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传记评论韩世忠，莫过于赵雄所撰之神道碑。余于《平民韩世忠》篇中已指出其心有“苦衷”。因此，他秉笔撰文，基本没有脱开先于他而成的蕲王《墓志铭》文，其铭文乃徽宗朝待御史、翰林院学士孙觌所撰。请注意：这位号称鸿庆居士的孙先生，于铭文末尾特意告白当世乃至后世曰：蕲王八月初二日薨，彦质等“十月举公之厝合榇于平江吴县胥台乡灵岩山秦国夫人墓”。于是，有寺丞向孙先生请铭，孙先生坚辞“不敢”。七年之后，“韩氏书谒无虚月，请益坚。会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辞，乃即平日所见闻，志其大者，而系之以铭。”查阅宋史佚事，原来他是“以脏罪斥”，正处于倒霉的丢官年月。“赃罪”于当时算什么屁事，怎就连给蕲王写墓志铭都“不敢”了呢？七年后又怎么就敢了呢？原来，七年后，秦桧恰死了，孙先生蒙恩除去罪籍，又被启用了。因此，他借铭文之末又特别补述说：秦桧夺三大将兵权之后，“和戎之议定，公自山西造朝，拜枢密使”，“越数日，思避时柄，上书乞解机务，不许，章累上”。理由是“今以菲才承枢密，极进陪国论，实怀危溢之惧，所冀天慈，俾解将相之官”云云。韩世忠为什么拜枢密使只数日便思避？所避的又是什么？又为什么有“实怀危谥之惧？”他所惧的又是什么？韩世忠一生征战无畏死亡，而今畏惧至连官都不敢作了，岂不怪哉？看来，刚刚被启用的孙先生依然心怀余悸，该说破的只点到为止，也只好心有苦衷，文多掩饰罢了。然而，有趣的是：赵雄撰写神道碑记时竟将上述两句击中历史真相乃至其背后隐藏的诘问又轻轻地一笔抹掉，这又是为什么？只能是蕲王当时已处于被监控之厄境，莫说身在罪籍的孙觌，即便是无罪之人，谁又肯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
韩氏子孙于七年之后坚持要孙先生来写此墓志铭文这一事实，恐怕与赵雄奉命撰写神道碑记绝然是两码子事！你看赵雄之开篇语，洋洋六百余字，拍高宗、孝宗叔侄俩人的马屁拍得多顺溜动听？孙先生的铭文只着重于单写蕲王之生平，全文仅四千百余字，而赵雄的碑记则事事不忘粉饰高宗、孝宗叔侄俩，竟致碑记长达一万三千余字！但是，这位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赵雄还基本上尊重了孙先生的铭文，将历史之真相、蕲王之本真面目留于后世，让我辈至今犹见蕲王当年叱咤风云、英武盖世之风采！
论述蕲王英武盖世，莫早于南宋孙觌之《墓志铭》文和赵雄之神道碑记。较之于孙觌，赵雄之论述更详实生动，可谓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蕲王一生中的大小战役概况，赵雄不但详加叙述，且进而论定曰：自吴起、王翦而下，“可以言智谋忠义如古名将者，若诸葛亮、郭子仪者，其庶几乎？”笔者以为，可以言丹心报国，生死度外，无愧人臣，甘为平民者，即便当代名将，若蕲王者，其庶几乎？
佐证蕲王英武盖世，不妨就铭文、碑记中提及的几个侧面权作解读，窃以为更真实生动。崇宁四年，银州城战役大败西夏兵，韩世忠只身奋勇先登，连杀敌将卒数人，“掷首陴外”，已使西夏军伍惊恐难忘；未几时日，西夏又以重兵围蒿平岭，韩世忠只以五十骑敢死之士去冲锋陷阵，并以单枪匹马刺杀了十军监军附马兀口移。这以后，致使西夏兵一旦见那个斩杀驸马爷的出阵，便自行退却，不敢再战。绥德汉韩世忠，亦如其前辈高永能，已从精神上征服了大夏国的官兵，使其“闻风而丧胆”。这时候，韩世忠仅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义副尉，年尚十八九岁！
