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喝着，忽然间，乐呵呵的小姑娘不吭声了。疑惑间，我立时分明地感觉到一股热辣辣的光芒正从小姑娘的眼中直射到我的胸前。我不由得低头一看，原来是我胸前佩戴的一枚金黄色的毛主席像章。这是一枚纽扣大小的像章，制作得很简朴，但却是当时制作最早的一批。由于佩戴像章的热潮才刚刚开始，市面上流行的像章还非常罕见，因而显得十分珍贵。这还是我串连到广州时，死磨烂缠才从一个亲戚家得到的。在往井冈山一路上串联的红卫兵中，还没发现有谁能佩戴得上。正想着，小姑娘突然冲到我跟前，一把拉住我的衣脚，嗫嚅着但又十分坚定地说："哥哥，送我一个毛主席像章好吗？"我压根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回答得斩钉截铁："不行！"可小姑娘并不轻易罢休，她一急起来，眼泪珠就唰唰地涌出眼眶，像小河般沿着脸颊往下流，一直流到脖子，沾湿了厚厚的衣衫。看到她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听到她那企盼啜泣的哭声，我不能不为之心动，也自然犹豫过片刻。但是，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岁月，在那个如醉如痴的日子，在那个充满崇拜的年代，能得到一个绝无仅有的像章，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这无异于在荒山野岭的探寻中获得的旷世珍宝，无异于在茫茫的黑夜中捡到的一颗明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当时生命中的唯一选择。因此，叫我怎么舍得呢？这绝不是自私，也绝不是无情。当然，正因为如此，也难怪小姑娘如此执着、如此强烈了--"哥哥啊，给我吧，我那么老远挑水给你喝啊……"、"哥哥啊，给我吧……""哥哥……"，尽管声音越来越弱，但始终是那么坚定。
老汉和同伴也都用一种热盼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等待我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这的确不亚于一场重大战役的决策。我心潮激荡，几度心软，几次把手摸到胸前。我痛苦极了。但最终，我头脑里幻化出天安门前红旗如林的景象，幻化出无数个红臂章晃动的画面。我终于猛地狠下了心，一眼也不看小姑娘的脸，就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朝路那边走去，让身后留下了一串哭泣声。可小姑娘还紧紧地跟着我，足足走了三四里地，翻了好几道山坎，哭声才渐去渐远。我悄悄地回头一看，只见终于死了心的她倚在一棵小树边，哭成个泪人儿，一边挥手，一边还叫着："哥哥，再见了！哥哥……"
从井冈山回来，我很快便乘火车回到家乡。真没想到，一下火车，所见到的一幕令我大吃一惊。就那么短短的几天功夫，在车站广场上，在路边巷旁，到处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交换像章的人群成堆成串。不但成千上万的像章被制作出来，而且品种层出不穷。碗口大，甚至脸盆大足可以覆盖整个胸部的像章也屡见不鲜。人们以拥有最新款式的像章为荣为乐，交换像章成了时尚，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相比之下，我佩戴的这一枚显得太粗糙、太简朴了。我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全身冷得发抖。我太后悔了，早知如此，为什么不把这枚像章送给小姑娘呢，这位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孱弱瘦小的小姑娘呢？
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始终萦怀于身，令我无法解怀。尽管我相信小姑娘过后不久也很快会获得她喜爱的像章，尽管在旁人看来这只是一件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但我始终感到一种无可饶恕的后悔，一种无法弥补的痛苦。是因为物品的难得而不舍得？这并不是我的品性；是因为物品已经不难得才舍得？这更不是我的人格。那么，是后悔那种盲目狂热、那种幼稚愚忠，还是始终担心深山密林中的小姑娘会一辈子怨恨我、责怪我？我不得而知。当然，我有时也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一个人，当他极端地追求某种理念，尽管执着得近乎离谱，尽管行为似乎有点自私，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又显得那么幼稚，但就信念的追求本身而言，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我就一直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度过了几十年，似乎已成了一种情结，怎么也解不开。我曾经找过几个朋友，试图请他们帮我解开它。他们听完后，都乐呵呵地笑了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唉，老友记！你有必要把它解开吗？这就是世间的奥秘、人生的韵味，也是你特有的收获。让这件事一辈子留在你的记忆里，经常咀嚼咀嚼，不是挺美好的吗？况且，话说回来，不仅仅是你，而且我们整整的一代人，这些年来，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多弯路，如果不是这种特有的情结，如果没有这种理念的支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我想想也是，于是就甘受其役了。
（发表于《羊城晚报》2004年12月4日《花地》，于散文集《往事非烟》和省委办公厅编印的《追寻革命的足迹》）
