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刘向
纵观古人对于事物的正确认知，大概可以归纳为“五到”——耳到为聪，目到为明，心到为智，足到为行，手到为成。虽当五者并重，但亦各有所司，各有所用。
“贵耳重目”一词是从成语“贵耳贱目”演进而来的。“贵耳贱目”意思是重视耳朵所听，轻视亲眼所见。原意是贬意，即不重视事实而轻信传闻。这个词最早出自东汉张衡《东京赋》：“若客所谓，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者也。”白居易也在《与元九书》中说：“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批评贵耳贱目这一观念，显然有着积极意义。班固《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宣帝时羌人入侵，赵充国自愿率军出击。当宣帝问到羌人的情况和所需兵力时，赵充国回答“百闻不如一见”，希望亲临前线视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其实，人有七窍，耳目便占了四份，足见耳目功能之重要。我国古代常常把“见闻思虑”作为认识事物的四个过程，把见与闻视为知识之源。现代认识论也把感官“耳目鼻口肤”看作意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如果窗口被关死，或没有全部打开，外界信息的传输渠道就会受阻，人脑对客观事物便不能做出全面的反应，以至于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众所周知：耳目有其各自的功能，重视一方而贬低另一方，必然失去公允。《庄子·天下》云：“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聪明这个词，便是对耳目的礼赞——耳聪目明。耳朵多听，可以使人生聪；眼睛多看，可以使人心明。只有贵耳重目，既重视亲耳听到的，又重视亲眼看到的，才能使自己更好地为人处世。
江西鄱阳湖边有一座石钟山，对于它的命名，古人有种种说法，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对传闻有所怀疑。于是他便到实地进行了一番考察，终于证实并完善了郦道元的记载，发现山下有众多的石头孔穴，微波在孔隙里澎湃回荡，便发出了编钟那样古朴悠扬的乐曲声。苏轼在《石钟山记》里记述了考察过程，并对那种“事不目见耳闻”便武断臆测的认识态度进行了批评。苏轼不相信传闻，而崇尚亲临实地调查研究，这种贵耳重目的态度实为难能可贵。而更为发人深省的是，到了清代，曾国藩入洞考察石钟山时，又有新的发现，把苏东坡又轻轻地嘲笑了一把。所以说，眼见为实的后面，还要加一层深入探求的功夫。
传闻不一定是事实，轻信传闻，难免以讹传讹。只有留心观察，博采众议，获取第一手材料，才能做出正确判断。汉代刘向《说苑》中记述战国初期西门豹治邺，魏文侯嘱咐西门豹要先做调查研究：“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这里虽然讲的是做官的道理，但我们面对新事物也确如乍进一间光线暗的屋子，此时应该多看多听，才能耳聪目明。
眼见者亦不一定是实。事物往往有表象、假象。尤其是人，有的貌似君子而实为盗贼。要通过多听、多看、多调查、多实践，才能“透过荷叶抓到藕”，了解到事物的本质与真相，才不至于受骗上当。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被表面的装饰所欺骗。”因而认识必须以感觉为基础，但又不能完全依赖有限的感知。也就是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常常带有一定程度的表面性和片面性，有时甚至还有虚假性，对这种附有感性色彩的眼见事实和耳闻事实，我们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需要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抽象、推理等理性思维活动，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要想获取真知，只有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维，才能超越眼和耳的局限，揭开笼盖在真正事实上的假象外衣，透视出事实的本来面目。在未上升到理性认识之前，轻易做出判断，只能是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主观臆断，而用“心”去加以鉴别，眼睛才会看得更细，耳朵才会听得更真。
今天我们提倡贵耳重目，是要在思考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感知。因为耳听目视需要一种公正的思考与纯净的公心。如心术不正，就会张着耳朵听谗言，瞪着眼睛说瞎话。正如《吕氏春秋》中所云：“私视便目盲，私听便耳聋，私虑便心狂。”意思是说，出于私心去观察事物、听取意见、考虑问题就会如盲、如聋、如狂，私心太重会蒙蔽人的视线，堵塞人的听觉，这可谓心不正则“五官”不正。因此，只有先正己心，才能真正做到贵耳重目。
今天我们提倡贵耳重目，是对主观臆断的劝说，是对厌听逆言、厌看家门之丑的扬弃。如果一个人拒绝耳与目获得的材料，只凭个人所想，或戴着个人所想的有色眼镜用耳、用目，必定会贻误自己、贻误他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许多事物瞬息万变。信息是财富，信息是机会，如果不贵耳重目就难以获得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信息。只有耳达万里，目光如炬的人，才有希望让幸运与成功永远与他结伴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