宣和二年方腊反，韩世忠从王渊受命征讨，擒方腊，竟又是只身单骑。尚记得，不久之前，曾与朋友谈及韩世忠，朋友以为镇压方腊义军是韩世忠一生中的“污点”，不是功而是过云云。朋友殊不知镇压方腊先，韩世忠尚于山东、河北、广西、江西、湖南等地亦先后征讨过“盗贼”，死伤在他与其部属刀下的“盗贼”累计达十数万之众。对此，不妨借我绥德汉白纪年老兄曾为王树才先生的《蕲王韩世忠》序言所曰：“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政治内容和地域、种族概念。韩世忠爱他的宋国，英勇抗击外族入侵，在当时来说，是正义的。所以，历代受到推崇和传诵。可是今天，宋人何在，金人又何在，他们早已融合在中华民族之中”。“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鉴识无定，褒贬不一，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这也许能解我朋友乃至读者的疑虑。倘若不可，我辈又何必妄作强求古人亦强加今人的陈词滥言式的解说呢？
宣和三年，朝议收复燕山，王渊所部驻兵滹沱河，韩世忠及其所属部伍仅五十骑，恰与金兵二千余骑狭路相逢，又是韩世忠单骑薄敌，回折自如，出其不意突杀二执旗者，致敌大乱，追歼甚众……
韩世忠怎敢以单骑突入两千敌阵中？“金人步、马分道并进，车驾方在江南，有如不胜，必为社稷忧”“吾平昔恨无死所”，“奋忠义以报国，此其时矣！”如此掷地有声之言，每多是韩世忠临阵迎战敌兵时激励部下的口头禅，也是他一生的心灵写照！于面临恶战、生死未卜之际讲出口的话，更能证实绥德汉韩世忠无愧为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其忠勇无畏天地可鉴！
又如：钦宗元年，捷胜军兵败，宣抚副使李纲将其帅张师正斩首以徇众，激怒部将李复兵变，青、淄间附者达四五万众，致山东大乱。韩世忠受命征讨，兵不满千。追至宿迁，李复变兵有万余人。又是韩世忠乘其“椎牛纵酒”，单骑夜造其营，呼曰：“大军至矣！亟束戈解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李复所部骇慄请命，跪敬牛炙斗酒，世忠下马解鞍，饮啖辄尽。于是，众悉就降。为什么万人慑服？曰：此刻的韩世忠尽管只是个先锋军统制官，但或敌，或我，在心理上已经共认其英武盖世、天下无敌，此其因之一也；“汝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韩世忠的这一赤诚许诺，“下马解鞍共牛酒，饮啖辄尽”的大将风范，更令人折服，此其因之二也。又如，同年，真定失守，金兵以三万余大军压境，梁方平所率之王师皆溃散，韩世忠仅以三千兵卒往援，陷重围中，“粟殚援绝，孤城更数日殆破”。处此险境，韩世忠毫无畏惧，竟趁大雪夜之天时地利，将三百敢勇之士直捣敌营，致敌惊惧大乱、自相格杀奔命而遁。“后有自虏来者，始知大酋、二都统是夜被创以斃，众遂不能支。”这一战，创古今中外以少胜多战役之典范，为举世所共认。如果说大雪夜之“天时地利”是此役胜利之因，那也是出自绥德汉韩世忠之大智谋，而至关紧要的，更在于其临危不惧之英雄气慨和“将士乐为之用”！
绍兴元年，范汝为聚众十万反，其气焰之嚣张，直至僭造王伞。王曰：“建居闽岭上流，使贼沿流而下，则七郡县皆血肉矣！”亟领步卒三万，水陵并进。“师次延平，剑潭湍险，贼焚桥以拒我师，王策马先渡，师遂济”。“贼尽塞路途，埋巨木为鹿角，散布竹签，铁蒺藜，掘陷马坑，凡可以旅拒王师者无不用。”虽然，王命诸军舍正路各择便利，沿山堑溪，披践荆棘，绕出贼背，火流巨石，天梯云梯，百道齐攻，五日而城陷，范汝为及其骁将陆必强、叶铁骨、陆必元、张弓手、熊致远、叶谅等祸首五百余人，悉为蕲王斩、擒之。仅此一役，凡杀贼众计三万余人。倘若无身为统帅的韩世忠率先策马强渡之壮举，三万步卒何以能闯过此剑潭的恶浪险流？又何能于五昼夜之间便诛灭此十万余反贼？试问：如此将帅，古今中外名将者，韩世忠而外，又能有几个？
