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贵族，是国人坚持多年的努力。书沾上“贵族”，无论气质还是行为，就好卖，房打上“欧洲”“城堡”字样，价钱就高，前一阵全民课子学钢琴，眼下北京人又赶着让小孩学高尔夫，说是打高尔夫有贵族气质。据说一代小贵族的培养，分为两个路数，一个是本土路线，琴棋书画再加读经，一个是西化路线，钢琴、网球、高尔夫再加点涉外礼仪，比如怎么吃西餐、打领带之类。总而言之，中国城市有了点余钱剩米的人们，个个都憋着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贵族，其中有些人听说了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传言，还多少有点耐心，可相当多的人恨不得一夜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伯爵，采取了快速填鸭式的培养，孩子课余时间，学了外语学钢琴，学了钢琴学舞蹈，学了舞蹈学礼仪，弄得大人孩子都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风靡一时，许多人迷的其实不是她的文笔和思想，而是那里“贵族气质”的描写，最念念不忘的是康有为女儿占用两百多盘子的一顿西餐。
在举国若狂、追求贵族的同时，农民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倒了霉，成为贵族的反衬。在很多场合，“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无论人或事，只要被人说成是“农民”或者“真农民”，被说的多少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人宁可让人说他是流氓，也不愿意让人说他是农民。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中，农民意味着落后、保守、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以及种种让城市人看不起的毛病气质，总之，若要贬低人，一句“农民”就足够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追捧贵族、贬低农民的国人，恰恰离贵族最远。要说欧洲人捧捧贵族，倒是情有可原，封建社会相去不过三百余年，当年的贵族的城堡犹在，某些国家还有国王和爵士，可是中国，据钱穆说，宋代已经没有了大门槛，整个社会变动不居，“陋室空床，当年笏满堂，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朝为田舍儿，暮登天子堂，或者反过来，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中国的社会，没有贵族已经有上千年了，怎么到如今，反倒全社会寻找起贵族来了？
其实，现在追捧贵族的国人，尽管身在城里，有的已经住了很多代，但是，如果较真追上去，出不了三代，很可能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农民。其实农民才是我们的本色，无论哪个家族，就算是姓爱新觉罗的满族皇家的人（大多数人都姓金和赵了，近几年才开始“复辟”），查到他们的祖宗努尔哈赤，其实也是个半个农夫。对于那些号称祖辈都在城里居住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城市，在百年前不过是集中居住的乡村，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况且，居住在城里，跟贵族与否并没有关系。
也许，正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潮，拿不出手，又赶上改革这么多年，不少人有了点闲钱，可供折腾，于是就拼命地追求贵族，急切之间，又找不到学习的榜样，只好凭着一点皮毛的印象，胡乱追起来。按说，追求贵族，向往教养、品味，倒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咱们某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点追求，想给自己和子女上台阶。只是追得往往不是地方，不知道弹钢琴、跳拉丁舞甚至打高尔夫，并不等于贵族。教养，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氛围，来自教育，来自书籍的滋养。无论如何，一个只有琴谱、时尚杂志的家庭，是培养不出气质高雅的人来的。传统的中国，没有贵族，但是有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标志，不是某种我们现在热衷的零碎技巧，而是读书的传统。
已经有太长时间了，国人总是对自己不自信，而农民的底色，恰是我们某种不自信甚至自惭形秽的根苗，追捧贵族和贬损农民，其实都不过是这种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和发泄。
被权力毒化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权者行使权力毫无规则、不讲道理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最常见应该有三种：一是忍着，只要能活下去就忍，将一切归咎于自家命不好；二也是忍着，但想法找机会熬成有权者，将现在忍受的一切加倍赏给后来那些无辜的人；三依然是忍着，然后找机会寻求体制以外的权力，比如黑社会，以最横暴的方式将目前受的还回来。其实就是选择忍了的人们，脑袋里也未尝没有冒出过诸如，找人废了丫的，或者等我有了权……之类的念头。
不消说，不管是暴君还是暴官，无一例外地向往第一种结果。不过，实现这种结果大抵需要有宗教，讲种姓的婆罗门教最好，不然讲因果的佛教也凑合，可惜，在中国，婆罗门教没有影，佛教也总是变不成国教。于是，后两种反应，就愈发多了起来。第三种结果看起来相当可怕，追求直接的行动，以暴易暴，找几个哥们，或者花点银子托关系找黑社会，轻则暴打一顿，重则卸条胳臂或腿，甚至要了人家的性命。
