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在身体机构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机构上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做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做诗，但是他做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做诗的，因为他有做诗的才。有的人写起诗来，形式整整齐齐，平仄合韵，可是一读之后，毫无诗味，这种人就不必做诗。一个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几分就只有几分，学力不能加以增减。譬如写字，你能有几笔写得好，就只能有几笔写得好。学力只不过将原来不好的稍加润饰，使可陪衬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质。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决不会成功。学问是个人之事，成功则与他人有关。康德成为大哲学家，并不因为英国没有大哲学家。而希特勒的能够横行，却是英国的纵容和法国的疏忽所致。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正如唱戏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无关，梅兰芳登台，不一定饰皇后。地位很阔的人不能尽伦尽职，是不道德。村夫野老能尽伦尽职，就是有道德。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
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惟有道德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做不做的权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惟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圣贤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的成为圣贤，和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论功利
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他们于有此种行为时，亦自觉其有此种行为。他们的行为的目的，都是为利。在普通言语中，利与名并称。例如说，“求名于朝，求利于市”，“名利双收”等。我们此所谓利则不是与名并称者。我们此所谓利，亦包括名。如一个人的行为，能使他“名利双收”，他的行为，固是于他有利。即使他的行为，照普通所谓利的意义，仅使他有名无利，但照我们所谓利的意义，他的行为，还是于他有利。照我们所谓利的意义，一个人求增加他的财产，其行为固是为利，一个人求增进他的名誉，其行为亦是为利。“求利于市”者，所求固是利；“求名于朝”者，所求亦是利。
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所求的利，都是他自己的利。普通所谓“求名于朝”者，所求的名，是他自己的名；普通所谓“求利于市”者，所求的利，是他自己的利。因其所求，都是他自己的利，所以在功利境界中的人，都是“为我”的，都是“自私”的。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都是为其自己的利的行为。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
我们若从人的心理方面着想，以予利以定义，我们可以说：利是可以使人得快乐者。《墨经》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此正是从人的心理方面着想，以予利以定义。伦理学中的，或心理学中的快乐论者亦正是从此方面着想，以说人的行为的目的。他们说：人的行为的目的，都是求快乐。更确切一点说，都是求他自己的快乐。有些人有许多行为，以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有些人有许多行为，以求增进他自己的名誉；有些人有许多行为，以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这些人的行为的目的虽不同，但都可以说是求他自己的快乐。他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以为，有很多的财产，是快乐的；他求增进他自己的名誉，因为他以为，有很高的名誉，是快乐的；他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以为，有很大的事业，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人虽所求不同，而同于求他自己的快乐。