去年初七，那一刻……
广州人毕竟最重过年。只要正月未过，年就还没算过完。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农历初七（刚好那一天又是新历的2月7日），尽管已是春节长假期的最后一天，但节日的浓烈气氛仍旧弥漫着千家万户。碰盏声、拜年声不绝如缕，迎来送往的人流依然如织。那天晚上，送走最后一批亲戚朋友，收拾好狼藉的杯盘，我们一家子又七倒八歪地埋在沙发里，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电视节目。那些生动盎然的歌舞表演，幽默搞笑的小品相声，直逗得我们忍俊不禁。这时候，我们全然没有料到，一个不知从哪个阴沟角落里冒出来的疫魔正悄悄地把杀手伸向我们人类，一场见不到刀光剑影却相当残酷激烈的生死搏杀正在我们周围进行。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观看。我拿起电话，原来是省政府副秘书长黄业斌同志打来的。连珠炮般的话音猛扣着我的耳鼓，分明不是往常那种温馨的拜年与问候，那种紧迫，那种焦虑，那种冲动，仿佛是在战场上发布命令。我的心立刻被揪住了，神经线也高度地绷紧了。业斌同志传达了省领导同志的紧急指示，要我们立刻向中办报送疫情信息。
就从那一刻开始，没有片刻的迟疑，没有丝毫的犹豫，我（当时我分管信息工作）和信息处的十几位同志一道，立刻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去。尽管，这不是在第一线上扫地雷、炸碉堡，但这是在指挥线上，为领导提供信息，为上下连接神经，同样要有艰苦的拼搏，同样要接受磨炼和考验，同样在灵魂上得到升华。雪片般飞来的信息，纷至沓来的电话，直把我们的办公室闹腾得日夜不分。每一个夜晚，当搜集的所有情况，特别是当天的疫情报告从我们的手中送出，都到了万籁俱寂的深夜，有时候到了东方天空现出了鱼肚白。记得2月14日晚上，信息处几位同志为了赶写赶发一个材料，一直干到深夜1点多，跨过了15日的凌晨。我情不自禁地开玩笑说："这一夜，我们在办公室里过了两个情人节，一个是西方的（2月14日），一个是中国的（元宵节）。"几位男女同事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亲眼目睹和见证了省委领导科学判断、从容应对、果断决策、靠前指挥的风采。我们从领导的面容和眼神里，读到了焦虑，读到了不安，更读到了坚毅，读到了果断，体验了什么是大智大勇，什么是指挥若定。我们的小小信息，就像一个个跳跃着的小音符，融汇到指挥者跌宕起伏的主旋律中，奏鸣着从遭遇战到主动战到攻坚战再到持久战的精彩乐章；我们的工作笔触，就像一支支作战地图上的红蓝箭头，记录着指挥者运筹帷幄的轨迹，描绘着决胜千里的画图。我们见证了，在那可歌可泣的日子里，省委领导不是以日，也不是以小时，而是以分以秒来计算工作时间的。尤其难忘的是2月13日至14日，社会上一阵谣传，引起了一股抢购风，米呀油呀醋呀药品呀乃至口罩呀，一时抢购一空。这不但牵动着千家万户的魂，更揪紧着领导的心。我们的信息跟随着领导的足迹，从佛山至深圳，从深夜到凌晨，从上午到中午到下午一直到晚上，马不停蹄，追星赶月，直到风潮平静下去，社会回复稳定。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争分夺秒"的真实涵义所在……
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和广大医务人员共忧共乐，并肩战斗。虽然我们不在同一条战壕，但我们时时刻刻仿佛见到他们战斗的身姿，感受到他们跳动的脉搏，更被他们救死扶伤、不顾安危、尊重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所感染和鼓舞。我们分担着他们的焦虑，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最早获得范信德不幸以身殉职的信息，都在办公室里悄悄垂泪，为他默哀；我们为倒在病榻的邓练贤、叶欣、陈洪光等医务人员祈祷，每天都阅读着他们病情每一丝变化的信息，直到他们的最后日子；我们亲身感受到以钟南山为代表的科技医务人员的科学精神求实态度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无私无畏在这场战斗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亲身感受到他们的"丰碑"称号是多么的当之无愧。如果没有他们对"非典"病因是病毒而不是衣原体以及"发烧才会传染，不发烧时不会传染"的科学判断，又怎么能把那么多无辜的病人起死回生？又怎么能实现我们省在灾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坚持"四不"（不停工、不停课、不停市、不停产）的繁荣局面？我们的心潮跟随着疫情的曲线图而波澜起伏。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呵！……终于，当标志着"病例"的一个个三角形符号像一排再也撑不起腰的死老鼠，一字形地躺在疫情图表的最底线，显示着"零病例"的信息时，我们的眼眶充满了泪水……
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深切感受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战斗情谊和众志成城、共战疫魔的革命斗志；充分领略了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和绽放异彩的岭南文化交相辉映所构成的灿烂景象；亲身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场罕见的伟大而悲壮的战斗，它值得我们回味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它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实在太厚太厚了……
