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杰明白海口之地，至关重要，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但他担心大军调动，士卒离散，会无力抗战，乃铤而走险。据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4【元纪二】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然张弘范水师真占领海口，断绝宋军补给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殊死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直到傍晚，怒涛汹涌，炮火轰鸣，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大势已去，伤亡惨重。张世杰要护驾，却不成功。
宋兵全军溃败。左丞相陆秀夫杖剑趣妻子入海，背负年仅7岁的南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以免被元军俘虏。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杨太后闻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
张世杰率十六舰趁夜间突出重围，欲奔交趾再图恢复，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脱脱《宋史》卷451列传第210[忠义6？张世杰传]说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宋军残部亦被消灭。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岁，举进士。宝佑四年(1256年)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据脱脱《宋史》卷418列傳177“文天祥傳”载，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理宗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从此文改字为宋瑞，号文山。开庆初年（1259年），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岁。
咸淳十年（1274年），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
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勤王抗元的文天祥奉命赴元军议和，因不降被扣。在北解途中逃脱，夜亡走入真州，辗转来投赵昰。宋祥兴元年（1278年）加封少保信国公，人称文信公。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端宗病死。8岁的广王赵昺被立为帝，改元祥兴。至元十五年（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张弘范、李恒率水陆军二万在海丰击溃文天祥军，丞相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十月押解大都。在大都作楚囚的3年多时间里，劝降的人纷至沓来。他们大体上可分作三类：降元的南宋君臣、天祥的亲属和元朝统治者。当南宋国势阽危、风雨飘摇之时，不少大臣为觊觎功名富贵而觍颜降元，甘作贰臣，文天祥对他们深恶痛绝，对来劝降者从不假以颜色。那些人自知即便口若悬河，舌粲莲花，也不可能使其回心转意，但受人驱遣，又不敢不来。
降元的宋朝左丞相留梦炎，因与文天祥一样是状元宰相，被派来作第一个说客。文天祥不等他摇唇鼓舌，一阵唾骂，便把留梦炎骂得抱头鼠窜。后来文天祥诗中“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的句子，就是讥讽他将来何颜见江东父老。劝降受挫，元朝又搬出已经降元并被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赵显，其时赵显只有9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文天祥一眼便看出元朝统治者的险恶用心，他先是“北面拜号”，然后又不卑不亢地说出“乞回圣驾”四个字。显然，“北面拜号”是出于君臣之义，“乞回圣驾”则是明确表示自己决心殉国，无意降元。
第三个前来劝降的王积翁也是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他原知南剑川（今福建南平），见元军势大，弃城而走，纳款于元，元军攻福安（今属福建），积翁为内应，献城作为贽见之礼。元世祖忽必烈欲招致有才干的南人为己所用，王积翁遂献言南人无出文天祥之右者，忽必烈于是命他劝降，结果自然也吃了闭门羹。
用亲属劝降是元朝统治者的第二招杀手锏，已经在元朝居官的天祥之弟文璧、天祥的女儿柳娘、环娘及两妾均被当作劝降的筹码，他们“哀哭劝公叛”。文天祥没有犹豫徬徨，先是写诗讽刺文璧：
去年我别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
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
继之又拒绝了文璧送来的400贯元钞。据脱脱《宋史》卷418列傳177“文天祥傳”载，他对妻妾子女说：“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宁肯叛我而从贼耶？”又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高风亮节，义薄云天，今日读这段文字，犹使人潸然泪下！“自身分为齑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面对元朝统治者的威胁利诱，文天祥从容应对，大义凛然。
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大军由海路自潮阳港径往崖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张世杰，据脱脱《宋史》卷418列傳177“文天祥傳”载，天祥先是说：“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张弘范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得把他押解大都，交给元世祖忽必烈发落。忽必烈对文天祥的到来极为重视，先后派出平章政事（副宰相）阿合马、丞相孛罗谕降。文天祥舌战二人，侃侃而谈，语惊四座，言辞之犀利，斗志之昂扬，使两人瞠目结舌，先后败下阵来。当阿合马强行要他下跪时，据宋朱熹《宋代名臣言行录？文天祥》记述，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语塞。当孛罗诘问他：明知拥立赵昰、赵昺二王也保不住社稷、又何必拼死抵抗时，据宋朱熹《宋代名臣言行录？文天祥》及《吉安文史》庐陵文化博览“民族英雄文天祥”记述，文天祥答：“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劝降不成，元朝统治者把文天祥从馆驿移至兵马司，枷颈缚手，恶衣菲食，想以此消磨他的斗志，逼他改弦更张。但是，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芳香，文天祥对这一切都甘之如饴。
朝飱淡薄神还爽，夜睡崎岖梦自安。
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
这首诗表达了他矢志不渝忠于宋朝的信念。
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过零丁洋》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正气歌》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
他的《御试对策》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南宋末叶，程朱之学深入士子之心。虽曾伪学之禁，但解禁后，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深受理学影响。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如此愤慨。其中一段：
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
这段文字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就写得慷慨悲歌，真切动人。写于景炎元年（1267年）的《后序》，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元朝统治者黔驴技穷，忽必烈只得亲自出马。他诚恳地对文天祥说：“你把对宋朝的忠心，来伺服朕，朕要封你为大元丞相。”文天祥仍只求一死。到此山穷水尽之时，忽必烈才不得不下令杀他。行刑之际，还抱一丝希望，元朝统治者之所以迟迟不杀文天祥，是因为“既壮其节，又惜其才”。当时宋朝虽亡，但元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倘若文天祥能稽首皈依，凭借他的威望，天下不难传檄而定。因此，元朝君臣使尽了浑身解数，软硬兼施，逼他就范。但是，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底，身陷囹圄3年有余、时年47岁的文天祥在大都柴市慷慨就义。而文天祥已死。据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6【元纪四】记述，事后忽必烈不无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文天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民族气节。元朝统治者面对如此硬汉，只能徒叹奈何！
四、南海悲宋
1、赤湾皇陵
南宋遭元兵追击，“二王南迁”的流亡小朝廷君臣辗转至茫茫南海，在广东湛江、新会、海陆丰等地多处驻足，留下了许多遗址和扑朔迷离的传说。宋元共20多万大军在厓门展开最后一场惨烈的海战。宋军大败，全军覆没，南宋皇朝终告灭亡。宋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誓不作元军俘虏而受辱，遂把南宋的金玺印信挂在少帝昺身上，再背负着少帝昺在厓门投海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