边沁以为，凡人的行为，无不以求快乐或避痛苦为目的。边沁说：“自然使人类为二最上威权所统治。此二威权即是快乐与苦痛。只此二威权，能指出人应做什么，决定人将做什么。”（边沁《道德立法原理导言》）避苦痛亦可说是求快乐。所以边沁可以更简单地说：人的行为的目的，都是求快乐。亦可以说，自然使人类为一惟一威权所统治，此惟一威权，即是快乐。
有人说：快乐论者的说法虽似乎很近于常识，但与事实不合。人的主要的行为，大概都是发于不自觉的冲动。这些行为，有之者只是为之而已，并不是因其可以得利或得快乐而始为之。如人吃饭，只是吃而已，并不是因要避饿的苦痛，或得饱的快乐，而始吃饭。当然，人于饿时，确感觉一种苦痛，人于饱时，确感觉一种快乐，但人吃饭，并不是对于避苦痛，求快乐，先作一番考虑计算而始吃饭。又如人于愤怒时与人打架，他只是打而已，亦不是因为要避忍气吞声的苦痛，或要得扬眉吐气的快乐，当然忍气吞声是一种苦痛，扬眉吐气是一种快乐。但人于愤怒时打架，并不是对于避苦痛求快乐，先作一番考虑计算而始打架。这是另一派的哲学家的说法。照这另一派的哲学家的说法，快乐论一派的哲学家的说法，是不合乎事实的。
这两派的说法，若都不用全称命题的形式，而只用特称命题的形式，则两种说法并不相冲突，而且都合乎事实。有些人的行为，是以求利或求快乐为目的，有些人的行为，是出于冲动。亦可说：一个人的行为，有些是以求利或快乐为目的，有些是出于冲动。人吃饭固有只是吃而已者，亦有为菜好吃而吃者。人打架，固有因一时的愤怒而打架者，亦有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后打架者。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出于冲动，其人的境界，或其人于有此种行为时所有的境界，是自然境界。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以求利或求快乐为目的，如其所求是其自己的利或快乐，其人的境界，或其人于有此种行为时所有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我们于本章论功利境界。所以在本章中，我们专论人以求他自己的利或快乐为目的的行为。我们并不说，所有的人的行为，或人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这一类的行为。但有些人的行为或人的有些行为，是这一类的行为，则是不容否认的。
快乐论一派的哲学家以为，不仅事实上人的行为，都是以求快乐为目的，即道德的价值，亦可以快乐解释之。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都是可以使人快乐或得快乐的行为。快乐是可欲的，亦是人之所欲。这一派的哲学家，可以借用孟子一句话，说：“可欲之谓善。”善是可欲的，亦是人之所欲。
反对快乐论者，以为一贯的快乐论，有许多困难。就第一点说。快乐论者常说最大的快乐。所谓最大者是就量方面说。但快乐是不可积的，因为快乐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种经验，经验是暂时的，当人刚才有它的时候，它立即成为过去。因此它不可积存。我们昨天得了许多钱，可以积存起来，与今日所得的钱相加，成一更大的数目。但我们昨天所得的快乐，则不能积存起来，与今天所得的快乐相加，而成一更大的快乐。因为昨天的快乐，已成为过去的经验，所留下者，只是一记忆而已。所以所谓最大的快乐，不是可以积存而致的。所谓最大的快乐，只能是于某一时，于许多快乐中，比较而得者。
但就第二点说，快乐是不可比较的。凡比较必须用一共同的量的标准。
例如一物是一斤重，另一物是二斤重。我们说：另一物比较重。斤是此比较所用的共同的量的标准。但于比较快乐的量时，则没有共同的标准可用。一个人喝酒，于喝酒得有快乐。一个人下棋，于下棋得有快乐。他们都得有快乐，但于他们两个人的快乐中，哪一个人的快乐是较大的，我们没有法子可以比较。他们亦没有法子可以比较。假使他们各依其主观，而都说，他自己的快乐是较大的，他们的话亦并无冲突。正如一个人说，我怕空袭；另一个人说，我不怕空袭。其所说不同，但完全没有冲突。这是就两个人所有的快乐说。就一个人所有的快乐说，其自己的快乐亦是不能比较的。因为人不能同时有两个快乐。当其有这个快乐时，那一个快乐已成过去。所余者，只是对于那一个快乐的记忆而已。但对于那一个快乐的记忆，并不是那一个快乐，所以不能以之与这一个快乐相比，而断其孰大。
