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听音乐的具体感受看，恐怕那是一般爱乐者“发烧”的几个基本台阶——从柴科夫斯基开始进入，然后是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再是整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从肖邦、李斯特、舒曼到柏辽兹、德沃夏克、拉赫曼尼诺夫，等等；听进去了瓦格纳以后，才可能进入马勒；能够欣赏《春之祭>和《火鸟》，就可以试试进入勋伯格、格什温了；先听器乐曲，进而人声、合唱、艺术歌曲，再到弥撒曲、清唱剧、歌剧；器乐曲则先从交响乐、协奏曲再最后落到室内乐、独奏音乐。对乐器音色的偏好呢，则从小提琴开始，继而钢琴、再到大提琴、木管、铜管，等等。总之，上面所言，大致是跟我同辈的爱乐者共通的“发烧台阶”。我们UCLA的爱乐“五大金刚”，就这样互相攀比互相激励并互相提携着，在LP狂热中，跨过了这几个台阶的。
最早的激光唱片CD盘在美国商店露面，大概是1983、1984年。那时每张至少15.99的天价，我们穷学生根本不敢问津，同时也对那种似乎毫无杂音却异常冰冷的声音，生出一种本能的排拒。所以，我们当时的心思一仍聚焦在LP的发烧上。以LP库存量计，我这位起初的发烧“老大”很快就退了位，谭琳、薛志雄、陈羽、王光宇四位，要么早爬了头，要么和我不相伯仲。几年下来，每个人都至少积攒了有两三千张LP的储存量。为“王”者如谭琳，无论LP或CD，今天则都有过万的储量了。发烧后期的一段时间，用什么方式编写我们各自的唱片目录（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就成了我们UCLA的爱乐发烧“五大金刚”（也叫“五虎将”）们最新研习的功课。
顺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即意味着“便利化”。虽然我至今坚持认为，平均而论，LP（密纹胶木唱片）的音色，比CD（激光唱片）要来得温暖、饱满、层次丰富，所以家中存有的两三千张LP我至今不愿放弃，不时还捣腾出几张来过过干瘾。但是，CD唱盘的便利，一旦上盘开机就可以“颐养天年”，还是最终嘲笑了我的偏执守旧的耳朵，把我“手工操作”的、仿佛一如日本茶道似的仪式化的LP听碟习惯，彻底打破了——此乃后话。
北京时光：爱乐的流金岁月
1986年底，我在取得加州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又到哈佛费正清东亚中心熬了两年“研究”以后，自己独自浪游一圈欧洲，然后“学成归国”，选择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落脚任职。如果说“海龟（归）”，我大概是全中国最早的几只驮着硬壳儿横渡重洋的“大海龟”之一了。在当时，那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举止：“出国潮”正是方兴未艾，我的回国——彼时确是满怀在改革年代回国大干一场的热血豪情，在京中朋友们中间，引起了持久的惊诧和震动。而最“震”人的话题之一，则是：这小子，竟然动用海运集装箱，带了两三千张LP回国，再劳师动众地把如山如海的唱片，从广州运进北京！
一时之间，我似乎成了京城中第一LP大户。有一个说法我一直无法核实：据说，连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的资料馆，都没有我一个人的LP收藏底气足。朱伟兄从我手中借去据说是当时全北京唯一的一套瓦格纳歌剧《指环》全集转录（记得是索尔弟指挥的费城爱乐版）。后来听说，中央音院的资料室，好像也从这个“唯一”里转录了一套。我就是在这样牛屁轰轰的传闻中和当时北京爱乐圈子里最牛气、档次最高的“赵越胜沙龙”相遇的。
