的欧阳修，其历史功绩更主要体现为他一生爱惜人才，举荐贤能不计其数。有名的如曾巩、“三苏”、王安石等，皆提拔于“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之时”，可以说正是有他这个伯乐，大宋才“文采飞扬”。当然，欧阳修自己的贡献也不容小觑，他在文学、经学和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影响深远。
“熙宁变法”——封建王朝的惊颤
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一生因熙宁变法受到不少的争议，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除在北宋政坛闻名之外，王安石在文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诗作“学杜得其瘦硬”，善于用典，长于修辞，着有《临川先生文集》、《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书，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曾巩等七人并称“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从小就热爱读书，读书过目不忘，天赋极高，由于他出生于官吏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王益是宋朝时的中下层官员，他的一生都在大江南北辗转为官，因此王安石从小就跟随父亲遍游天下。由于他漂泊五湖、四海为家的成长经历，王安石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再加上他父亲早亡，也养成了他独立、坚韧、勇于担当的性格。
少年的王安石遍游名山大川，恃才傲物，一心要以诗赋博取功名。后来他受欧阳修、范仲淹等名臣的影响，开始钻研道德文章，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了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之后所走的官场道路非常独特，在北宋一朝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考中进士之后，一直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做着不为人知的地方小官，曾担任过官厅公事、江东提点刑狱等官职。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期间，就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带农民修建河堤水堰，改善农田水利。
还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青黄不接的农户，帮助农民度过灾荒。在此期间他所着的学术文章也颇得当时一代文豪欧阳修的赞赏，一时名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