就第三点说，有些快乐论者以为，人所求的快乐，或人所应该求的快乐，不必是最大的快乐，而是最高的快乐。照这些快乐论者的说法，快乐不但有量的分别，而且有质的分别。有高等的快乐，有低等的快乐，二者不能一概而论。穆勒说：人若对于高等快乐及低等快乐均有经验，他一定愿为苏格拉底而死，不愿为一蠢猪而生。为苏格拉底而死的快乐与为一蠢猪而生的快乐，有性质上的不同。但照上文所说的，快乐是不能比较的。即令其可以比较，我们还可以问：一个人为什么愿为苏格拉底而死，不愿为一蠢猪而生？他是因为为苏格拉底而死，比为一蠢猪而生，其快乐是更快乐的？抑是因为其快乐是更高尚的？如因其是更快乐的，则愿为苏格拉底而死者，仍是求较大的快乐。为苏格拉底而死的快乐，及为一蠢猪而生的快乐，仍是量的分别，而不是质的分别，如因为其是更高尚的，则愿为苏格拉底而死者，是求高尚而不是求快乐。而所谓高尚者，其标准又必另有所在，而不是以快乐的大小决定的。因此主张快乐论者，如其“论”是前后一致，他必须以为快乐只有量的分别，而没有质的分别。所谓高等快乐，虽不及所谓低等快乐强大剧烈，但其细腻持久，可以使人觉其是更快乐的。主张快乐论者，其“论”如是前后一致，则必需如此主张，而其如此主张，即将快乐的所谓质的分别归于量的分别。
就第四点说，严格地说，快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以求快乐为目的而求之，则必不能得到快乐。例如一人写字，他于写字时，必须完全注意于写字。
如能“得心应手”，写出的字，合乎他的期望，他即感到快乐。但他如于写字时，不注意于写字，而时时刻刻注意于求得快乐，他即不能写出如他所期望的字，因而亦不能得到写字的快乐。即专门求快乐的人，吃酒打牌，于吃酒打牌时，亦必注意于吃酒打牌，而不能注意于求吃酒打牌的快乐。快乐于我们不注意求它的时候，它才能来。我们若一注意求它，它反而不能来了。
就第五点说，如果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只是可以使人快乐或得快乐的行为，则我们即不能说，人“应该”有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于上文，我们已指出，快乐论者，如其“论”是前后一致，则只能说，为苏格拉底而死，与为蠢猪而生，其快乐的分别，只是量的分别。如果为苏格拉底而死，与为蠢猪而生的分别，只是快乐的量的不同的分别，则如有人说：我不愿意有如为苏格拉底而死那样大的快乐，我只愿意有如为蠢猪而生那样大的快乐，我们不能说，他不应该如此。犹如一个人说：我不愿意有如吃鱼翅那样大的快乐，我只愿意有如吃豆腐那样大的快乐，我们不能说，他不应该如此。
关于此诸点，快乐论者亦非不能解答。就第一点说，快乐论者可以说，昨日的快乐虽已过去，今日虽不能有昨日的快乐，但可有对于昨日的快乐的记忆。对于快乐的记忆，亦是快乐的，记忆快乐亦是一快乐。所以昨日的快乐，虽不可积存，但记忆昨日的快乐的快乐，可与今日的快乐相加而成一更大的快乐。此所谓“锦上添花”也。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单行的祸，使人有更大的痛苦；如有双至的福，亦必可使人有更大的快乐。这是常识所都承认的。
就第二点说，快乐论者可以说，人对于快乐，常有所选择，此可见快乐亦非不可比较。至于比较时不能有客观的共同的量度标准，亦是我们所承认的。
不过这没有什么重要。因为在这些方面，本只需要个人的主观的量度标准。一个人若觉得喝酒比写字快乐，对于他，喝酒就是比写字快乐。另一个人，若觉得写字比喝酒快乐，对于他，写字就是比喝酒快乐。两个人的快乐，本不必相比。就一个人的快乐说，一个人固不能将一个快乐与另一快乐相比，但可以将记忆中的快乐与另一快乐相比。你可以说，记忆中的一快乐，并不是原来的那一快乐，你以此比较所得的结果，是不确切的。但这些结果，本不需要确切，只要其本人觉得是如此即可。如一个人觉得他昨天喝酒的快乐，比他今天读书的快乐大，对于他，昨天喝酒的快乐，就是比今天读书的快乐大。另一个人觉得他今天读书的快乐，比他昨天喝酒的快乐大，对于他，今天读书的快乐，就是比昨天喝酒的快乐大。我们不能说，人的感觉能有错误。
就第三点说，快乐论者可以说，我们本不必以为快乐有质的分别。这种分别，是我们所不必坚持的。如人愿为苏格拉的而死，不愿为蠢猪而生，亦可因为是，为苏格拉的而死，比为蠢猪而生，其快乐是较大的。为蠢猪而生，为的是快乐，为苏格拉底而死，为的是更大的快乐，如此说本没有什么不可。
就第四点说，快乐论者可以说，说快乐不可求，所说实则是个人求快乐的方法，人只须注意于做他所认为能引起快乐的事，不必注意于求快乐，而快乐自至。此是求快乐的方法。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秘密。事实上，求快乐的人，大都用此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