“赵越胜沙龙”？什么古怪东东？今天北京的爱乐年轻人，大概一定闻所未闻了。可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文化圈子里，“赵越胜沙龙”却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不见经传却人人口耳相传，圈子外遥相闻问而圈子内如雷贯耳的门槛极高的处所。当年以写改革年代的长篇小说《新星》轰动一时的作家柯云路，其《新星》续篇，就花了一个专章的篇幅，去描写这个当时的“京城最高文化沙龙”，而且成为全书中几乎最有意思的一段。这么说吧，若要“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要讲起“八十年代的故事”，在北京，你就绝对绕不开这个“赵越胜沙龙”。
“赵越胜”何许人也？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青年研究群体”的主力之一，专业研究的是西方当代哲学，主攻马尔库塞。气质、长相十足像个河北农民，却是地道的“高干子弟”——父母是副部级高干，住独家四合院，却偏偏视权势、地位之类如粪土；秉性个性乃天生的“住家男人”，却是公认的“最后的精神贵族”——妻子当时在外国留学，独自带着女儿买菜做饭，却把日子过得有条不紊且有滋有味；人长得其貌不扬，却绝对地以“貌”取人——不凭名气也不凭学历，但非得在气质、趣味上让他看对了眼，才会把你请进家门，进入这个“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圈子。
咱们还是曲话直说吧——当时北京的人文知识界有三个以“丛书”为基础的文化圈子：强调科学主义的“走向未来丛书”，以李泽厚、庞朴、乐黛云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传统国学的“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以甘阳、赵越胜、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苏国勋、粱治平等为核心的高举人文主义旗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三大圈子都有一个中心舞台——就是当时北京的《读书》杂志。在这三大圈子中，“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移译西方现、当代经典学术名著为主业，以社科院哲学所的年轻研究人员为主体，同时集中了当时京中以及全国各院校刚冒头的一批最优秀的年青人文学术骨干。今天坊间依然流行的几十部西方现、当代大部头的学术经典，就是他们当时组织人力、给予相对严格的审稿，而由北京、上海两家三联书店通力合作下推出的。
所谓“赵越胜沙龙”，就是以这一丛书的编委班底为中心组成的。“为中心”者，则就因为上面说的“以貌取人”了——不是凡编委都被欢迎踏进赵氏沙龙的门槛的，一切以赵越胜对某人的格调、趣味、气质的评估而定。据周国平兄一篇短文的回忆，当初京中某位小有名气（今天更大有名气）的“江南才子”，有一回喝醉酒，就因为被“赵越胜沙龙”拒之门外而大哭过一通鼻子。所以，鄙人虽不算他们的丛书编委，却敢号称是“赵越胜沙龙”的中坚分子之一。正是因为在友人的引荐下，与赵越胜“臭味相投”，一见如故，而成为深交至今的知己英逆的。应该说，这个每月至少聚会一次、每次聚会都必定设有专题并且有备而来的“赵越胜沙龙”，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并不是它的“爱乐”，反而是它鼓吹的人文主义色彩浓郁的“为学术而学术”、“非政治的政治”的主张，在引领当时京中整个“打开眼睛看世界”的文化思潮上所显现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自然，在一识“赵荆州”以后，一听他的爱乐谈吐，就知道他至少是“业余九段”的量级。再听说了我有如此数量惊人的LP古典音乐收藏，两位仁兄，更就是激动得抓耳挠腮地相见恨晚啦！