至于如黄天荡、大仪镇、涟水、淮阳诸大战役，蕲王料敌、防奸之英明果断如神灵者，莫不为古今中外之兵家所折服。
追念至此，我辈始悟得：大金国终于放弃了以武力征服乃至彻底消灭南宋，而继以借助内奸力行“和议”，绝不是因张邦昌、刘豫、秦桧、魏良臣之流出卖灵魂、甘心为奴、善于巧言令色，其原因仅只是大金国君主臣僚们历经无数次的惨败终于认了：有韩世忠为首的将帅在，南宋则不可摧矣！可以说：南宋与大金国长达数十年的争战，真正以极其惨重的代价而宣告败北的不是南宋而是大金国！历代文史学者说蕲王“重延宋祚”、“中兴佐命”、“半壁孤撑”，当也宜矣，无可争矣！
对于来犯之敌、祸国权奸、叛逆罪魁，我蕲王确切有“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一面；致使其“治军”之“严厉”几近于“惨无人道”，譬如：孝义桥一战，他曾将临阵逃脱之士卒，悉将左、右一足趾剁掉以示惩戒。建炎二年于夜袭悟室营一战中，“会丁进失期，陈思恭先遁”，“还汴，诘一军选退者皆斩”，致使丁进对他心怀忌恨，没多久因叛而被诛。是的，“兵不斩不齐”，可自己的友军或士兵因忌恨你而走向敌对的一面，又怎能说没有你的责任？至于如追剿苗、刘叛逆至临平，蕲王有令中军曰：“今日当以死报国，若面不被数箭者皆斩！”追击捷胜军李复叛军至临淄河，蕲王又令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传令部下曰：“前则有功，退则死，有怯走者许后队杀以为功！”乍听，也似乎太残酷了！然而，类若如此举措率军，则足以证明唯我蕲王深知“治军”之要旨更在于“先置死地而后生”的辩证道理。战争是什么？说白了仅止一句话而已，即死亡与死亡的对抗！唯其胜者方可免却死亡，求身于生。蕲王真正是从“死亡与死亡的对抗”中杀出来的，他最懂得治军必严的道理！
细读其传、铭文和碑记，我辈亦同时为蕲王之大爱至善、儿女情长倍多感慨！追念篇之三中已提及蕲王每于战捷后尽将朝廷赏赐分给将士，证明他严于治军的同时也很爱怜部伍，心怀善良，如：其率军有不许扰民害民条，凡违者皆以重罚。古所谓“仁者”，爱人之谓矣！韩世忠每于大战之后总不忘“招抚流亡，安靖一方。”平定建安之乱，韩世忠对于从叛之三万余众的处置，分别是“农者给牛谷使之耕，商贾者驰征禁，为贼者使民得安心，胁从者贷遣。”又如：爱惜人才，有如资助李晦叔铜钱300贯赴京应试；怜贫惜老，有如接纳钱伍入自家“旌忠庄”做家人的故事；同情忠良，有建州城收养张巧云、泪斩背嵬军爱将李虎为陈忠老汉偿命的故事；然而，更感人者，则是他于病危之际所做的三件事：
1.嘱咐家人儿孙，依愿放归府上少妇和年轻侍婢、女佣等，凡属无父母或无家可归者，皆由韩府资以金帛作陪嫁彩礼，助其成就家室。
2.嘱咐家人儿孙作“黄篆大醮”七天，借以代他祭奠和超度那些为国而战死于沙场的将士。
3.将家中所存之百万逋卷付之一炬。嘱咐儿孙靠自己俸禄为生，不作无功受禄的寄生虫。蕲王赐封食邑一万三千七百户，实受封五千九百户，以优养其全家。所谓之“逋卷”者，乃因水、旱、蝗、疫等天灾人祸，租户当年无力如数交纳租谷，以“举债负钱”之名而立为契约。传说，蕲王生前立有家规：不许他自家的旌忠庄追粮逼债，任欠债租户“有力则还，无力则欠”。所以，集存契卷多达百万余。如果说，放归侍妾只是施恩于少数的人与家庭，这一举焚销掉百万余逋卷所计是多少万银两？恩惠所及又是多少个家庭？没大爱至善之心，非大爱至善之人，能做得到吗？
