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忍，何事不办？
——吕本中
“清、慎、勤、忍”是道德准则，是南宋一位叫吕本中的人提出的为官应遵守的四条道德法则。他在《舍人官箴》中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又说：“忍字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世，尤为先务。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忍，何事不办？”这四个字亦可以说是为官为人总的准则。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使得一些明君、明臣、明士看到了这一点。吕本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清正廉洁，是不徇私意、不贪私利。“贪小利，多为狡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为小利所惑容易被奸狡的下属以小利为诱饵，如不加强在这方面的自我省察，最后的结局是得之毫末却坏了大局。谨慎，做事之前需深思熟虑，即“防人疑众，不如自慎”。他称赞孙思邈“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侈于远”的主张，认为这是为官行事的要诀。勤劳不怠惰，为官任职之人应当勿辞难事。拟文章、读公案宜自己动手。今日之事毕于今日，不可得休且休得拖且拖。他推崇《童蒙训》中所说“勤劳者，立身为善之本，不然万事不举”。《书经》中认为“必有忍，其乃有济”是“处事之本”，是“古之格言”，“忍字敌灾星”。吕本中为封建官吏制定了这四条道德法则，《四库提要》中认为这是“千古不可易”的为官为人之法。
《后汉书·杨震列传》中有“清白吏子孙”之说。杨震任荆州刺史、东莱和涿郡太守期间，“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这表现了他为官清廉的德操，为后人所赞赏。要达到杨震这样的清廉，需要清心、清神。大千世界，物欲横流。外界的声色财宝等使人受到强烈的诱惑。如果不能保持精神上的廉洁清明，不能做到“清目而不视，静耳而不听”，势必会“蔓衍于荒淫之波，留连于是非之境”，使道德尽失。
慎的内涵既广泛又集中，谨慎、慎小、慎言、慎行、慎独等，这是儒家修养的重要方法之一，《吕氏春秋》中曾用大量的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道德思想，北宋的周敦颐也多次用此语。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法家代表人物慎子认为“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等。此外在《礼记》中，在《皇极经世》中都有这样的倡导。主要是主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在思想和言行上持谨慎态度，保持本性不受“情”的蒙蔽，在修养过程中能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使主体能凭借内心的信念，选择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认为“人之神，则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这里讲“慎”，主要是指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而在事业上，尚需大胆开拓工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赋予“慎”以丰富的内涵，要求自己的信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规范自己，自觉地遵守道德原则。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勤应当说是任何学派与民族的共识，如古人倡导闻鸡起舞、先鞭不让的精神。法国的孟德斯鸠说过“将来”属于那些工作勤勉的人。英国卡莱尔说过勤勉是德行的根本。
忍则出于佛教名词，有“忍受”、“隐忍”、“忍耐”、“忍辱负重”等。隋慧远在《大乘义章》中主张“慧心安法名之为忍”。《六度集经》认为“忍不可忍者，万福之原”。忍作为佛教伦理所提倡的道德和戒律，几千年来也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法则。《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说，老将程普不甘位居周瑜之下，屡次欺辱周瑜，周瑜以国事为重，屈己谦让，从不计较。“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意思是说与周瑜交往如同饮美酒，不知不觉已沉醉其中。当然，忍要针对具体情况而言，是有原则、有限度的。为人起码要有三点不能忍，对损害国格、民族利益的败类行为不能忍，对于无辜加害于他人的小人行为不能忍，对于明显非法侵害自己利益、无端污辱人格的无赖行为不能忍。应当说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是卓越的典范，他清廉、勤奋、谨慎、忍耐，但是他在忍耐上表现了极强的原则性。他在接待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田中角荣在会谈中说日本人给中国人造成了不少麻烦，周总理当即反驳：岂止是麻烦，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当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某个阶段，也许需要有一定的忍耐，在一定时期的忍耐也许会赢得更大的成功。忍耐不是怯懦的别名，忍耐未必是弱者的无能。在暴风雨袭来时，鸟儿暂时收敛了翅膀；大树挺立着任凭风雨的摆布；在漫长的冬季，绿色告别了大地，种子任凭冰雪的掩埋。忍是一种承受，一种克制，一种无声的等待，是蕴蓄凝聚力量的过程。
总之，清、慎、勤、忍，应当说是一种综合性的道德品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为实现廉政建设，培养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培养为振兴中华而乐业敬业的勤奋精神，培养稳重宽宏的心胸，提供了历史与文化上的依据，使人们在道德修养和操守陶冶上有明晰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