确实，赵越胜，是我认识的所有爱乐“发烧友”中，除李欧梵以外，另一位非音乐行当却品位“段数”极高的“异人”。听音乐，读音乐（他有时会根据可以找到的谱子、剧本和歌词，边听边读），和朋友谈音乐，然后先后陪伴两个女儿习音乐（钢琴），不但是他每日生活的必需，简直就成了他打通世俗生活和灵性生活的桥梁通道及其轴心内容。这里强调的打通“世俗生活”与“灵性生活”，我以为正是所谓“赵越胜沙龙”最特出的特征：在煮饭买菜、迎来送住的“世俗”里饱蓄灵魂心性的需求：在音乐文学、哲学宗教的精神灵性世界里，又浸润着豪饮放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世俗。比方，赵越胜两三年前在《爱乐》上发表的《论卡拉斯》等音乐欣赏文字，其实是为十多年前“赵氏沙龙”的哥们儿谋划着要办而后来夭折的人文杂志《精神》而写的，早在手稿阶段就在朋友们中间流传并受到激赏；他在当年《读书>杂志上连发的“精神漫游”哲学札记系列，和我同时在《读书》上连发的“关于现代艺术的胡言乱语”随笔系列，就是在这样呼朋引友、吃吃喝喝、听乐论文、品评文藻的沙龙气氛里完成的。
那是一个大家尚在青春年华而青春勃发的年代。我当时还是单身汉，赵越胜则是带着女儿当“留守丈夫”的“准单身”，两人又同在社科院上不用坐班的班，所以便有许多可以聚头一起听LP、侃版本、蹬着车子穿街过巷去淘唱片的机会和时间。作为单身和准单身，赵越胜在东三环上的两居室公寓和我在双榆树的“鸳鸯楼”公寓，在当时都算稀罕之物。两人又都爱交朋友、好热闹，所以，“赵越胜沙龙”，开始先在他们家的“副部级四合院”、后在他的两居室公寓，以后便陆续在我们两家的公寓轮流举行。两家都有一流的好音乐，便常常成为这种聚会上“热场子”的最好媒介。而朋友们中间两位最受欢迎的音乐专业人士——同是中央音院受业背景的作曲家丽达和男高音范竞马（后来还加上中央乐团的梁和平），一个伴奏一个放歌，则就更成为聚会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了。北京音乐厅当时为数不多的一流演出我们更是每场必到，为吕思清、范竞马的独奏、独唱音乐会，为作曲家瞿小松的最新作品发表会，为舞蹈学院刚刚起步的野心勃勃的现代舞作品的彩排，这一伙人更是四出张罗，跑跑颠颠，能量四溢。遇到卷夏之际的晴好天气，大家伙便结伴出城郊游。浩浩荡荡的二十来人，在残破的古长城上度夜放歌，在河北老乡的土炕上胡侃达旦，在黄松裕水库、密云水库的碧波间纵情横渡、戏水裸泳……清空下月华如水，湖山若壁，范竞马站在船头上和火车小站上高歌的一曲《我的太阳》，玉振金声而响遏行云，成为朋友们多少年后依然留连沉醉的“经典记忆”。
永远的“兰花花”
“赵越胜沙龙”的“爱乐”高潮，是1988年底在越胜家为范竞马出国留学举行的小型独唱音乐会。范竞马，这位来自四川凉山、获过1987年英国“卡迪富世界声乐比赛”水晶杯奖（男声组第一名）等多项国际大奖的传奇歌者——他的经历本身就足够写出一本书，是北京最早的“北漂族”之一。从四川音乐学院停薪留职北上求学，当时正是中央音院名教授沈湘的高足，住在一处租来的大杂院防震棚里，随时都处在真正饥寒交迫的窘困状态。他能进入“赵越胜沙龙”，是因为沙龙里另一位能干人物——自称“狗腿子”的诗人阿坚兄弟的引介。在范竞马，那有一种找到一个“家”的感觉（至今，赵越胜在巴黎的家和我在美国的家，都仍然可以算是他另外的“家”）；在我们大家，则有一种在星空下簇拥着一枚宝钻的惊为天人之感——那么纯正的意大利美声BelCanto，那么坚硬如金属又柔软如丝绒的声音的质地，那么历尽千山万水千沟万壑而纹理繁复、章法井然的气息与情感处理，使我们随时都忍不住要把他的声音和贝尔冈奇、卡莱里、毕约林、帕瓦罗蒂等这些大师相比较。在我后来更熟悉了他的演唱风格的海外生涯中，范竞马这种用生命来歌唱、用声音来塑造情感、形象的非凡能力，倒让我常常想起卡拉斯。范竞马的幸运与不幸，也许都在这里——他的歌声太多内涵、太经得起推敲了，太受这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的知音赏识了，反而就少了一点平民气而受累于贵族气了，此乃题外话。