做“黄篆大醮”、放归少妇、年轻侍婢和女佣等，已见我蕲王儿女情长，于临终特别提出让茅氏夫人另择婚配，不要拘古礼殉节而葬送青春年华，更可见血性男儿、一代名将韩世忠亦无愧为多情儿女！韩世忠先后接纳周氏、茅氏两夫人，极富有传奇色彩，最能见出其呵护弱者、解济危难，事事心系平民百姓，总是与豪强、权势不肯两立的可贵人格，绝然不可以“英雄爱美女”等同看！试想：倘若韩世忠不接纳周氏，幼儿时便沦落为妓的周氏，落入无赖色徒、皇族后裔赵叔近之手，其一生将会是什么下场？倘若韩世忠不救平民茅顺则之女、吕祉之养女吕小小，一个流落杭州街头的歌妓且又被诬为唱反歌而定了死罪的人又怎能逃脱“弃尸街头示众”的悲惨下场？至此，不妨如是说：韩周与韩茅姻缘，实乃唯有绥德汉韩世忠方可以成全，其间之大爱至善，可歌而可泣！
所谓“人间难得是真情”。周氏、茅氏两夫人得韩世忠救命之恩，因“真情”而生“真爱”，甘愿与韩世忠白头偕老，至死不渝。而我绥德汉韩世忠却于弥留之际，尚深怀遗憾，不愿茅氏孤守青春年华而殉葬于封建伦理，更能见出他对茅氏夫人死不瞑目之爱心；时当千年前之古人，位极人臣之一代名将，其儿女情长若此，古今中外又有几个？
儿女情长，大爱至善，蕲王韩世忠亦当之无愧矣！
“清凉居士”剖析——追念篇之五
关于韩世忠兵权被夺、相权被罢后十余年间的境况，史家乃至学界至今尚未有专文论及。有说韩世忠晚年放意林泉壶觞间，潜心于释道；也有说其晚年“纵游西湖以自乐”。我辈则认为：绥德汉韩世忠之晚年所以“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其背后深藏玄机，大有诘疑可究！
所谓的“放意林泉壶觞”，“潜心于释道”以及“纵游西湖以自乐”，皆有其来头，不妨先就宋人孙觌所撰之《咸安郡王致仕赠通义郡王韩公墓志铭》、宋人赵雄所撰之《韩蕲王神道碑》和元人妥妥所撰之《宋史·韩世忠传》中相关的文本分别摘引如下：
孙氏墓志铭文是：“公受命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一驴，从二三童奴，负几杖，操酒壶，尽兴而返。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
赵氏神道碑记是：“晚，以公王奉朝请，尤能以道卷舒，绝口不言功名。盖自罢政居都城，高卧十年，杖履幅巾，放意林泉壶觞间，若未尝有权位者。”“终日淡然，独好浮图法，自号清凉居士。故，虽权臣孔炽，王最为所忌嫉，而能雍容始终，盖诗所谓明哲保身者。”
元人妥妥所撰之传记是：“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解兵罢政，卧家凡十年，淡然自如，若未尝有权位者。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
笔者认为，上引文本，因受当初时局所限，致使孙、赵两先生运笔艰难，皆未能触及韩世忠晚岁十余年间之历史真相。时至元代，妥妥轻率重复前人笔墨，妄作增删、整合，显有误导后人之缺憾。且不妨依次一、二、三分别剖析如下：
（一）墓志铭只从三个侧面概述韩世忠之晚年，文字背后所潜藏的蕴意极为深沉，非韩世忠当年之至交和亲友，则很难作出准确的理解和讲说。
墓志铭文撰于绍兴二十八年十月，韩世忠业已去世七年，秦桧死去尚不足两年。迫于朝野上下愤恨秦桧父子玩弄朝政、恶贯满盈，民怨四溢，势若沸汤，高宗竟厚颜无耻地于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以诏令告白天下，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存亡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刚刚蒙恩除去罪籍的孙觌，又岂能不心怀余悸？因此，孙觌于所撰铭文中特意告知后人：“乃即平日所见闻，誌其大者，而系之以铭。”孙觌为什么要郑重申言这一点？这就很值得我辈细作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