虽然可以说是黑社会存在的土壤，但毕竟过于赤裸裸，而且歪门邪道一时半会难成气候。最危险的其实第二种反应。设法使自己变成压迫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无可厚非，学而优则仕是我们文化传统的老底子，没有贾宝玉锦衣玉食外加女儿国温柔乡的资本，有谁能见着想做官的就喊“禄蠹”？可是，这种近乎卧薪尝胆的努力中，实际隐藏着一种怨毒，一种对社会的报复，报复一般都落不到那些原来欺负人的头上，就像从前受了婆婆气的小媳妇，等熬成婆婆了之后，怨气都落在后来的小媳妇身上。最后当然是他从前的同类晦气。所以，这些人的理想实现之日，势必是劳苦大众倒霉之时。处女被诬为卖淫，校园接吻被开除，在自己家里看黄碟被逮到局子里这样大的倒霉事，也许不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碰上的。但走在大街上，无缘无故被查证件；坐车去什么地方，突然路被拦住了，要求你改道；某个场所突然不让进了，或者进去了玩得正高兴，突然被要求离开；去求职明明考试名列前茅，人家就是不要你；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领导就是让你加班，不告诉你任何理由；明明讲好的事情，上级说变就变，同样不告诉你任何理由；你的护照或者身份证丢了，想去挂失，可是人家要丢失处的派出所证明，到派出所办证明，人家又说，谁能证明你是在这一带丢的？不是每天都这么晦气，也不是每天都这么倒运，但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不知道为什么，权力总是横着使，没有一点道理，即使有道理，也不屑跟你解释，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每个老百姓都被要求像是军队里的士兵，奉行无条件服从主义，时刻准备着生吞横咽下若干你很不情愿的东西。
可悲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被毒化了，每日被生咽下去的东西并没有变成粪便排泄掉，而是变成毒素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空气和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个环境出来的人，只要有了权，就只会横着使。关键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异样了，我们的为人处世，我们的追求和理想，统统陷在怨毒和嫉妒的旋涡里，还不自知，只想着刻意追求成功，却无法体味平常的快乐，品味日常生活的幸福，还自以为是超凡脱俗。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就纷纷在学生会和班级里操练起权谋，争当各种“长”和委员，我的比较优秀的学生，谈起理想，往往要进入政界，获得权力，生活在社会的中心。童年和少年遭受权力伤害的阴影，早就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作为老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在进入官场之后，一天天变得庸俗不堪，利欲熏心。我们已经不会爱，不会用关切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当我们抱怨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时候，想没有想过，当碰上陌生人求自己的时候，自己是个什么面孔？现在，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有权者的跋扈，已经有了更多的警惕，可是，大家对权力的怨恨，却远远高于对弱者的同情，当网上每每爆发针对强权侵害弱者的声讨时，你无法辨别这其中有多少是对权力所有者的怨毒，有多少是对弱者的同情。而这种怨毒，实际上被嫉妒浸泡着，凡是网上出现北大、清华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一窝蜂地炒作，而那些针对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样的报道和评论，大家的热情却要差了很多，而很多事情，罪魁祸首，其实是后者。显然，关心这种事情的网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却是非北大和清华出身，不少媒体的从业者也是如此，当年高考和求学时的那点不平衡和小嫉妒，一直没能消散。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是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两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讲得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满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1911年已经历经40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犯了这样两个重大错误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的赔款，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得自己当政的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余地。
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着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情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付诸实际的行动。
但是，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制度障碍，都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根源。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制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有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吸取了那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噤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化的学者，走得过于远了，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么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利益。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我的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