越胜前几年写的一篇评述范竞马演唱的文字，重现了多年前那个“今夜无人安睡”的盛况：在美酒、美食的醉意发酵下，当晚由丽达钢琴伴奏，范竞马从最难唱的巴罗克歌曲——博诺奇尼的《多么幸福能赞美你》起唱，到《卡门》里的大咏叹调《花之歌》，再到所有人都可以琅琅上口的意大利民歌《重归苏莲托》、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当我们年轻时》，以至咏叹加拿大流浪汉的英语俚歌小调……总之，借着离情和酒兴，范竞马用他变化多端的嗓音，把丽达那里有谱子没谱子、朋友们想得到想不到的古今中外曲子，都给大家痛快唱了个够。
深夜，有人提议要竞马唱中国民歌，越胜点的是陕北民歌《兰花花》。第一句“青线线呀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的彩……”，就把所有人震慑住了。范竞马声音丕变，用的是一种逼狭的尖砺高腔，在美声的共鸣里揉进了嘶吼，一下子把那种“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在在爱死人”的拼死恋情，从牙缝里、唇舌尖问喷吐出来爆发出来，勾魂刀、剜心剑似的闪飞起来！“你要那个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好多人那晚都被范竞马的《兰花花》唱出了盈眶的泪水。多少年过去了，时光可以淘洗尽所有往事细节，礁岩一样立在记忆河岸上的，就是这首永远的《兰花花》。
谁也没有想到，范竞马那晚的小型演唱会，竟然成为“赵越胜沙龙”曲终人散的“天鹅之歌”了。20世纪80年代末，朋友们星散四方。赵越胜随后携女赴法国探亲，转行从商，寓居巴黎至今已经十多年。他在巴黎远郊的家曾是我的新婚洞房，他是我的证婚人和主婚人。他一仍那样爱书爱音乐，爱美食爱朋友，同时仍旧爱精神灵性方面的思考和讨论。他的家有专门的范竞马单间，一仍常常有朋友聚会，成为海内外各方声气相通的友人们一个包容广大的海外驿站和港湾。更奇妙的是，我辈的爱乐发烧，也许早退了烧，废了武功，赵越胜却始终是爱乐队伍里永不退烧、更永不退役的一员老员工、老士兵、老顽童。前年夏天，他托造访的耶鲁友人为我带来一段专门拍摄的录像，想让我见识一下他在家里为自己亲手打造的音乐间。荧屏上的音乐一响起来就让我陡然大惊——即便是大打折扣的录像录音，都以其音效的清晰层次、丰富的空间质感，令我惊艳不已。他在越洋电话里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特意请设计巴黎巴士底歌剧院的音响专家朋友，为他专门设计、建造的个人音乐欣赏单间，从材料的音响力学原理到器材、机位的配置需求，都绝对是专业一流水平的。
从硬件到软件，爱乐的发烧“专业”至此，在我的阅历中，或许只有作家阿城，可以稍稍“望其项背”了。我自己呢，这些年浪迹天涯，虽然爱乐“退了烧”，唯一可以告慰的是，由于命运的眷顾，如今日常工作、生活的耶鲁大学校园，有着全美排名最前列的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常常有机会免费或者低费，看到大量世界一流水平的、《纽约时报》艺术版会给予评论关注的演出和“大师观摩”。我是音乐学院各种“大师教学班”的常客，以致“常”得在他们的教研室里挂了号，会给我定期发送他们各种大师班的内部讯息。只是，日日身在宝山，“识宝”却难以“惜缘”——每日每时，不仅仅是音乐，耶鲁校园内值得投注心力、时间去关注、参与的艺术、文化、学术活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每每有无以暇及之感，自己则常常为这种“奢侈的遗憾”不但抱愧，简直有“暴轸天物”的负罪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