抗非典斗争已经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胜利。但是，我们与自然灾害、与各种病魔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遭遇到各种伏击和阻截。前些日子又出现的几个非典疑似病例也许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遇到何种情况，我始终难忘去年年初七晚上，当我接到那个急促的电话的那一刻，因为这是预示着我们一定能够最后战胜各种伏击与阻截的一刻……
（发表于2004年2月3日《南方日报》，收集于广东省委办公厅书集《搏击与见证》）
歪打正着
1968年底，结束了在学校几年动荡不安的文革生活，在一声号令下，我们很快便告别城市上山下乡到了农场。记得刚下到生产队那天，正赶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晚上，队里开大会，一来热烈庆祝公报发表，认真组织学习；二来也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在低矮破旧的办公室前，照例点起了两盏刺眼的大汽灯，一张掉了漆的旧办公桌摆在门口，百来号人围着周边，铺着大大小小的凉席，席地而坐。老工人们的坐相都挺奇特，男的往往有席不坐，偏要蹲着，手里拿着一根一尺来长的水烟筒，"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还一个个地轮着，烟筒嘴喷出来的乌黑糊涂的烟屎洒了一地；女的则抱着半睡半醒的婴孩，有的干脆撂起衣襟，露出奶头，让婴儿甜甜地吮吸，对大一点的孩子，便给他搧着扇子，拂拭着让他睡着。我们知青们，则一派诚惶诚恐的样子，一字形地盘着腿坐在后排，毕恭毕敬地准备聆听。
五十出头满脸皱纹的生产队梁队长从办公室走出来，看这样子，也没吆喝什么，就找了张小凳子在办公桌的旁边坐下来。他没抽水烟筒，而是卷起"喇叭烟"，用嘴唇舔了舔，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拈着，独个儿美滋滋地吸着，不言不语的。看样子我们知青没来前，生产队开会就一直这个样子了，而且，早听说，生产队领导和工人的一个明显差别，就差在你抽"喇叭烟"我抽水烟筒，有些干部本也喜欢抽水烟筒，说水烟筒够劲够味，一口吸进去入肺入心，十分痛快，就是碍于面子，才似模似样地抽"喇叭"，果不其然。
到了正八时，办公室门口挂着的广播器响起来了。那熟悉的厚实清亮的男中音，播出了一个令当时所有人都为之震动的重大新闻，那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知青们自然个个都神情凝重、屏息谛听，继而是义愤填膺、摩拳擦掌。那时候，我们还在愚昧的海洋里挣扎，不知道呛了多少幼稚无知的苦水，对那华丽激昂的论调和那特别有煽动力的男中音崇拜倾慕得不得了，平时就经常模仿着读呀念呀的，自我陶醉，自然对今晚的广播同样是趋之若鹜了。但反观那些老工人，可能压根儿听不懂普通话，也可能压根儿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所以，一个个都点着头打起瞌睡，有的发出了浓重的鼻鼾声，不时还传出几声打骂孩子的尖叫和孩子的哭闹声。
《国际歌》播完后，播音嘎然而止，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老工人们反倒醒过来了，一个个揉着眼睛。这时，只见梁队长也伸了个懒腰，站起来，咳嗽两声，举起拳头，带头呼口号："打倒……"老工人们自然跟着千篇一律的举起拳头，叫着："打倒……"
接着，梁队长又叫一句：
"我们要对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口诛笔伐！"
"口诛笔伐？"我们顿时惊讶不已，"那岂不是反动口号？"
"抓反革命！"有个知青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眼瞋得大大的。那时候，反革命分子好像满地都是，抓反革命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和时髦事，随手抓几个反革命易如反掌。这不是明摆着的反革命事件？
但是，话犹未了，周围几个同伴赶紧按住他："你看那老队长像是反革命吗？这些老解放老土改，要说上山干活那是呱呱叫没半点含糊，可斗大的字没识几箩，哪分得清什么叫口诛笔伐、口歌笔颂？还不是跟着上面叫口号叫多了乱了套？""这年头口号满天飞、标语满街贴、传单满地撒，一天变几个样。别说是老队长，连我们也稀里糊涂。"这件事总算没闹起来。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回头一看，这位老队长倒是歪打正着了。那个对刘少奇判"死刑"的决定，不正值得人人口诛笔伐吗？而且，说回来，要是当年把他打成反革命，手尾可长了，少不了得为他平反，甚至还得称他有先见之明，至于给他和他的家庭子女造成的残害，那更不是一篇两篇文章所能扯得清楚的了……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文革故事》）
挑件礼物送给妈
农场安家五年整，
今秋头回要探家。
倚在门边想呀想，
挑件礼物送给妈--
摸摸手中的粗扁担，
铁肩磨得它光又滑；
掂掂床头的铁锄头，
如今只剩巴掌大。
新建的电站咱设计，
图纸就在墙上挂；
草棚换了新瓦房啊，
是咱烧的砖和瓦。
稻浪金黄胶林翠，
风吹蔗海声沙沙；
胡椒、可可、油棕果，
满山串串珍珠挂……
啊！几年的收获太多啦，
锻炼的成绩全记下，
该挑哪件当礼物啊，
好把战斗的生活来表达？
--猛瞧桌面眼发亮，
一本红色日记摆灯下，
纸面发出泥土香，
页页闪烁战斗的年华：
一行行，记下多少阶级苦，
愤怒吼声震天涯；
一字字，颗颗闪光的子弹，
批判会上连珠发。
这节写在读书夜，
革命真理绽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